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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了臺灣經濟回歸“中國經濟圈”的必然規律，以及在回歸過程中，由於客觀經濟規律和主觀政治因素所導致的臺灣“産業空洞化”和“經濟邊緣化”問題，並探討了上述問題的解決之道——遏制“臺獨”政治路線，推動“中國市場一體化”和“中國貨幣統一化”，並最終為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奠定基礎。
一、臺灣經濟發展的歷史啟示
臺灣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地理、文化、血緣等紐帶的聯繫下，其經濟發展歷來與中華民族的命運資訊相關，國力強盛，則臺灣對祖國大陸的經濟依附程度加大，向心力增強；國力衰弱，則臺灣對祖國大陸的經濟依附程度減低，向心力減弱。近代以來，臺灣經濟在中、日、美、中經濟圈內的移動，就是這種客觀規律的反映，也是臺灣經濟發展的歷史性回歸。
臺灣經濟發展長期依附於祖國大陸。由於滿清政府的衰落和腐敗無能，日本統治臺灣後，以暴力手段逐漸阻斷了臺灣與祖國大陸的經濟聯繫，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殖民經濟政策下，兩岸貿易量急劇萎縮，而臺灣與日本貿易量大幅增加，臺灣經濟成為日本經濟的附庸，並被納入日本的經濟體系。二戰勝利後，雖然臺灣重回祖國的懷抱，但由於國民黨當局發動內戰，導致國力進一步衰弱，不得不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內戰失敗後國民黨殘余勢力撤守臺灣，在經濟上完全依賴美國的扶持，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反而與祖國大陸的經濟聯繫完全斷絕。
隨著祖國大陸“十年動亂”的結束和世界“冷戰時代”的終結，祖國大陸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軌道，國力迅速得到了恢復與增強。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率先提出了兩岸“三通”的政策主張，極大地緩和了兩岸關係。1987年，臺灣當局“終止戡亂”，有限度地開放兩岸人員和經濟往來，兩岸之間的經濟交往逐漸恢復。在政治的禁令鬆動後，臺灣經濟發展的重心不可逆轉地脫離美國，向歷史回歸，向祖國大陸靠攏，逐漸恢復了其作為中國經濟體系一部分的歷史地位。
據統計資料顯示，到2003年，臺灣對美國的出口比重從1984年的48％降到18％，下降了30％，而且對美出口連續三年呈現負增長。而據中國海關統計，2003年1至11月，臺灣與祖國大陸的貿易總額達到了522.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近30％，並首次超過臺灣與美國的貿易總額。
據臺灣統計，2003年，臺灣與祖國大陸和香港的貿易總達到624.7億美元，其中對大陸及香港的出額為497.9億美元，進口為126.8億美元，順差為371.1億美元。臺灣對香港和大陸的出口比重達到了34.5％，超過了臺灣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2003年臺灣經濟增長3.15％，其中2.59％來自外貿凈需求，即祖國大陸對臺灣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70％。若無對祖國大陸的出口，臺灣經濟增長將不到1％。臺灣經濟重回“中國經濟圈”已是不爭的事實。
二、臺灣經濟發展的困境
臺灣經濟雖然重歸“中國經濟圈”，但由於兩岸分離已久，經濟制度的差異和政治路線的衝突，在兩岸經濟秩序重新調整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許多潛伏的危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由於客觀經濟規律和主觀政治因素所導致的臺灣“産業空洞化”和“經濟邊緣化”。
所謂的“産業空洞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對海外投資迅速增加，導致內部製造業的生産比重及核心經濟地位下降，吸收就業的能力減弱，總體經濟競爭實力下滑。
上世紀60至70年代，臺灣經濟曾有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80年代以後，由於島內生産成本大幅上升，投資環境不佳，臺灣企業對外投資開始大量增加，成為全球資本輸出最重要的地區之一，一度排名全球第七位。目前，祖國大陸是臺灣最大的資本輸出市場，約佔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尤其是製造業的投資比重更高。大陸已成為臺灣最大的海外製造基地與加工中心。據臺灣“經濟部”2003年5月調查，臺商對外製造業投資中，對大陸的投資佔78％，預計2004年將超過80％。臺灣資訊硬體企業在大陸的生産比重也從2002年的47.5％上升到63％。尤其臺灣的傳統産業迅速向大陸和東南亞等地轉移，臺灣製造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急劇下降，製造業的産值比例于90年代初降至30％以下，整個工業的産值比例也于2003年首次降至30％以下。臺灣新興的高科技産業也繼傳統産業之後不斷外移。由於企業外移，投資減少，失業率不斷攀升，臺灣經濟出現停滯不前的局面，目前臺灣GDP與每人平均GDP僅相當於90年代中期的水準。臺灣出現“産業空洞化”的現象，已是不爭的事實。
