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 智者遠行(2006-1-6)
2005年12月24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上海逝世，享年90歲。一年前，那位和他共同敲開兩岸近半個世紀的冰封局面、開啟兩岸交流歷史契機的老者已經先他而去。兩位享有巨大威望的老人一年內相繼辭世，在海內外引起巨大的情感震蕩。他們所留下的空白，在兩岸關係忽冷忽熱的時刻，顯得有些刺目。
汪辜會談之前的汪道涵並不是耀眼的政治明星。汪道涵惟一的傳記作者、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何亮亮被一位入行不久的年輕朋友問道：“汪道涵和辜振甫總共只見過兩次面，為什麼會對兩岸關係有這麼大的影響？”類似的疑問是：汪道涵退休前是上海市長，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為什麼在政界享有這麼高的威望？
對於已經發生的歷史大事，似乎用不著發出如此輕描淡寫的疑問。“汪辜會談”的背後固然是兩岸當局的最高意志，驅動兩岸親密接觸的，固然是廣大的民意、難以割裂的文化和不能另造的同一血脈，但是在歷史的重要節點上，在時隔半個世紀的敵對與僵持後，正是汪道涵與辜振甫這兩位由兩岸各自精心遴選和鄭重委派的代表，開始邁出兩岸對話的歷史性的第一步，在這個過程中，在無數目光的直視下，他們的個人魅力，他們的睿智，他們的懇切，他們的大度，他們對於“一個中國”的共同信念，無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自兩岸打破僵局以來，儘管有不斷的阻擾，但總有一種更有韌性更有耐心的力量，支援著兩岸間的互動、協商與融合，而汪道涵正是這一堅韌力量的化身。
儘管兩岸關係重又雲詭波譎，但是我們相信，體現在汪道涵和辜振甫兩位身上的平和、理性、體諒、開明、務實的精神，對於兩岸關係今後取得決定性進展，仍然是重要的啟示。
他願意傾聽臺灣人的委屈、抱怨和難過
——傳記作者何亮亮眼裏的汪道涵
-本刊記者 馬金瑜
人物週刊：您和汪老生前只見過兩次，而且兩次都沒有談過一個字，書全部根據蒐集到的資料和汪的親戚朋友提供的情況寫就，能保證客觀嗎？不擔心有其他的壓力嗎？
何亮亮：汪在近些年是不接受任何採訪的，而且也不主張別人給他寫傳記。當時臺灣的朋友托我寫的時候，我就覺得很難，手頭的資料很少，我在上海的圖書館泡了很久，加上香港、臺灣和上海有些朋友和汪打過交道，我就可以了解到比較翔實的材料，要不然，汪早年呆的蘇皖革命根據地，我也説不清楚。
我和他惟一一次近距離接觸是在上海圖書館，那是1999年7月6日的下午。當時汪老84歲，他顯然很熟悉那裏，在各書櫃前停留尋找翻閱，大約半個小時，沒有人打攪他，他也沒有和人説話，只是靜靜地在書籍的世界中穿行。我很欣賞這一幕，也可以由此推想汪老在書房中讀書的情景。在物欲橫流的社會嗜書如命的人並不多，汪老獨此一點就非常了不起。
當天我碰巧在搜尋關於汪道涵的資料，我沒有冒昧打擾他，只是靜靜地觀察他，覺得這也是寫作汪老傳記的一個“天意”。為了成書，除了查很多書面資料外，還對熟悉汪老情況的人士進行了大量的採訪。
書出版之後，他指出兩處錯誤，一、他是在18歲那年而不是23歲那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二、書中根據海外報道稱“某高官是汪道涵長子”，不確。除了書中的那兩個小錯誤，汪本人還是比較認可那本書的。
這本書我寫的時候沒有任何壓力，我不需要按什麼人的意思寫，我就是寫我眼裏的汪道涵。香港是有很多快餐書，我寫的時候，也沒有想著讓這本書流芳百世，只想著至少可以作個資料。在出版之前，我和臺灣那邊的出版社是約法三章的，就是不許動我的文章，一個字也不要動，後來除了一些文法錯誤，他們的確是沒有動。
人物週刊：您怎麼評價汪道涵去世後臺灣媒體的反應？
何亮亮：很崇敬。你知道臺灣的媒體是比較娛樂化的，經常會公開地諷刺挖苦各界人物(笑)，尤其是對政界人士，可是對於汪道涵，我沒有看到這樣的東西出現，汪道涵在海外以儒雅、博學著稱，臺灣媒體對他評價很高。他的名字前面，總是和去世前一樣，被加上“國師”的尊稱。大陸這邊有什麼新的有關汪老的報道，比如安徽有一個文人寫了一本汪老的父親的傳記，臺灣的新聞媒體和網站馬上就會轉載，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他們的反應速度也是很快的。
不過我認為汪道涵本人對於“國師”這個稱呼是不以為然的，他是飽讀詩書之人，對這些看得似乎很淡。
如果要得什麼地位，他早就得到了，可是你看他的職位軌跡，一直沒有“飛黃騰達”過，他提拔別人，也不是因為要培養自己的關係網和勢力，但是他提拔和推薦的人，有的人升遷的每一步都和他有關，而且官位都比他高得多，但他也沒有因此就升遷，可以説官運一直比較“平”。他的海協會會長的職務，也是虛的，不是行政級別。從這些情況至少可以説，一是這個人會用人，二是這個人不功利。
人物週刊：你説過汪道涵在性格上不是一個激烈的人，可是你在傳記裏寫他的眼神和嘴角的線條一樣銳利，這個是矛盾的。
