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臺灣本土意識”倡導之時與兩岸關係情勢變化的互動

　　在探討這樣兩個可互為“主變項”與“依變項”的互動關係之時，在民調上可以發現下列一些有趣的現象關係，我們試以“陸委會”理念所做的民調結果作為分析基礎來證實這些假設：

　　1、在兩岸關係進展顯現有僵持或是跌落低谷之時，也可能剛好正值是臺灣政治人物鼓吹“本土化”與“臺灣意識”的高峰時期。早期的例子是1994年4月的“千島湖事件”，當一些臺灣人到大陸旅遊遇害之後，臺灣內部對大陸的敵意與仇恨是極其自然的回應。影響所及，根據香港中國旅行社“申請臺胞證前往大陸人次”的統計，1994年的只有一百三十九萬人次，不僅比前一年一百五十二萬少了近十四萬人次，而且也是歷年來首次負成長。導致臺灣當局借用雙方關係惡化，臺灣民眾又對大陸有不良印象之時，在該年7月公佈了“海峽兩岸關係説明書”，這是臺北官方立場首度抽象化“一個中國”意涵到血緣、歷史、地理與文化層面，而且正式宣告臺北將不在國際上與北京爭奪“中國代表權”，企圖塑造臺灣的獨立主體性十分明顯。

　　2、臺灣政治人物可再倡導一些主張可促進“臺灣本土意識”的深根之時當就使得兩岸關係更加惡化。

　　最明顯的兩個例子是1999年7月李登輝倡導的“特殊兩國論”，與2002年8月陳水扁倡導“一邊一國”主張。就會發現事後當時臺灣內部偏向臺灣獨立，自認自己是臺灣人的數字開始均呈現偏高，而民眾沒有看好兩岸關係的發展的比例也增加很多。

　　根據“陸委會”的統計，在1999年8月，與2002年12月的二次民調中，可以看得出來在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的一個月後，臺灣內部民眾主張宣佈獨立的數目是12.2％，是“陸委會”歷年來調查中唯一超過二位數的一次。另外也可在發現在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主張之後的四個月，臺灣民眾主張儘快宣佈獨立也是5.9％，但認為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答詢者也創歷年新高的21.5％。這些數據均可證明與“臺灣本土意識”有契合關聯的“臺獨主張”是有受到臺灣政治人物主張的影響。

　　然後連帶所及，臺灣民眾也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不持正面態度看待。以1999年8月的那份民調的結果而言，這顯現出在“特殊兩國論”之後的一個月，臺灣民眾認知“大陸民眾對我政府敵意態度”飆升至歷年來最高為88.5％，反彈至對“一國良知”模式認為可解決兩岸問題的不贊同看法竄升至歷年來新高，為87.2％。影響所及則是民眾對兩岸交流開始持保留看法，當時民調認為兩岸交流速度過快的民眾也有23.5％，比起前一年15.6％的數字確是明顯上升。

　　3、這樣“主變項”與“依變項”的互動關係，就可以吸納這樣的看法：即當“兩岸關係”是主變項時，作為依變項的“臺灣本土意識”可隨著兩岸關係的情勢好壞研判，再由政治人物採取不同的政治主張而加深或放淡它的色彩。而另一方面當政治人物有意以其主張在加強“臺灣本土意識”之時，這樣的主變項就會使得“依變項”的“兩岸關係”走向惡化。顯見政治人物可以視主客觀環境因素，運用對自己有利的時機與言行，來主導對“兩岸關係”與“本土意識”的主張以及影響。

　　二、政治人物“本土意識”倡導與“兩岸談判”的互動關係

　　政治人物到底是因為要運用“兩岸關係”的惡化時機而倡導“臺灣本土意識”，或是因為倡導“臺灣本土意識”而導致“兩岸關係”情勢的惡化，其實在前文中已有提及，那是基於他自己判斷何者是它最有利的時機及條件而定。但是，“兩岸談判”與“本土意識”的倡導是否有互動的關係則需要用另一種邏輯推理的方式來驗證，主要原因是這方面兩個主題的互動沒有民調數字可以佐證。我們設法在邏輯推理上作下列方式的嘗試分析。

　　1、兩岸關係惡化時，固然可讓臺灣政治人物有機會更加深對“本土意識”的倡導，因為那個時候臺灣民眾對大陸既缺乏信任，又對大陸懷有敵意，當然一種對“自我”意識的認同，以及對臺灣感情培養的一種呼籲是相當容易打動人心。但是這樣的趨勢發展固然對“兩岸談判”的阻撓與杯葛會産生某種程度的效應，但並不見得是絕對。像1994年4月的“千島湖事件”雖然導致稍後7月的“海峽兩岸關係説明書”的發表，但是兩岸一旦僵局化解，該年7月30日至8月5日，海協會常務會長唐樹備與海基會副董事長焦仁合就展開第一階段的“焦唐會談”，而且唐樹備還親自來到被臺北與會。

　　2、但是政治刻意倡導“本土意識”，不在惜兩岸關係會因而惡化，進而導致兩岸復談無望，這應是本文探討中相當重要的推論。

　　1999年的李登輝“特殊兩國論”提出，形式上是希望賦予兩岸政治定位，但是這項理論提出時機正值1998年辜汪會晤後汪道涵要回報來臺的前夕，最後因這樣的觀點導致中共取消汪道涵的臺北之行，確是很難不將李登輝不希望兩岸復談的想法與“特殊兩國論”提出動機劃上等號。

　　另外則是2002年的陳水扁“一邊一國”主張的提出，也正值兩岸傳聞要進行“三通”的談判之時。最能支援這樣説明的例子是在同年7月7日當陳水扁面對錢其琛副總理當時提出“只要把三通視為國內事物，就可儘早實施”的談話時，就反駁説：“這是不可以的”他認為，大陸如果把“三通”視為“國內事物”，就是一種預設的前提。不到一個月，陳水扁就提出“一邊一國”主張，這種企圖排斥與阻撓兩岸即將可能進行“三通”談判的心態是相當明顯的。
　　
　　因此，邏輯上借用“本土意識”的推動，既鞏固臺灣內部對大陸推動促談予以拒絕的心防，又能惡化兩岸關係的情勢，導致兩岸任何對話與談判的破局，真正是説明瞭“臺灣本土意識”應是“兩岸談判”開展的障礙存在。其實解釋這樣的道理非常簡單，除了“特殊兩國論”與“一邊一國主張”之外，凡所有目前在臺灣推動“本土意識”的措施與教育，如“去中國化”的史地教材編纂，“通用化”的拼音措施，“方言化”的語言政策，“臺灣化”的護照加注，“本土化”的故宮形象塑造，“制憲化”的“憲政“改造，均會導致大陸的反對與激怒，進而當更形成兩岸關係進一步探討惡化，將上述如此的措施定位在“臺灣本土意識”的強化，進而形成為“兩岸談判”的障礙恐怕並不為過。而再進一步探討對“兩岸政治性談判”的影響，在這些極具挑釁性質的“本土意識”措施，實際上就在希望在談判的途上灑滿鐵釘使得任何開拓的建議都會鎩羽而歸。

　　（作者邵宗海，臺灣政治大學中山中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