與臺灣“産業空洞化”的現實相比，臺灣經濟更大的困境來自潛在的“經濟邊緣化”的威脅。所謂臺灣“經濟邊緣化”是指在當今全球區域經濟合作浪潮中，臺灣由於政治障礙而無法加入相關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或組織，從而成為區域化合作浪潮中的“孤兒”。
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中，出現了三大自由貿易區塊，即美洲自由貿易區，歐洲經濟共同體以及亞洲的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區，東盟自由貿易區及南亞自由貿易區。在亞太地區，新加坡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于2004年1月1日生效；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簽署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同時于1月1日正式啟動；中國與東盟啟動“提早收穫計劃”率先於1月1日起實施農産品關稅調降；韓國與新加坡已開展自由貿易協定的商討，日本與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正開展自由貿易的雙邊交涉，中國、日本、韓國開展經濟合作研究計劃；南亞自由貿易區步伐加快，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七國領導人已共同簽署“南亞自由貿易協定框架公約”決議2006年建立南亞自由貿易區，在五至十年內將現行3％左右的關稅降到5％以下，並希望最終建設成類似于歐盟的統一大市場。
上述不同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共同特點是，相互減免關稅，提供優惠，提供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而尚未加入區域合作機制的臺灣地區則無法享受到優惠，不利於其差別出口，無法實現更大範圍的經濟合作。這正是臺灣經濟“邊緣化”的困境和危機所在。
三、臺灣經濟困境的根源
臺灣經濟的困境有著複雜的根源，既有經濟發展的客觀原因，也有臺灣當局政治路線方面的主觀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説，人為的主觀因素大於經濟發展的客觀因素。
從表面看，臺灣“産業空洞化”的直接原因是對外資本輸出和産業外移，而造成這樣結果的有兩個主要因素，其一是經濟發展的客觀因素，既它是某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自然經濟現象，企業和資本尋求最大利潤，必然會到投資環境優越，生産成本低廉的地區投資。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和工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下降，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越是經濟現代化，製造業的比例越低。其二是深層次的政治因素，即由於臺灣地區內部政治不穩定，社會動蕩不安，投資環境惡化，企業效益下滑，資本或企業為規避風險而外移。
臺灣位於遠東至北美、遠東至歐洲重要的戰略樞紐，具有發展經濟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國民黨當局曾在美國的支援下，于1995年提出了“以大陸為腹地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戰略構想，並以開放兩岸直接“三通”為實現這一經濟戰略的先決條件。“亞太營運中心”的規劃比較符合臺灣的經濟發展客觀條件，對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有積極意義，因此這一構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祖國大陸的默許和支援，並在1997年4月19日，成功地開通了福州、廈門到高雄“境外航運中心”的兩岸貨運海上試點直航，至今營運良好。
然而，決心與祖國大陸為敵的李登輝擔心兩岸經濟貿易密切不利於其推動“臺獨”路線，提出了要“重新檢討以大陸為腹地建設臺灣亞太營運中心計劃”，進而提出“戒急用忍”，為發展兩岸經濟聯繫設置障礙。陳水扁上臺後，完全放棄了“亞太營運中心”計劃，而以“全球運籌中心”取而代之，提出“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的新戰略，頑固阻撓兩岸“三通”，無視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以及大陸市場對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拒絕建立兩岸及港澳之間的經濟合作機制，反而爭取與美國、日本建立自由貿易區，使臺灣經濟融入美、日經濟體系，並達到遏制臺灣經濟“中國化”的目的，同時還謀求以主權國家的地位與祖國大陸一起參與“10＋1”或“10＋3”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大陸和其他成員國的抵制。