何亮亮：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他很像周恩來，就是他對事情看得很清楚，可是又因為身在官場，或者迫於歷史環境，很多話只能埋在心裏，沒有辦法説出來，因為這個，他是很孤獨的，也是很苦悶的。我聽到他生前的好友提到，他私下裏很喜歡寫舊體詩，可是沒有給旁人看過。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是個懦弱的人。他的個子不高，但他的閱歷，他的氣質，他內在的力量，就是那種銳利和通透。他當二三把手的時間很長，可是他在當時壓力很大的時候提出“一國”，以及他的堅持，在臺灣和大陸問題上的作用，足可以看出，他不是一個花瓶。
人物週刊：為什麼臺灣媒體唯獨不會挖苦諷刺他？
何亮亮：其實哪有人沒有毛病？要讓別人都説你的好話，這怎麼可能呢？可是見過汪老的人，還真沒有幾個討厭他的，至少不管海內外的人，沒有什麼人説他的壞話，這個不僅僅是汪老的政治主張的原因，還和他本人的人格魅力有關。
我研究臺灣問題十幾年，臺灣媒體朋友很多，也有專門跑大陸線的記者，這十幾年裏，人換了一撥又一撥，可是很多記者都喜歡汪道涵。他們普遍的反應是，大陸的一些官員語言乏味，問到實質性問題往往比較姦猾，打官腔。和汪交談，雖然也不能見報，不能公開，可是汪道涵給人感覺比較真誠，對人隨和，不講官話，足夠雅量，的確讓這些記者眼前一亮。
人物週刊：為什麼臺灣各黨派都會對他很崇敬呢？
何亮亮：這除了他本身的政治影響，還是和他的為人有關。臺灣老一輩人對於祖國的感情和複雜的心理，他是非常了解的。因此，雖然他不能説解決什麼實質性問題，可是他願意聽這些臺灣人的委屈、抱怨和難過，他願意傾聽，這實在難能可貴。
我認為汪道涵是個智者，也是個圓通的人，他真誠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雅量，都為他贏得了很多朋友。連戰和宋楚瑜訪問大陸之所以拜見汪道涵，除了汪道涵在歷史上的功用，我認為拜見還是有真誠的感情因素在裏面的。
人物週刊：我注意到您在人物傳記中非常注意用細節來解構人物，93年兩個老人見面的功能表，9個菜名您一直都保留著，保留了那麼多年。
何亮亮：其實細節的問題，香港的媒體和大陸的有些不一樣。一般情況下領導人會談的內容是不能報道的，可是他們吃了哪些菜，把功能表登出來，讀者還是很喜歡看的——領導人都吃些什麼呀？不同級別的領導和不同的人吃飯，菜都是不同的，點的菜也是很有講究的，這裡面藏的東西就很有意思。
1993年，我作為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趕赴新加坡採訪第一次汪辜會談，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汪、辜兩人富於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舉止和禮儀。兩人雖代表兩方的立場，見面談話倒像兩個情趣相投的普通老頭，一起喝茶，純中國式的茶道；一起看京劇，辜老是絕對“票友”，聊京劇時，汪老就靜靜地聽辜老講。
會談過後，汪老宴請辜老。晚宴的9道菜，汪道涵巧用菜名嵌入對臺灣同胞的骨肉情：乳豬與鱔片取名情同手足，乳酪龍蝦取名龍族一脈，琵琶雪蛤膏取名琵琶琴瑟，董園鮑翅叫喜慶團圓，木瓜素菜叫萬壽無疆，三種海鮮叫三元及第，官燕燉雙皮奶叫燕語華堂，荷葉飯叫兄弟之誼，水果拼盤叫前程似錦，9道菜名連在一起就是 ：你我“情同手足”，同是“龍族一脈”，今夕“燕語華堂”、“琵琶琴瑟”合鳴，譜一曲“喜慶團圓”，祝大家身體健康“萬壽無疆”，海峽兩岸的“兄弟之誼”能“前程似錦”、“三元及第”。
汪老的智慧、功底與心意令全場嘆服。
你可能注意到這兩個人都喜歡看京劇，臺灣叫“平劇”。辜也是儒學之人，在臺灣也是有名的文化人。雖然汪道涵和辜在政治上有分歧，可是在文化上，是有很多共同語言的，又有著共同的愛好。京劇裏面的每一個角，每一齣戲，都是很講究的，汪老作為東道主，請辜看戲，盡在不言中。尤其京劇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這樣的交流，是微妙的，也是巧妙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我當時想：這兩位老人之後，兩岸的交往恐怕要由完全不同的一代來繼承了。因為汪、辜當時都是近80歲高齡，他們是接受中國傳統教育長成的，他們之後，可能難有這樣的傳統中國式的交流了。而辜振甫去世，像他那樣酷愛京劇的臺籍“紅頂商人”恐怕是後繼乏人了。
第一次汪辜會談，是1949年之後，大陸和臺灣官方以民間機構的名義首次高層接觸。當時大陸和臺灣官方雖然還有嚴重分歧，但是希望通過海協會和海基會展開官方授權的交往，通過汪辜會談實現溝通。
後來，實際狀態雖然不能盡如人意，但是這種傳統交流的象徵意義也遠遠蓋過了實際意義，被稱為“戴著白手套的握手”，雖然戴著“白手套”，但也算是握手嘛。
人物週刊：汪道涵做市長的資料裏，一定也有什麼小事情打動你。
