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一刻：中英兩國政府舉行《聯合聲明》簽字儀式。

    　香港不收回，歷史會怎麼寫我們這些管事的人

   　 我們原來設想的“一國兩制”是想用在解決臺灣問題上的，但是香港問題先碰到了。因為到了1997年6月30日，按照條約，英國人租借新界到期了。到期了就有一個問題：是索還，還是繼續租？必須作出決斷。

  　  1979年3月，英國派了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到北京來摸底，想延長對新界的租期。

    　3月29日，小平同志會見麥理浩。麥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不能超過1997年，可能會影響到香港未來的繁榮。

    　小平同志覺察到了英國的意圖，明確表示不同意麥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後新界仍由英國管理的意見。他指出：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國兩制”的名詞。他説：解決臺灣問題的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1982年8月10日上午，小平同志和鄧穎超一起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談到香港問題，小平同志再次強調：香港不收回，我們這些管事的人，歷史上將怎樣寫我們？説得露骨點兒是賣國賊，含蓄點兒是清朝皇帝。

   　 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一次談話中，對解決香港問題的總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説，當時中方確定的談判方針就是：“必須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區和在不損害國家主權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按照小平當時的話講：“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這個大框架裏面做。”他還説：“我們要根據會出亂子這種可能性來安排一切。”“如果這中間發生大的風波，我們對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時間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慮。”

   　 這説明，中央從一開始對解決香港問題就做了兩手準備。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採取武的一手。

  　  撒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摔了一跤

  　  1982年9月23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首次訪華，小平同志同撒切爾夫人的第一次會見，成為中英就香港問題正面較量開始的標誌。直到1984年9月雙方達成協定，12月撒切爾夫人正式簽字，談判整整進行了兩年。

    　英方在雙方會談開始之前，也做了一番準備工作，研究了與中方立場截然相反的對策。當時，號稱“鐵娘子”的撒切爾夫人剛剛打勝了馬島戰爭，從阿根廷手中奪過了馬爾維納斯群島。

    　撒切爾夫人開頭並不想把香港交還給我們，她曾考慮過搞國際共管，考慮搞全民公決，搞第二個新加坡，就是“獨立”，甚至考慮過在軍事上跟我們對抗。但是中國情況不一樣，中國畢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馬島。

 　   9月24日，人民大會堂。小平同志會見撒切爾夫人。撒切爾夫人一上來就要求在1997年後繼續維持英國對整個香港地區的管轄不變，並以威脅的口氣説：“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由英國來管治。如果中國宣佈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和後果。”

  　  小平同志立刻針鋒相對地頂了回去。他強調：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不遲于一兩年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佈收回香港這個決策。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管轄之下，實行適合香港的政策。

  　  小平同志還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相信我們會制定出收回香港後應該實行的、能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擔心這一點。我擔心的是今後15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

  　  這時，小平同志又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他説：“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15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這是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進行的最關鍵的一次會談和較量，後來小平同志稱之為“定調子”的會談。定了什麼調子呢？就是：第一，中國決心按照“一國兩制”的設想，于1997年收回整個香港地區，主權問題不容談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實現平穩過渡；第三，如談不成，中方將單獨採取行動；第四，如出現動亂，就將採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這一下打下了撒切爾夫人的氣焰，她走下人民大會堂東大門臺階時摔了一跤。中國是禮儀之邦，我們對她客氣，留點面子，新聞片裏沒有這個鏡頭。我在香港看片子，片子裏老出現這個鏡頭。

  　  英國的“鐵娘子”頂不過中國的“鋼鐵公司”啊！“鋼鐵公司”是毛主席送給鄧小平的綽號。

  　  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寫的回憶錄裏説，那天晚上到釣魚臺賓館，撒切爾夫人就對他説：“他（鄧小平）這個人好冷酷無情呀！” 

 　　刪掉“the”打破了議程問題談判僵局

    　雙方一開始就陷入了有關議程問題的爭論。

    　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認中國對香港整個地區的主權，然後進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穩定繁榮與移交主權等技術性問題。英方認為談判不應該有任何先決條件，主權問題只能作為更廣泛、更具體的所有交易的一部分來加以討論。這樣經過5輪、6輪商談，一直就在這個問題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1982年9月和撒切爾夫人講的，兩年為期。到了1983年春天，過了六七個月，議程問題還沒有解決。

