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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大選期間藍綠兩陣營兩岸關係政策異同
一般地，兩岸關係政策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兩岸關係定位，二是兩岸的交流互動，前者起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後者受制于並服務於前者。
1、不同點：藍綠對兩岸關係定位的不同。這次大選陳水扁把兩岸關係政策作為其競選主軸，以“一邊一國”對抗“一個中國”原則，競選期間相繼退出“臺灣正名”、“公投新憲”及“二二八大遊行”等動作，提出要把“臺灣變成正常、完整而偉大的國家”。國親聯盟則以“拚經濟、救臺灣”為選戰主軸，其大陸政策比較溫和，提出“維持現狀、臺灣優先、經濟發展”的策略，認為兩岸主權問題不是現在可以決定，要留給後人決定，維持現狀是國家最穩健的做法，但也不排除“臺獨”成為臺灣未來選項。
2：相同點：藍綠兩大陣營都是提出兩岸“和平共處”的主張。雖然藍綠的兩岸關係定位不同，但他們對於兩岸交流互動的主張卻大致相同。藍營的連戰提出“兩岸和平新路線圖”，宣稱若當選“總統”，將循五個步驟推動兩岸和平；綠營的陳水扁則提出兩岸簽署所謂的“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協議”的構想，其基本內容包括：在“平等、尊嚴”的前提下到大陸訪問；建立制度性的兩岸對話機制；要求大陸撤除對臺灣的導彈部署。兩岸終止敵對狀態，建立軍事安全機制；實現兩岸“三通”，主張建立兩岸自由貿易協商機制。當然，陳水扁提出兩岸簽署“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協議”建議具有相當大的欺騙性，目的是要緩和其“一邊一國”對兩岸關係造成的緊張局勢，爭取中間票源，為選舉服務；而連戰的“兩岸和平新路線圖”的提出是認識到臺灣“邊緣化”的威脅，其兩岸關係定位與交流互動的主張比較協調一致。
二、臺灣大選後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不利因素
應該看到，臺灣大選後兩岸經貿發展中的一些不利因素凸顯，主要表現在：
第一，“臺獨”勢力呈長期執政態勢，兩岸戰略對峙升級，戰爭的危險性增加。
陳水扁連任“總統”後，民進黨呈現長期執政態勢。陳水扁在就職演説中，雖作了某種策略性的退讓，如將2006年的“公投制憲”改為“制憲改造”，但其“臺獨”本質並未改變。正如國臺辦聲明所指出：“並未放棄“臺獨”的立場，也沒有真正表現出改善兩岸關係的誠意”。值得注意的是，大選後臺灣“行政院”即通過6000億台幣軍購法案，並透露臺灣正考慮一旦爆發臺海戰爭將可能攻擊三峽大壩。而大陸方面，解放軍亦于6月下旬在福建東山島舉行“爭奪臺海制空權”的聯合軍事演習，從發展態勢看，兩岸矛盾和中美矛盾有增無減，兩岸戰略對峙明顯升級，爆發臺海戰爭的風險增加。在這種態勢下，兩岸的經貿關係出現一些新的變數：國臺辦對擁獨臺商的抨擊及有學者在網上發表文章建議“經濟制裁”臺灣的相關報導，使臺灣股市一度暴跌。部分臺灣投資者擔心原本已經緊張的兩岸關係可能會更加惡化，對投資大陸的信心削弱。而臺灣當局則立即採取多相措施引導臺商回流，包括重新推動“南向政策”，鼓勵中型企業回臺設立營運總部及回臺上市等。連串事態的發展，都給兩岸經貿關係帶來某種不穩定的因素。
第二，臺灣當局從“安全成本”考慮，對兩岸經貿發展採取抑制政策。
在大選期間，陳水扁為了爭取選票，提出兩岸簽署所謂的“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協議”的構想，但在其“臺獨”政治圖謀的基本考慮下，實際上卻是繼承李登輝“戒急用忍”的衣缽，繼續實行對快速發展的兩岸經貿關係採取管制政策：首先，是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儘量阻撓、推延兩岸“三通”的實現。在是次臺灣“總統”大選期間，陳水扁回應力主“三通”的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不能為了通航而不考慮“國防安全戰略”意義。其次，是一再向企業家呼籲“根留臺灣”，要求避免對大陸投資過於集中，以防兩岸經貿往來過於依賴大陸而造成風險。為此，臺灣當局對企業赴大陸投資作出種種新的資金和技術標準的限制。第三，就是重新積極推動“南向政策”以制衡臺商的“西進運動”，認為“中國市場也是臺灣經濟全球佈局的一部分”要求，“臺商要致力於東南亞投資，政府將政策配合，做臺商後盾”。
三、臺灣大選後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有利因素
