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由於大片國土淪陷，加上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反共高潮、加緊對抗日進步人士的迫害，許多著名作家、藝術家、學者、記者等文化界人士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在內地不能立足，先後從各地轉移到香港，繼續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１２月９日，日軍進攻香港，並很快佔領香港。

　　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對滯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的處境十分關心。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中共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等，要求多方設法保護並幫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出境九，將他們轉移到東江抗日遊擊區等地。南方局和周恩來當即急電廖承志和東江抗日遊擊隊領導人，要求堅決執行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價，不怕犧牲，積極營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並就安全撤退、轉移、安置和經費等問題作了具體指示。

　　按照黨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等，與中共南方工委、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領導同志緊急部署營救工作。廖承志等分批會見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傳達徵求大家對撤退方案的意見，並決定撤退時各小組的負責人及聯絡地點，還分發了隱蔽和撤離時的必要經費。廣東地方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迅速投入營救、護送、接待工作。當日軍攻佔九龍時，遊擊隊即派兩支精幹的短槍隊進入新界和九龍市區活動，並建立起兩條秘密交通線。

　　日軍攻打港九後，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幾易住所，各自分散隱蔽，彼此失卻聯絡。營救人員幾經週折，終於設法找到了所有的營救對象，幫助他們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擺脫日軍的搜捕和特務的監視、跟蹤，然後將他們分批從港島偷渡過海，護送到九龍佐敦道、花園街、上海街等處秘密接待站，再分別安排他們轉移到東江遊擊區或其他地區。

　　１月９日，茅盾、葉以群、戈寶權等文化人在香港洛克道，換上老百姓的便裝，打扮成“難民”，由遊擊隊的交通員引領，避開日軍崗哨和檢查站，至黃昏時抵達銅鑼灣避風塘，登上營救人員準備好的一艘大駁船。鄒韜奮、胡繩、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後由交通員帶到這裡。次日淩晨，交通員又分別將這些文化人帶上三隻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著銅鑼灣出口處巡邏日軍換崗之機，疾駛渡海，終於安全抵達九龍市區秘密接待點。

　　１月１１日，幾十名文化人打扮成“難民”撤離九龍市區，在遊擊隊的武工隊護送下，沿西線入青山道，經過秘密交通線，避開日軍檢查崗哨，順利通過日軍的封鎖線，然後翻山穿谷，渡過深圳河，勝利抵達寶安陽臺山抗日根據地。隨後，一批批文化人、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都陸續被營救出來，並護送到達抗日根據地、遊擊區和其他安全的地方。經過共産黨人及其遊擊隊員幾個月的緊張工作，克服重重艱難險阻，終於營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共３００多人，連同國際友人及其他人士共８００多人，並接應了２０００多名到內地參加抗戰的青年，出色地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使命，受到黨中央的來電錶彰，也贏得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讚揚。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