   　 此後，撒切爾夫人終於在柯利達等人的勸説下召開緊急會議。1983年3月，撒切爾夫人致函中國總理説：“如果中英兩國能夠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達成協定，而這些安排既能保證香港今後的繁榮和穩定，又能為中國方面，也能為英國議會和港人所接受，我就準備向議會建議，使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比過去的態度總算是有所變化了。

   　 中方立即提出了實質性談判的三項議程：主權的移交，1997年之後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還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討論1997年前後的安排問題，不同意在議程中出現“交還香港”或“主權移交”一類的字樣。這樣一來，議程還是僵在那裏。

  　  柯利達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我當時是主管西歐的部長助理，我記得那是個夏天，大概是7月，他專門約我到他官邸共進午餐。喝咖啡的時候，他説：他非常著急，議程問題到現在還談不下來。我們是用中文寫的稿子，第三項議程就是“香港主權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柯利達跟我講，雙方還沒開始談判，如果用這種表達，就等於説英方已經承認了主權必須移交。因此，他建議把冠詞“the”改成“a”。我當時想，用“a”就很不確定了。我跟他説：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沒有冠詞的問題。柯利達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這樣定了。

 　   西歐司的一位官員吳吉平後來到美國留學，在他寫的《香港會談風雲錄》描寫了這段故事：“這樣的細微差別，中文裏是沒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遊戲，實際上包含著中、英兩方的不同立場。”

    　之後，我和柯利達就第二階段談判的議程達成了一致意見，決定先談1997年後的安排，再談1997年前的安排，最後談“關於主權移交事宜”。議程問題解決之後，雙方商定於7月12日開始正式舉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第二階段會談的第一輪談判。談判在北京臺基廠頭條3號舉行。

    　會談的時間和地點本來是保密的，但是來北京採訪中英會談的大批香港記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駐華使館門口，一看到使館的車隊開出大門，就搭乘計程車窮追不捨。他們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價要司機闖紅燈。會談地點就這樣被記者發現了。

  　  中方由姚廣任團長，英方由柯利達大使任團長。當時，大致每月舉行一輪會談，每輪會談時間為兩天。

  　  姚廣在前臺，我在後臺，我參與了談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達進行私下的接觸和磋商，但是沒有參加正式代表團。

   　 放《火燒圓明園》時，只有英國使節沒出席

  　  英國人從一開始就玩弄“三腳凳”。本來是中英談判，英國侵佔了中國領土，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談判。但是英國想把香港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拉進來，使談判形成2：1的形勢。“三腳凳”就是想“以華制華”。他們想拿香港來否定我們，但我們立場堅定，英方沒有辦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還製造所謂的“民意”，配合會場上的鬥爭。有些報紙整天發表文章，説：我們香港人歡迎英國繼續統治，中共來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毀滅，諸如此類，要英國人不能讓步。港督尤德這派人物尤為積極，幾次策動由兩局議員單獨組織的代表團到倫敦向英國政府“請願”，要求英國政府“不要對中國作太多讓步”等等。

   　 他打“民意牌”，我們也應該動員輿論。所以那一時期，《人民日報》發表了很多文章來進行反擊。碰巧當時我們拍了電影《火燒圓明園》，我記得好像是外交部組織各國使節去看。英國大使館的人很敏感了，他怕自己下不來臺，就沒有出席。

   　 6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出席六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的港澳人大代表、港澳政協委員時又詳細談了香港問題。這次談話著重講了“50年不變”和“要在過渡時期中培養治港人才”的問題。

   　 小平同志在這一段時期，屢次親自直接出面做工作，穩定民心。

   　 這時，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國人還打“經濟牌”，有意地製造恐慌。香港資本主義金融市場是很敏感的，所以物價開始飛漲，老百姓去搶購日用品，港幣直線貶值。

   　 本來英國人是想拿這個壓我們，但我們的方針是，你搞你的，我們不為所動。結果1983年9月24日出現了個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動蕩，港元大貶值，弄得他們自己倒慌了手腳。

   　 英方的幾招都行不通，我們的態度又比較強硬，用柯利達書中的話來講：“中國固然希望得到經濟上的好處，但不會為了香港繁榮這個經濟方面的考慮，而犧牲收回主權這個民族的和政治的目標。”