何亮亮：半夜雞叫……哈哈！新年的時候，他去看同濟大學的校長陳從周(現已病逝)，當時已經接近半夜了，陳是個園藝專家，汪也是江南文人，兩個人的古文修養都非常好，兩個人相談甚歡。突然，雞叫了，天亮了。哪來的雞在叫呢？你絕對想不到，是汪帶的活雞在叫！這是他送給陳的禮物。當時汪已經是市長，在當時80年代初的環境裏，他對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是非常難得的。
還有就是他的嗜書如命，因此他思維活躍，高齡而不保守。他的祖父是清朝最後一批秀才，父親是清朝留日學生，所以培養了他的讀書人氣質。他在經濟方面很有專才，推動了上海經濟開發區，因此被曾任職上海的江澤民尊稱為“老師”。據説，當年的他身穿中山裝，寫得一筆好字，意氣風發。
人物週刊：您在傳記中提到汪道涵一生嗜書如命，有人説他的文化情懷是很重的。
何亮亮 ：我覺得吃驚的是——我了解到，他還學過功夫！你看不出來吧？！他在江西學過武術，還辦過武術館，他當的是館長。他90歲了還學會了上網，每天看看新聞。周圍的人和他説起當今的科技界、世界潮流，他也很清楚，思維很敏捷。
儘管他的確有很濃重的文化情懷，但我認為他是個政治家，他看書是比較偏重使用的一面的，屬於經世致用派，他是帶著問題看書的，他往往看到一本喜歡的書，會買好幾本一樣的，送給朋友看。對於趨勢性的問題，他是非常敏銳的，普京還沒有上任，他就對上海新聞界的朋友説起要注意普京。
人物週刊：我看到您在書中寫到和他相遇是“天意”，您對他應該是很尊敬的。
何亮亮：是的，我一直認為他是個智者，而且是境界很高的智者，他心裏非常清楚臺灣是什麼，很有主見，同時他又是個圓通的人，他認為交流是很重要的方面；他很勇敢，他為臺灣問題背負著“賣國”的名聲很長時間，頂著很大的壓力，但是還是不會放棄自己的意見。
人物週刊：這樣一個文人在政界生存這麼多年，保持了自己的性情和人格？
何亮亮：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奇跡，一個在官場呆了一輩子的人，能夠保持自己的性情和興趣，而且能讓這麼多人真的喜歡他，對他有感情，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在這一點上，我是很尊敬他的，他是一個鮮活的有性情的人。
人物週刊：他最遺憾的事情是什麼呢？
何亮亮：沒有踏足臺灣，他身邊的人説，這個一直是他的遺憾。不過我感覺，汪老心裏應該是感到安慰的，兩岸的局勢畢竟還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人物週刊：為什麼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會是汪道涵？
何亮亮：其實我一直覺得，既是歷史選擇了汪道涵，也是汪道涵譜寫了歷史。1991年大陸成立海協會，是汪道涵而不是其他人出任會長，是因為此位置在當時非汪莫屬。出任海協會會長，一需要了解內地當前形勢；二需要對臺灣形勢非常了解，在臺灣有一定感召力，汪道涵1980年起擔任上海市長，參與了這一中國最大城市的對外開放進程，負責接待來大陸投資開發的臺商，有這方面的優勢；三需要德高望重，在國內有一定影響力。
出任海協會會長後，汪道涵在兩岸溝通中所起的作用，與官方的臺辦系統不同，又不是民間的，臺灣各界人士能通過這個渠道與中國官方、民間溝通，反映自己的聲音，因此許多臺灣的名人都以到上海見汪道涵為榮。
目前兩岸經濟和文化的民間交流十分頻繁，海協會在事務性層面仍然有很多工作可做。汪道涵獨特的影響力，在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中，仍然可以在關鍵時刻發揮獨特作用。
人物週刊：“汪道涵”這個名字含著什麼意思呢？
何亮亮：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我查資料的時候發現，汪道涵原來不叫這個名字——叫“汪導淮”！汪的家鄉在安徽淮河附近，淮河的水患當時讓兩岸百姓叫苦不迭，汪家是書香門第，汪的父親也是讀書人，當時取這個名字，就含著“治理淮河(水患)”的希望。
後來汪導淮幹革命，加入共産黨，大家都要改名字，取新名字，汪導淮就給自己取了現在的名字——“汪道涵”，那時候他還年輕，但我一直認為，看一個人要看他的過去，看他的青少年時代、他受的教育和他成長的環境，那時候，正是他的世界觀形成的時候，是對他的整個人生影響最重要的時期。
據他自己後來給身邊的朋友解釋説，一是與以前的名字是諧音，念起來很順口，二是“道”和“涵”的意義，“道可道，非常道”，汪是個智者，他的人生，幾乎就是中國現代史的縮影，我一直覺得，他的“道”——這個“道”裏面的意思是很深的。
何亮亮 香港鳳凰衛視著名時事評論員、言論部副總監，畢業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曾任職于香港《文匯報》和香港亞視。著有《俄國新總統普京傳》、《汪道涵傳》、《第三次海灣戰爭》等，他所著的《汪道涵傳——波濤兩岸第一人》是汪目前惟一的傳記。
何亮亮：“汪道涵是個鮮活的有性情的人。”
汪道涵年譜
1915年出生於安徽嘉山，父汪雨相。兄妹共五人，為導字輩，汪道涵為老大(導淮)。弟妹依次為導江、導湖、導海、導洋。
1932年(17歲)，考取上海交大，就讀于理學院之物理系。
1933年(18歲)加入中國共産黨。
1938年(23歲)，與父同奔赴陜西延安。