當然，也應該看到，兩岸經貿發展的一些長期起作用的重要因素仍然存在，這些因素是：
第一，兩岸經濟的依存度、互補性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最堅實的基礎。
過去15年來，兩岸經貿關係有了長足的發展，據臺灣官方的統計，目前臺商在大陸的投資尚不到400億美元，但若包括通過香港、維爾京群島等地轉投資，及臺商在大陸盈餘轉投資，估計臺商在大陸實際投資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甚至接近1500億美元。佔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的75％以上，也佔大陸利用外資總額的20－30％，（1）臺灣産業在大陸，尤其是在廣東和華東的佈局，帶動了兩岸的貿易發展。2003年，臺灣對大陸的出口達498億美元，佔臺灣總出口的34.5％，目前，海峽兩岸的貿易依存度已超過10％，如果加上臺灣對香港的貿易依存度則已達到23％以上，而長期以來臺灣對大陸貿易存在鉅額順差（過去10年合計超過2400億美元），更成為臺灣繼續維持外貿順差、外匯積累和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
1990年代後期，臺灣經濟“全球佈局”戰略中，“南向政策”失利，“西進運動”加快，目前，兩岸經濟合作正從傳統的垂直分工逐漸轉變為平衡分工與垂直分工並存的混合模式，經濟互補性迅速加強，隨著臺灣産業轉移大陸層次逐漸提高，臺商在大陸的投資由單純的生産製造，擴大到了採購、生産管理、研究開發、銷售和售後服務等，大陸基地的價值層次也在不斷提高。這種建基於兩岸經濟的比較優勢而形成的互補性、依存度正成為兩岸經貿易關係發展中持續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
第二，臺灣經濟正陷入“淺盆經濟”危機，被“邊緣化”的壓力正迅速增加。
兩岸戰略對峙的升級令臺灣經濟出現“信心危機”，並付出巨大的經濟成本。有學者認為：“這種“信心危機”對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影響，好比一棵樹栽在泥土較少的淺盆上，很難達到根深葉茂，有可能使臺灣變成缺乏深層根系的“淺盆經濟”。”本來，大陸與臺灣的經濟互補性很強，然而有關陳水扁當局拒不承認一個中國，不斷給兩岸經貿合作設置障礙，千方百計阻撓兩岸“三通”的實現，使兩岸經貿關係長期處於非正常的狀態，造成兩岸往來人員的交通和物流費用的驚人浪費。據估計，2003年臺灣約有500萬人次頻繁往來于臺海兩岸，由於兩岸未能“三通”，僅轉機費就要損失500億台幣。
目前，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步伐加快，香港、澳門先後與內地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10＋1”）的啟動等，都是其中的標誌。臺灣被“邊緣化”的危險逐漸凸顯。目前，大型歐洲跨國企業正不斷縮編在臺營運，並將其“大中國區”總部紛紛移往大陸；擁有對臺航線的5家歐洲航空公司中的4家，包括英航、瑞士航空等已宣佈中止歐臺“直飛”航線；許多國際海運業者的越洋航線紛紛取消灣靠臺灣的航班，“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灣靠臺灣的航班已由2001年的25條航線減至2003年的18條航線，2003年4月世界最大的“麥司克輪船公司”中東航線也取消去臺航線；臺灣的高雄港1999年的世界第3名到2003年直掉到第6名。
最近，在臺美商已強烈要求實現“三通”。2004年臺灣美國商會白皮書就指出，由於兩岸間未實現“直接三通”，許多跨國公司在臺灣實施商務計劃方面面臨越來越多的障礙，它認為“兩岸不直航，臺灣將被邊緣化”，美國商會甚至下了“不儘速直航就要撤資”的最後通牒令。臺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也認為“臺灣再不改善兩岸關係，經濟發展將被“邊緣化”，並建議“當局應在政治議題上做些協調，換取加入經濟組織的機會，臺灣才能免予被“邊緣化””。
四、未來幾年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幾點研判
第一，未來四年兩岸“三通”仍難於實現，臺灣經濟難免被逐漸“邊緣化”。
陳水扁繼續執政後，其在未來四年的主要目標是“完全憲政改造工程”，這將讓兩岸關係繼續處於持續的動蕩與緊張狀態之中，而臺灣當局在《兩岸直航影響之評估報告》又認為“民間談判”使“政府”公權力執行受到嚴厲挑戰，從而把兩岸的“三通”民間對民間或企業對企業談判的通道也加以堵塞。因此，在未來幾年期間，兩岸“三通”仍無法實現，這對臺灣的本土經濟，及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都將産生越來越大的負面影響。