　　英國不改變態度，我們就要考慮談判繼續下去的必要性

    　我們開始的説法是“主權的移交”。我記得第2輪談判以後，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見，説法律上用這種字眼不大好。因為主權本來是屬於中國的，英國侵佔了香港，不能説主權就歸它了，建議改成“恢復行使”。所以從那以後我們的説法就改了。

   　 在頭3輪的談判中，柯利達執行撒切爾夫人的策略，不厭其煩地宣傳香港的繁榮都是英國統治的結果，聲稱只有中國同意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英國才會同意給中國以名義上的主權。這其實是英國人的底牌。而姚廣指出：“要解決這一歷史遺留的問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把香港歸還中國。”

   　 因為這個問題，雙方爭執得很厲害。這也反映到每輪會議後發表的公報上。第1輪會談後發表的公報中提到雙方認為本輪會談是“有益的”和“建設性的”。第2輪只説“雙方進行了兩天有益的會談”。第3輪、第4輪只有“雙方舉行了進一步會談”，什麼形容詞都沒有了。

   　 對於下一輪談判，姚廣的態度也強硬起來，説如果“英國不改變態度，我們就要考慮談判繼續下去的必要性”，給對方施加了壓力。

   　 撒切爾夫人在其他一些內閣成員和柯利達等人的説服下，終於開始考慮改變態度。10月19日，在第5輪談判中，柯利達講到，如果香港問題解決了以後，英國不謀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而只謀求與香港保持某種密切聯繫”。我們問他“某種密切聯繫”是什麼意思，一定要他講清楚。

   　 12月7日，在第7輪會談中，柯利達講：英方不再堅持英國在1997年後對香港的管治，也不謀求任何形式的共管，我們講“密切聯繫”，將不會與1997年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力一併歸還中國這一前提相衝突，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求未來的香港政府跟英國政府建立“權力或彙報的關係”。什麼叫“彙報”關係？下級對上級才彙報嘛！他説：我們不會去挑戰中國的主權。

   　 但是，後來證明這又是一句假話。他們並沒有放棄“挑戰中國的主權”和1997年後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來的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念頭。

   　 第7輪會談之後，柯利達就奉召回國當撒切爾的顧問了，但還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換了伊文思大使當團長。中央也決定換人，1984年1月25日，第8輪會談時，讓我代替姚廣當團長。

   　 英方代表步步為營，只要有空子就鑽

    　第8輪會談開始，繼續討論第一項議程，即有關1997年以後的安排問題。這方面展開的各項爭論，都是圍繞國家主權這一根本問題進行的。後邊各輪談判，英國的方針概括起來就是這麼一句話：步步為營。

    　我們講我們的12條方針，英方則採取“迂迴戰術”。每輪談判談到某一個問題了，他拿出幾頁紙，説你這一條方針我們並不反對，但是我們的理解是如何如何。他這個理解跟我們的理解相差很大，他的理解就是要損害你的主權的理解，不是別的理解。

   　 比如説外交問題。我們説香港是特區，是中國的一個地區。凡是和中國建交的國家可以在香港設立總領館或是領事館，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設高級專員公署。

    　我馬上批駁：你們提這個是何居心？我知道，你們只有在英聯邦的成員國首都才設立高級專員公署，你能舉出你們在非英聯邦國家的外交代表叫專員或高級專員的例子嗎？更何況香港未來只不過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又不是一個獨立國家的首都。中國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們是不是想把未來的香港特區變成準英聯邦成員國，或者是英聯邦成員國？

   　 聽了我的話，伊文思跟他旁邊的幾個代表團當時沒料到我會這樣質問，竟一下子答不出來。商量以後，他們作了答覆，我們有一些國家也有商務專員。我説：你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商務專員是商務處的商務專員，而商務處是大使館下面的一個單位，跟高級專員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這樣糊弄我們不行。

   　 伊文思看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設總領館。英方代表就是這樣步步為營，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鑽。

  　  會談中還涉及其他幾個重要問題。比如英方提出將來香港公務員中的外籍人士不但可以保留，而且還可以擔任“最高級的行政官員”，就是説除了特首一人之外，其他的行政官員都可以由英國人來當。我們當然不能答應。