1950年(35歲)， 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財政委員會委員、華東文化用紙管理委員會主任。
1952年(37歲)，8月調北京，出任一機部副部長。
1964年(49歲)，調外經部任副部長。
1966年(51歲)，文革爆發，一度賦閒。
1972年(57歲)，回到北京，重返一機部。
1979年(64歲)，出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正部級)。
1980年(65歲)，9月，調上海出任代理市長。
1981年(66歲)，4月正式就任上海市長。
1982-85年，先後出訪美國、英國和朝鮮等國。在美國結識辜振甫。
1991年(76歲)，12月海協會在北京成立，汪道涵出任會長，正式參與兩岸事務的諮詢和決策。
1993年(78歲)4月，在新加坡和辜振甫舉行首次汪辜會談。
1997年(82歲)9月，參加中共十五大，提出“兩岸同胞共同締造新的中國”。
1998年(83歲)10月，辜振甫訪問大陸，汪辜在上海第二次會晤。
2005年 (90歲)，5月在醫院分別會見連戰、宋楚瑜。12月24日，病逝。
(何亮亮提供，實習記者趙玲整理)
臺灣媒體反應
臺灣《聯合報》以大幅版面報道汪道涵的逝世。文章説，辜振甫在年頭辭世，汪道涵在年尾病逝。既是對手又似老友的兩岸大佬相繼故去，像是一種默契，又像是兩人共同留給兩岸的沉重提醒。
《聯合報》刊文指出：“有人受到寄望，有人令人失望；有人受到懷念，有人遭到咒罵。辜汪二老永遠退出了兩岸的舞臺，但臺下的觀眾卻沒有散去；空蕩的舞臺，何時才有新星登場？”
《中華時報》發表題為《辜汪絕唱》的社論稱：臺灣對汪道涵印象最鮮明的事跡，是多年前萬眾矚目的辜汪會談。而在汪道涵訪台叫停、兩岸關係跌入冰點、‘海基’‘海協’兩會協商中斷後，辜汪兩老隔著一道海峽，如咫尺天涯般無緣再見。如今兩人先後辭世，或能在天上再敘，但對人間，終究是留下了一些遺憾。”“遺憾的不只是失去了兩位長者，更是因為某些人的狹隘、自私、恐懼、仇恨，可以抵消掉許多人努力出來的寶貴成就，進而圈限住整個民族的志氣。辜汪會晤于一個兩岸願意握手的年代，當時臺灣對彼此的未來有想像的勇氣，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後來的臺灣，失去了對未來的想像，陷溺在過去的恐懼陰影裏，走不出過去，也走不向未來。辜汪走了，臺灣，又要走到哪去呢？”
臺灣《中央日報》稱，汪辜兩老對兩岸關係而言，是在海峽兩岸冰封近半世紀時，官方接觸尚難成形，兩老以個人的方式在兩岸當局授權下，開啟了兩岸協商對話的管道。如今，辜汪留下的歷史空白該如何填補？就看執政當局如何能真正面對‘九二共識’的歷史現實。”這篇題為《辜汪會談兩度執手，九二共識一生然諾》的文章説，事實上，辜汪兩老在14年之間，只見過兩次面，一次是1993年在新加坡，一次是1998年在大陸。但辜汪這兩位老先生，在海峽兩岸的背景、地位與理念，有著令人驚訝的相似，以至於兩人雖然是由公務而相識，卻有著難以形容的默契。(實習記者趙玲整理)
汪道涵與江澤民的師友情誼
《江澤民傳》作者庫恩評價江汪關係時説：“汪道涵與江澤民之間終身不渝的友誼，改變了二人的生活。”現在來看，這種終身不渝的友誼也改變了開放年代中國的歷史
-本刊記者 陳曉守 蒯樂昊
學者朱學勤把汪道涵的故去類比于30年前周恩來的辭世。“周是不分意識形態、不分政黨，幾乎是全球同悲的一個偉人。”朱學勤覺得直到現在人們也沒有好好地琢磨和反省過，為什麼周恩來的去世，不僅僅是一個政黨、一個意識形態發出哀悼，而是全球不同的意識形態，哪怕是敵對的意識形態、敵對的政黨，都能夠由衷地對他的逝去表示悲痛？儘管汪道涵在黨內的職務以及晚期所起的作用，跟周恩來不可作簡單的類比，“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汪去世以後，臺海兩岸、東南亞甚至整個亞洲地區，不分意識形態，都對他的人格表示衷心的讚佩。”
現在總結汪道涵的一生還為時過早，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但朱學勤給出了一個判斷：汪道涵先生不是做官做得有多好，而是做人做得好！他的這一判斷在我們對汪身邊人的採訪中逐漸得到清晰的證實，論職位，汪道涵沒做到中央委員，甚至也沒有當過中央候補委員，無論是一機部部長、上海市長，還是後來的海協會會長，他也僅只是一方面大員，“但是這個人做人的成功，是有口皆碑的。”
以此來考察汪道涵與江澤民之間的關係是恰當的，放在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來觀照二人之間的情誼，是一項有價值的工作。
“終身不渝的友誼，
並且改變了二人的生活”
表面上汪江的淵源肇始於1949年9月，一次不經意的會面，當時汪道涵以華東工業部部長的身份，到江澤民任職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廠”視察，事隔五十多年後，汪道涵回憶他們初次見面時的情景：“江澤民充滿了活力，他幹勁十足，精力充沛，是個工作勤奮的專家。”汪也對江作了初步的評價：“他是黨員而且給人一種值得信賴的感覺，我覺得他前途無量。” 彼時江澤民二十三歲，汪道涵三十四歲，彼此感到十分相投。