第二，臺商“西進”步伐加快，兩岸經貿易關係仍將持續發展。
臺灣大選後，島內政治生態環境惡化，島內移民潮再度掀起。選前一天“槍擊事件”及選後臺灣政爭不斷，以及對陳水扁再連任四年，兩岸關係的改善的可能性小，導致臺灣資金和人員加速向中國大陸轉移。很多臺商處於“心理恐慌”、“看清事實”與“呆不下去”的原因，舉家遷移至大陸定居，而在此前臺商一般是單身前來祖國大陸經商。臺灣多家移民公司都表示，大選後諮詢移民海外的客戶增加3倍以上。臺灣《天下》雜誌在大選後1000家大企業總裁（CEO）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近三成（27.9％）人是可能因為工作或其他考慮舉家移居中國大陸。該調查還發現，這些大企業和大陸的經貿關係正逐漸深化，企業到大陸投資比率從2002年的46％提升自55.6％。
近年來，如台塑集團等一些臺灣大企業，因受到政局不穩、“三通”遲遲未能實現，以及島內土地價格走高、經營成本高企的困擾，已經突破當局禁令，以在美國子公司的名義，到大陸寧波、漳州等地大筆投資。2000年曾支援陳水扁的張榮發，選前表示“長榮航運不排除繼續將重心外移”，選後低調走訪大陸大連和上海，計劃在上海浦東成立航運中心。一般估計，由於擔心臺灣被“邊緣化”以及兩岸關心惡化殃及臺灣經濟，島內大企業將加快投資海外，特別是投資大陸的步伐。
第三，兩岸經貿交往將日益便捷化，並逐步邁向雙項交流。在廣大臺商的積極的推動下，兩岸之間的人員、資金及貨物的往來將日益便利化。從2004年3月1日起，“小三通”適用範圍，在人員上，將從原來只適用於福建地區的臺商，擴大到使用所有大陸地區的臺商以及眷屬；實施的地點將從目前的福州、廈門之外，擴大到福建其他地區，例如漳州、泉州，兩岸民航企業也將不斷拓展服務的地域範圍。隨著上海經澳門到臺北航線的開通，2003年8月起，山東經澳門到臺北也已經開通。2003年12月6日，臺灣中華航空公司與大陸東方航空公司合作開通“臺北—琉球—上海”快速聯運航班，琉球成為繼香港與澳門之後的第三個轉机航線仲介點。200年3月9日，“深圳—澳門—臺北”航線正式開通，這是深圳與臺灣之間首條一機到底的航線，乘客只需要在深圳機場一次性辦理處境以及行李托運手續，整個旅程只需要3小時，成為目前兩岸之間轉機最近的航空服務。
可以預料，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兩岸經貿交流“單向、片面”的狀態正得到逐漸的改變。臺灣《兩岸關係條例》經過第八次修整後規定：適度開放大陸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餘第三地投資的公司，經許可在臺從事投資行為；許可引進大陸勞工；大陸企業可在臺灣從事廣告活動等等。大陸企業入島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趨勢。目前，北京同仁堂已在臺北設立分店，青島啤酒公司也展開在臺合作建廠行動。
第四，兩岸間經貿糾紛與摩擦將日益增多，建立某種協商渠道越來越迫切。
面對兩岸經貿快速增長及雙項交流的日益頻繁，兩岸經濟糾紛日益增多。2002年3月23日，原外經貿部應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上海寶鋼等公司的申訴，公告對進口臺灣與俄羅斯、韓國等冷軋鋼品進行反傾銷調查，這是大陸第一次對臺灣産品向大陸傾銷展開調查；隨後大陸還分別對臺灣的PVC産品、苯酚、乙醇胺等進行反傾銷調查。兩岸智慧財産權方面的保護與爭議越來越多。目前，大陸智慧財産權在臺灣未獲得有效保護，大陸知名商標包括海爾、全聚德、步步高、娃哈哈等在被島內企業搶注的現象嚴重；臺灣企業的商標在大陸被侵權案件也日益增多，如臺灣“統一”企業的商標被侵權案等。
由於兩岸日前缺乏協商管道，給這些糾紛與摩擦的解決增加了困難，也增加兩岸的企業經營的風險。因此，建立兩岸協商途徑，協同處理兩岸經貿中衍生的問題。顯得尤其必要。前臺“行政院院長”蕭萬長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架構；祖國大陸多次表示，願與臺灣建立類似CEPA的安排。臺灣若能配合採用復委託機制，將部分經貿議題由民間來協商。從爭端解決機制、知識財權等促進兩岸貿易便捷化的規範著手，以逐步增強共識，致力發展與經濟和技術合作，則將不僅將推動兩岸發展，也將有助於穩定兩岸關係。
總體而言，在兩岸經濟逐漸融合的過程中，大陸逐漸掌握了對臺經貿的主動權，臺灣正為其政治上的選擇付出巨大的經濟成本。
（作者：馮邦彥、賴文鳳，編輯：海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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