    　還有，考慮入境英政府也有實際需要，給其一定的權力批出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許超過50公頃。土地的收入是港府主要的財政收入。地價很高，中英可以對半分。一部分歸港府的財政，一部分我們設個土地基金委員會，由中方和港英派人共同管理。把這一半通過金融運作來保值增值。所以到了1997年就有1700多個億了。免得特區一開張，腰包是空的，薪金都發不出來。經過艱苦的鬥爭，英方終於對這一點同意了。
小平震怒：不駐軍還叫什麼恢復行使主權

    　最後還有一個大一點的問題，就是在實行“高度自治”的同時，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力，當時首先就提出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裏。既然國防、外交由我們中央掌握，我們就有權駐軍。對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對駐軍這個問題，小平同志的態度是十分堅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審閱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時，就在關於駐軍問題的一條下親批：“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我們在會場上跟英方鬥爭的時候，當中出了一個紕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傳媒派了一些女孩子來當記者。這些女孩子很難纏，有的還是奉命來摸底的。當時有些記者鑽到各種會場上，包括人大全體會議上，有的領導沒有參加香港問題的談判，不太熟悉情況。人大開會的時候，有個記者就找上我們的一位領導，他不太了解情況。記者問：香港老百姓怕駐軍，你們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駐軍？這位領導不經意地回答説：也可以不駐軍吧！大概是這個意思的話。第二天，香港各大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中國的某某領導人講香港不必駐軍，是中國政府的意見。

    　正好那時候小平同志接見香港代表團。談話之前，可以允許記者進來在拉著的繩子後面照相，然後退場。那天會前已經把這件事報告給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氣。記者在退場的時候，小平説：哎！你們回來！回來！等一等！我還有話講，你們出去給我發一條消息，就説某某，某某講這個是胡説八道。香港怎麼能不駐軍呢？駐軍是主權的體現嘛。為什麼中國不能在香港駐軍？英國可以駐軍，我們恢復了主權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駐軍起碼是主權的象徵吧，連這點權力都沒有，那還叫什麼恢復行使主權哪？必須要駐軍！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來電話了，説奉政府之命緊急約見。他到了外交部，當時説話很緊張。因為小平同志生氣了，他奉政府之命來談這個事。

  　  伊文思説，聽説昨天鄧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説某某先生胡説八道，英方很關注。伊文思不敢講出具體人的名字。他説：鄧主任的講話在香港各界引起極大的震動。港英當局還是很怕這個問題，希望你們中國政府慎重考慮，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駐軍。我説：你不要再講了，我們講了多次，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鄧主任已經發了脾氣，你還講什麼！他説：我是奉政府之命來表示這個態度。我説：你回去就説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餘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

 　　在飯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團長攤了牌

    　1984年4月11日舉行第12輪會談，中英香港談判開始進入第二個議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問題。有關這項議程的核心問題就是小平講的要保證過渡時期香港的局勢能保持穩定。小平怕他們在這個期間製造混亂，需要有一個中英聯合機構進駐香港。

    　我們就根據小平的意思擬了個草案，開始的名字叫“中英聯合委員會草案”，在談判桌上交給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驚。用柯利達回憶錄上的話，就如“晴天霹靂”一樣，沒想到中國還有這麼一手。然後英方開始頑抗，無論如何不同意，説那不等於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嗎？談判卡殼了。後來我們把聯合委員會改叫聯合小組，英方還是不讓進駐。

　　6月中旬的第16輪談判結束以後，決定成立一個負責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組。但仍不同意在香港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這個時候柯利達也有點著急，因為再過兩個月就到了兩年的限期了。他建議管香港問題的外交大臣傑弗裏豪再到中國來訪問。

   　 這個時候我也考慮了一下，英國的顧慮無非是怕我們干預日常的行政事務。我們把這個機構的任務講清楚點，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務，它的任務主要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款，對涉及平穩過渡的問題研究討論，作出決定。另外，時間上也還可以照顧一下，給英國人一個面子下臺階。