臺灣當局推行“臺獨”路線的結果導致島內政局不穩，社會矛盾激化，“三通”遙遙無期，外商對臺投資減少，跨國大企業紛紛將“大中華區總部”撤離臺灣，移往中國大陸，甚至擁有對臺航線的五家歐洲航空公司的四家也宣佈終止和與臺灣之間的直飛航線。事實證明，臺灣“經濟邊緣化”的根源正是臺灣當局的“臺獨”路線，在臺灣當局遏制島內經濟文化“中國化”的戰略下，臺灣經濟的區位優勢正在消失，臺灣“經濟邊緣化”的危機在加深，“臺獨”有可能變為“臺孤”。
四、臺灣經濟擺脫困境的出路
臺灣與祖國大陸唇齒相依，和則兩利，分則兩害。臺灣經濟要走出困境，擺脫“空洞化”、“邊緣化”的困境和危機，唯一的出路是放棄“臺獨”路線，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加速實現兩岸直接“三通”，使臺灣經濟在“中國經濟圈”的範圍內得到合理的迅速的發展，造福兩岸人民。
與此同時，對於大陸方面如何協助臺灣經濟走出困境，進一步密切兩岸貿易關係方面，筆者有以下建議，供與會的兩岸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參考：
（一）探討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建立兩岸四地的經濟合作機制實現中國經濟一體化，不使臺灣孤立於“中國經濟圈”之外。目前祖國大陸已分別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了“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對密切三地關係，促進港澳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錢其琛副總理在紀念江澤民主席發表“江八點”講話七週年時，首次提出願意聽取臺灣各界關於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建議。如果這一設想能夠得到臺灣當局的積極回應並付諸行動，必將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步入更深、更廣的領域，並有可能以産業分工的方式合理解決臺灣經濟“産業空洞化”問題，促進和保護雙向投資，構造“中國統一市場”，提升兩岸人民的就業水準。
（二）以適當名義吸收臺灣加入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不使臺灣重回美、日經濟體系。經中國政府同意，臺灣以“臺澎金馬單獨關稅區”的名義加入WTO，依WTO規則，臺灣地區有權以上述名義與WTO內的成員協商建立雙邊或多邊的經貿合作機制。2003年，臺灣對亞洲出口超過850億美元，首次超過臺灣出口總額的60％以上，亞洲成為臺灣出口與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保持這種增長勢頭，把臺灣經濟的重心留在亞洲和祖國大陸，有利於兩岸經濟關係的進一步融合。這樣一來，臺灣“經濟邊緣化”的危機將迎刃而解。
（三）在兩岸四地經貿合作框架下，開放臺灣農副産品進入大陸市場。此舉不但有開拓兩岸經貿合作新領域的重要意義，而且有利於轉變極少來大陸的臺灣農民對祖國大陸的觀感，促進他們對祖國大陸的了解，增強臺灣農民對祖國大陸的向心力，瓦解“臺獨”勢力的社會基礎，同時加快臺灣先進的農業技術向大陸市場轉移，進一步提高大陸農業的科技含量，由傳統農業向“精緻農業”轉化，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同時，使大陸的農業由追求産量的傳統路線向産量與效益並重的方向發展。
（四）逐步建立“中國經濟圈”內部兩岸四地的金融合作機制。以其全球第一的外匯儲備，可以極大地增強抵禦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這一過程其實早已開始。目前大陸已批准在大陸設立臺資的華一銀行，另批准臺灣彰化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銀行、中信銀行、世華銀行、土地銀行與第一銀行等七家銀行在大陸設立了辦事處，並批准臺灣12家證券公司在大陸設立了17個辦事處和代表處，有一些臺灣金融企業通過收購香港銀行股權和與大陸、香港銀行策略聯盟的方式進入大陸市場，開展兩岸三地的金融業務合作。在此基礎上，建議在人民幣完全開放自由兌換前，先逐步實現人民幣、港幣、澳幣和新台幣有條件地自由兌換，便利兩岸四地的投資貿易。在兩岸四地的雙邊貿易中，可以雙方流通的貨幣進行結算。在“中國市場一體化”發展成熟之後，逐步實現“中國貨幣統一化”。金融業的合作，將使兩岸四地構成的“中國經濟圈”更具活力和競爭力，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併為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當然，上述建議能否實現的前提是臺灣當局能否徹底放棄“臺獨”分裂路線。如果臺灣當局堅持其分裂祖國的頑固立場，則臺灣政治無寧日，臺灣經濟無出路，臺灣人民無前途。望臺灣人民和臺灣當局三思。
（作者：李簽，北京臺灣經濟研究中心執行理事長；編輯：海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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