鳳凰衛視評論員何亮亮認為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能維持幾十年，在不可能預見江澤民有朝一日會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情況下，“這種關係毋寧説更多地顯示出人情味”。
這時距新中國建立還有一個月，汪道涵在上海軍管會中負責重工業。益民是其轄下的一家公司，面對汪道涵的視察，江澤民代表工廠向他報告了最新的商業策略，包括一份有關獲取原材料和商品銷售新思路的詳細報告。
彙報結束後，江和其他幾名經理陪同汪道涵到廠房內參觀了益民的生産線，這是當時上海最先進的食品工業生産線。而汪道涵當時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長，是江澤民的領導。江很快成了汪道涵家的常客。除了談工作，他們也談其他事情，比如説各自的家庭。
汪道涵與江澤民之間的歷史淵源，還應該追溯到更久以前。在他們産生上下級關係之前，早已有了多層私人聯繫。
首先是同鄉關係。汪道涵是安徽人，江澤民出生於江蘇揚州，但其祖籍也是安徽。江澤民祖父江石溪早年從安徽老家移居江蘇省江都縣仙女鎮，在此地行醫，先後生下七個子女，長子江世俊即江澤民的生父，六子江上青即江澤民的義父。江上青僅比江澤民年長十五歲，十七歲時因為參加學運曾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出獄後正式加入了共産黨，1929年他考取了上海文藝大學文學系，成為當地中共地下黨裏有名的才子。
據一段資料記載：抗戰爆發後，已經有近十年黨齡的江上青在揚州地區搞了一段抗日救亡活動後，即被派往安徽，從事對國民黨地方政府、地方武裝的統戰工作，很快打入國民黨第六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盛子謹的身邊，成為專署秘書長兼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共産黨內的秘密職務則是中共“皖東北特派員”，下轄泗縣、五河、嘉山等九個縣。根據江上青的要求，從上海地下黨派出的一批黨員，充實到這些縣裏擔任黨政職務，其中就有為參加中共活動而毅然放棄學業的汪道涵。當時，江上青委任汪道涵為嘉山縣委書記。同時，江上青又説服盛子謹，給了汪道涵一紙縣長的委任狀。
汪道涵比江上青小四歲，自到皖東北工作後，便對江上青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能力深為欽服。聽到江上青戰死(1939年)的消息，汪道涵曾難過地為其修建烈士墓，足見他們昔日交往之深。出於對故去上級江上青的情誼和感懷，從1950年代起，汪道涵即時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遺孀，而與其繼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與江澤民的交情由淺至深的第一因素。
江上青去世之時，江澤民還是年方十三歲的少年，剛剛進入中學讀書，與汪道涵也從未謀面。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曾經作為學生地下黨員的江澤民被安排參與軍管會領導的接收工作，不久，他又被委任為上海益民食品一廠的副總工程師。而彼時，汪道涵恰恰以華東軍事委員會工業部長身份主管工廠接收工作。
有評論認為，汪道涵與江澤民成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忘年之交，兩人投身革命之初的相似經歷也是他們之間有越來越多共同語言的一個重要因素。
汪道涵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學就讀，1933年起開始參加學生運動並加入中共地下黨。江澤民曾謙虛地表示自己是步汪老前輩的後塵，從這個意義上説，汪道涵與江澤民又是校友師兄弟的關係。這令汪道涵一開始便覺得與這個小學弟“相見恨晚”。
《江澤民傳》作者庫恩評價江汪關係時説：“汪道涵與江澤民之間的相識相知，很快發展為一種終身不渝的友誼，並且改變了二人的生活。”
現在來看，這種終身不渝的友誼也改變了開放年代中國的歷史。江汪相識一年後，江澤民被提拔為益民食品廠的廠長，這個廠直屬華東工業部，江的被提拔自然離不開汪的賞識。
又過一年，汪道涵把江澤民調到中國肥皂廠，汪把這個廠的國有化任務交給了年僅二十五歲的江澤民。
1953年初，汪道涵自己也獲得了提拔，調到北京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江澤民則被安排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在上海的直屬機構第二設計分局，任電器科長。對江澤民來説，這又是一次改變人生的提任，自此他進入了北京管理的幹部序列，在中國的行政體制下，這也意味著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晉陞機會。據一段資料記載，當時，汪道涵曾有心帶江澤民一同赴京工作，因為江的養母王者蘭身邊需要有親人照顧，才放棄了這一打算。
