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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總是選擇重要的關鍵時刻，歷史把一個又一個相似的問題擺在人們的面前。
25年前，個人崇拜的禁忌樊籬曾經讓檢驗真理標準發生過偏差；10年前，計劃崇拜的最後防線曾經讓姓“社”姓“資”的爭論一度無休無止。如今，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深刻社會變革，困頓迷惑的新問題難免接踵出現。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不同社會階層的出現？我們應該如何正視非勞動收入與固有觀念的矛盾和衝突？有沒有財産、有多少財産還是不是判斷政治先進與否的標準？今天，從江澤民總書記政治報告的字裏行間，人們發現這些問題已經有了清晰的答案。
“實踐總是在理論之前提出問題，理論總是超越實踐指引方向。”不止一位代表認同這樣的觀點。江蘇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代表提醒人們注意———政治報告首度使用了“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表述，並且明確“要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方針在全社會認真貫徹”。
就在十六大開幕的當晚，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也專門提到了政治報告的這個細節。這位專家認為，“四個尊重”要求我們對於勞動要有新的認識，要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業、支援人們幹成事業的社會氛圍，無論是按勞動分配還是按投入要素分配，無論是勞動收入還是非勞動收入，只要合法就都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和社會的尊重。
事實上，一些出席十六大的代表自身經歷已經表明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人都將被團結在黨的周圍。蔣錫培代表是江蘇遠東集團的黨委書記，這家年銷售收入25億元的民營企業擁有156位黨員。39歲的蔣錫培認為，“吸收更多的民營企業家入黨説明瞭中國共産黨能審時度勢，與時俱進”。
很多人談到了這樣的事實：來自基層的實踐已經突破了傳統的思維禁地。新聞記者們注意到，早在黨的十六大召開前5個月，8名私營企業家代表便在廣東省黨代會上第一次公開亮相。同樣是39歲的楊林靜代表説：“共産黨的富民政策把我們推上歷史舞臺，成為黨代表，我心裏感到很光榮。”
正是在這一屆廣東省黨代會上，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明確提出，要加大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建立黨組織的工作力度。來自私營企業的黨代表則認為，“用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來替代家族式的親情領導，促進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使企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當然，廣東進行這一實踐的勇氣，應當是更多地來源於江澤民總書記2001年夏天發表的“七一講話”。毫無疑問，理論和實踐的相互促動正在衝擊著人們的傳統觀念。黨的十六大召開前日，大會新聞發言人在回答鳳凰衛視記者的相關提問時，已經隱隱透露出發展更多優秀社會成員入黨的資訊。
一天以後，十六大政治報告為諸多問題的判斷提出了清晰的標準。出席大會的黨代表們認為，依照這一報告的思想和精神，無論是在判斷各種勞動光榮與否的問題上，還是在判斷私有企業主政治先進性的問題上，都不再存在思想的誤區。
在人民大會堂前接受記者採訪時，俞曉松代表堅稱“私營企業主入黨不會改變黨的性質”。這位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認為，“只要他們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就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員”。
……
25年前，圍繞著判斷真理産生的一次震動整個民族的討論，實踐的標準破除了個人崇拜的禁忌樊籬，改革開放由此浪潮奔騰；
10年前，圍繞著如何判斷姓“社”姓“資”的無休止爭論，“三個有利於”的標準衝潰了計劃崇拜的最後防線，市場經濟由此掀起壯闊波瀾。
今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些判斷問題的標準，同樣具有極其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它對於國家進步、民族復興和執政黨創新的深遠意義，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地顯現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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