   　 我們向小平同志彙報後，他説：進駐是必須的，名稱可以改變，進駐時間早晚也可以鬆動。晚兩年進駐和晚兩年撤銷也無所謂。你們爭取按此方案談出個結果來。

   　 第二天，7月28日，傑弗裏豪這班人馬就到了，住在釣魚臺。中午，我安排了一次會見，由我做東，請柯利達、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這張牌來，我説：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這個問題需要早一點解決。我提出，聯合小組必須進駐香港，除了明確規定任務之外，進駐的時間可以晚點兒。1984年年底正式簽署協議，可以1988年1月1日進駐，到2000年結束。我説：這是中國最後的方案。如果你們還不接受，我們撤回我們的方案，這個不算數了，撤回方案的後果你們負責。

   　 柯利達在他的回憶錄裏講，説他坐飛機，本來時差還沒有倒回來，吃飯的時候正昏昏欲睡，一聽到這個情況猛然驚醒，意識到中國要攤牌了，不能不嚴肅地對待。他這樣寫道：我睡眠不足。從家出來第一個夜晚就主要跟傑弗裏豪和高德年一起在飛機的後艙裏，為聯合聯絡小組起草的職權範圍進行反覆修改，對跟能豪飲茅臺的周南先生共進午餐並不十分感興趣。但是，他的資訊令我頓時清醒過來。他説中方有一些重要的領導人會議即將迫近。他們會影響香港。那就暗示著懸而未決的問題必須在未來的2到3天內解決。否則，中國人就會收回原先所提出的方案，談判就會失敗。

   　 午餐後柯利達馬上從2號樓跑到他們住的樓，把這個情況向傑弗裏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彙報。傑弗裏豪一聽，説：你不要在屋子裏談，屋子裏可能有中國安的竊聽器。咱們到外邊，找個大樹底下談。

   　 那時候是7月份，驕陽似火。傑弗裏豪的回憶錄裏面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他説：天曉得大樹底下是不是也有竊聽器。

   　 傑弗裏豪認為這是中國底線，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説要逼中國做更大的讓步，最好能打掉聯合小組。但是，他是少數，多數還是認為搞不好要破裂，要馬上向倫敦發報提出建議。所以那天下午的會談，柯利達缺席，我們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館發電報去了。第二天，姬鵬飛請吃飯，剛喝了個湯，那邊就來電話把他叫回去了。我想是回電了，果然是這樣。撒切爾夫人同意跟我們達成妥協，只是還要英方代表爭取再晚些年才讓小組進駐香港。

   　 我們説是1988年進去，後來他們提出推遲到1993年，協議簽署後再進駐，我們斷然拒絕。英方提出進去要再晚幾年結束工作，我説不行。我們提出聯合小組到2000年1月1日結束，他們也不幹，想拖到2002年。我也拒絕了。

   　 結果傑弗裏豪見趙紫陽的時候説，1988年的1月1日讓聯合小組進駐香港，時間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趙紫陽和我們商量了一下，想想半年也可以讓，就讓了他半年，確定聯合小組自1988年7月1日進駐。這樣就達成協定。

   　 我們一達成協定，馬上報告給小平同志，他就坐專列回來見傑弗裏豪。31日早晨回到北京。在會見傑弗裏豪之前，小平同志找我們去彙報，聽了後説：那好了，大問題都解決了，等會兒我見他的時候就可以講歡迎英國女王來訪了。

   　 12月17日，傑弗裏豪同撒切爾夫人來到北京釣魚臺，出席中英《聯合聲明》的正式簽字儀式。撒切爾夫人在回憶錄中説：“協議並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的勝利，因為我們是同一個不肯讓步，而且在實力上又遠遠超過我們的大國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國《時代》週刊在報道中英協議達成的文章中説：中英談判像是一場“雙方比賽膽量的戰鬥，而英國方面首先敗退下來”。

   　 1984年10月1日，在協議草簽之後的國慶節，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就是在那一次，遊行隊伍中的北大學生在走到天安門時，打出了“小平您好”的大型標語。

   　 香港問題的解決，是小平同志親自領導的，在協議草簽後的一次中顧委會議上，他講到這一年他就幹了兩件事，一件是沿海口岸的開放，另一件就是香港問題的解決。他説：其他的事，都是別人幹的。

   　 （本文摘編自《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宗道一等編著，齊魯書社將於2007年6月出版，本版圖片由齊魯書社提供）

　　來源：中國青年報  轉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