1954年，汪道涵再次調動了江澤民的工作。這一次他把江調到了長春，參加建設中國第一家大型汽車製造廠——“一汽”的工作。
1955年第一機械工業部奉命興建汽車工業時，需要抽調一批技術力量到莫斯科史達林汽車廠實習，在汪道涵的特別關照下，江澤民上了第一批赴蘇實習生的名單，這為技術出身的江澤民又增加了留蘇深造的背景。一年後，江澤民完成學業回國，無奈他所學專業當時只有在“一汽”方能派上用場，無法再回上海工作。於是，他先是在“一汽”擔任動力處副處長，不久即升任動力分廠廠長。在“一汽”工作的六年間，江澤民一直與汪道涵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只要到北京就一定會去拜訪汪道涵夫婦，汪也一如既往地關心著江的成長。
第一汽車製造廠位於吉林省長春市郊，天寒地凍，“供應糧”又以高粱米、玉米麵和大碴子為主，長期生活在南方的江澤民生活上不習慣，時間一長，得了胃病，只能私下裏向汪道涵訴苦。除了江個人的身體原因，汪道涵同時也考慮烈士遺孀王者蘭確實需要兒子回到身邊照顧，不能怠慢。1962年，汪道涵將江調回了上海，擔任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長，同時汪還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擔任總務秘書。
1965年，汪道涵一度曾有意把江調到北京部裏工作，但這時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升職機會，一個與原子能研究有關的國家級研究所在武漢成立，汪改變初衷，力薦不到39歲卻有著動力工程領域過硬履歷的江澤民擔任所長兼黨委副書記。這一任命把江提拔進了高級領導幹部的行列。
“文革”歲月中，這對忘年之交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在汪道涵被整得家人離散時，江澤民的妻子王冶坪在上海冒險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兒。直到1970年代中期，汪道涵才恢復了平常生活，江澤民經常去看謫居的汪道涵，這在當時仍然是一件冒風險的事情。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後，江澤民和他的母親甚至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時間。
“表面上不奪目，實際作用卻深遠”
“我們只是老朋友，”汪道涵對美國作家、《江澤民傳》作者庫恩回憶道，“當然，我們會談到政治——我們都知道，‘四人幫’必須清除，中國需要新的領導人——但我們也談論世界經濟、現代技術，還有文學。江跟我説起莎士比亞的偉大劇作(我有很多時間，所以讀了許多書)。我很欣賞江知識的淵博。即便在最困難的時期，他也熱衷於學習。”
在這段時間裏，汪道涵處境一度十分窘迫，這位“文革”前的副部級幹部，家裏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樣，微薄的物質生活用品全部都是憑票供應，食油每人每月四兩、糖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每人每月一斤。當時被派駐羅馬尼亞的專家組組長江澤民，回國後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登門拜訪汪道涵，送上從羅馬尼亞帶回的奶粉和糖果。
“文革”結束後，汪道涵重返政治舞臺。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1979年10月在京成立，汪道涵被任命為常務副主任和黨組副書記，級別為正部級。這一年，汪向兼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主任的副總理谷牧舉薦了江，54歲的江澤民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副主任。1982年汪道涵與谷牧一道，推薦江擔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一年後江升任部長。
1980年9月，65歲的汪道涵被中央任命為上海市代理市長，與夫人孫維聰回到了闊別近三十年的上海。翌年4月，由上海市人大選舉正式當選市長。其時汪道涵已過耳順之年，但仍勉力為上海的現代化打下基礎，並慧眼獨具提拔江澤民、朱鎔基等優秀人才。何亮亮評論説，江澤民時代的來臨，更證明汪道涵之“風物長宜放眼量”。
汪道涵擔任上海市長的這五年，如果只是從市政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短期內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成績，如果與90年代以來上海重振雄風、東山再起的強勁勢頭相比，80年代前期顯得比較平靜。
不過評論者認為，以此評價汪道涵治滬，並不公平。何亮亮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稱：因為重振雄風和東山再起需要內外條件的配合，而當時的大環境缺乏這兩個條件，本事再大的政治家也只能徒喚奈何。魄力大如鄧小平者，都不敢下這個決心——開放上海，後來鄧數次提到沒有早些開放上海是一大失誤。事實上，當時整個中國確實沒有這樣的氣氛。
何亮亮在其著述《汪道涵傳》裏提到，汪道涵在這樣一種情勢下就任上海市長，就表面而言，確實難有大的作為。但汪道涵還是有所作為的，何亮亮認為汪在兩個方面為後來上海的崛起，做了奠定基礎的工作，其一是人事方面，其一是在規劃方面。
人事方面，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長任期即將屆滿，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向汪道涵徵求人選，汪道涵推薦了江，因汪的舉薦，江順利當上了上海市長。汪對江説，當上海市長就是“當總務科的總管”，江澤民回答，“當1200萬人民的總管，我感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汪道涵與江澤民一生亦師亦友，特別是在江澤民政治生涯的幾個關鍵時刻，汪道涵或力薦之，或力挺之，殊為重要。1989年6月，江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江登門拜訪，徵求汪的意見。汪道涵沒有多説什麼，而是以林則徐的一副對聯來勉勵江：“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江澤民自此開始十四年的治國生涯。
現在看來，儘管汪在上海市長任上沒有太顯赫的政績，但其對上海未來發展的規劃，包括浦東的開發開放，功不可沒。
1983年，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上海，要求上海應該成為全國現代化建設的開路先鋒。汪道涵隨即組織了一批專家學者，同國務院秘書長馬洪為首的國務院調研組一道，研究制定了《關於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彙報提綱》。儘管這是個比較粗略的發展綱要，但這是上海第一個具體的現代化發展規劃，而且是一個操作性很強的綱要。後來的上海市長江澤民、朱鎔基、黃菊、徐匡迪和陳良宇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推進著上海市政的現代化，並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1982年年底，國務院批准設立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上海經濟區正式成立，1984年底，上海經濟區又擴大到蘇浙皖贛四省全部，面積達到51萬平方公里，成為中國的超級跨省經濟區。這實際上就是“長三角經濟圈”的雛形，是中國首個打破行政區劃、更合理地調配資源、整合市場的嘗試。1986年汪道涵已經不再擔任上海市長，被國務院任命為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專注上海經濟區的規劃，提出各種方案與思路。今天的長三角和珠三角並列中國的經濟發展引擎，而長三角的跨行政區域特色更為明顯，汪道涵在這方面又是一個先驅。
作為上海學者，朱學勤見證了上海的發展，他説汪“是個有眼光的人啊，1980年代初期，確實是不像現在這樣強調政績，但是他默默做了很多事情，他做了最早的上海市規劃，以前上海是沒有規劃的，浦東也是他提出來的，這兩個東西是基礎之基礎啊，影響深遠。雖然表面上不奪目，實際上它的作用是深遠的”。
智者汪道涵
一位退休的省部級幹部，在海內外卻有著不可思議的影響力
-本刊記者 徐琳玲 馬金瑜
實習記者 趙佳月 徐振江
1991年的12月16日，汪道涵出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一職。而77歲的他，此時已經退居二線達6年之久。
一位退休的省部級幹部，在海內外卻有著不可思議的影響力。從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大院，到宛平路11號，在他生命中最後的十四年，以一個民間組織負責人的身份，用旺盛的精力積極推進海峽兩岸的關係，在中國的政壇上書寫了一段輝煌。
汪道涵，這位看起來四平八穩的政治人物，無論是在親友看來，還是在只有一面之緣的人眼裏，都別具魅力；他的交遊遠遠超出了他的工作範疇，就如同擺在他家裏的書一樣，琳瑯滿目；他的人格魅力不僅僅表現在風雲際會的兩岸關係博弈談判桌上，他那些不為人知的生活細節，常常在某個角落不小心就打動了人心。
與知識分子的交往
汪道涵與知識分子的交往使其成為他們心中的“尊師”。在汪的人生裏，無論身份地位如何變化，對知識分子的情懷卻始終如一。
汪與知識分子多結緣于讀書，他循著書刊報紙上的文章去找作者，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就是這樣與汪道涵結識的。在與汪面對面的時候，朱學勤覺得那不是一個位高權重的官員，而是“一名學者，才學淵博的長者”。朱學勤對汪還有這樣的評價：“他興趣相當廣泛，非常深沉的考慮，而且是突破了意識形態的樊籬，有大眼光。”
汪道涵與香港學者許子東的結識則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1986年，許子東的太太還是電視臺兒童節目的主持人，那年第一屆全國最佳主持人評選，許太和趙忠祥等人一起入選，隨後就有傳言説她是上海市長的媳婦(當時汪道涵仍在上海市長任上)。這種無中生有的傳言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但有一次，許太坐公交車，戴著口罩，聽到車上有人在議論這件事情，最後還説她“死了”，一個大活人聽到人家説自己死了，的確是件怪異的事情。
《新民晚報》當時正約她寫一篇文章，她就把這件事情記了下來，發表在報紙上。文章的主題是聽到人家議論自己時的心情和一些想法，也陳述了事情的真實情況。這之後突然接到汪道涵太太孫維聰的電話，説她和汪看了報上的文章，想請許子東夫婦吃頓飯。許子東猜想：當時演藝界很多人都願意有一些傳聞，所以大多不會自己去把傳言説穿，而關於其妻的傳言又和汪家有直接關係，因汪家在上海的地位特殊，他們既不希望有這樣的傳聞，又不便於站出來澄清真相。從此許與汪有了交往。1987年許子東出國，但每次回國都要去探望汪老。雖然許和汪之間年齡差距很大，他們初識時汪已七十多歲，而許才剛滿三十，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的交流。
2000年，朱學勤受到言論壓力，汪道涵了解後在多個場合為其説話：如果連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話都聽不進去的話，我們這個黨還能團結什麼人？在朱學勤的文章遇到發表困境的時候，汪也會悄悄為其緩解壓力，但決不會以此作為與人交往的條件，回頭對當事人説“我給你説話了”。他所説的話完全是“出於公心而説的一些公道話”。
李慎之先生去世後，汪道涵了解到李慎之去世前的情況，北京停暖後的一段時間非常冷，汪想到李的晚年並不寬裕，因為受凍才得病，便派人通知其家屬，在李慎之的告別儀式上，代他送了個花圈。
嗜書如命的智識之士
汪道涵在上海交大讀的是理科，其後並未學以致用，一直是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從事行政和經濟管理工作。文革中，他系統地讀了三年書。1969年離開北京後，跟隨外經部的一批幹部到羅山，這一年他54歲。五十多歲的人，到中原的農村開始一種新的勞動生活。
雖然以五旬之軀在農場從事農業生産體力勞動並非愉快，更不是陶淵明所歌頌的田園生活，但是遠離京城，遠離塵囂，使汪道涵意外得到了靜心讀書的機會。在這3年中，他系統地讀完了二十四史，對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有了心得。此外他還讀了其他歷史、文學和經濟方面的書籍，有時甚至以翻閱《辭源》為樂。他自認為這三年是其平生讀書最多的時候。至80年代他出任上海市長以及退休之後應聘擔任國內外大學的兼職教授乃至於擔任海協會會長，這段“農村大學”積累的讀書體驗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汪道涵嗜書如命，家中藏書十多萬冊，以社會科學為主，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文學等方方面面。
任上海市長時，有一次房屋管理部門為他家地板打蠟，但是地上堆滿了書，只好將這些書都搬到洗手間暫時存放，不料剛回辦公室，夫人的電話就來：“打蠟工人對你的書很有意見。”
汪道涵説：“怎麼啦？不是搬進廁所了麼？”
“你的書把地板都壓壞了。”
汪道涵長舒一口氣：“這個……，我花錢來修。”
退休後汪道涵隨朱鎔基訪問美國，又在美國買了許多書。同行者説“未見有如此愛書者，書已入箱，公卻遲遲不忍離去，即便撫摸一下也覺快慰”。
在上海席殊書屋專家優惠紀錄裏，也留著汪道涵的諸多購書記錄。
蔡再成，廣東二輕退休的高級工程師，汪道涵的連襟，曾兩次和妹夫、深圳圖書館館長劉楚材專程從廣州到上海拜訪汪，準備為汪寫傳記，汪打頭的第一句話都是，寫寫你們廣東吧，我沒什麼好寫的。
劉楚材回憶説，他曾就海協會成立出版社的事徵求過汪老的意見，汪老立即回答，想法不錯，並叮囑他和海協會秘書長商量籌劃此事。當天晚上，汪即安排上海某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審同劉進一步研究。“一談到書，他就興致勃發了。”劉楚材回憶説。後劉曾和赴港商議汪辜會談事宜而途經深圳的唐樹備在迎賓館商議過辦出版社的事宜。
劉楚材回憶説，他第一次從深圳赴滬拜見汪老，是1990年代初期，下榻在衡山賓館。“大概汪老知道我當時任職深圳圖書館館長，算是一個文化人吧，説明來意之後，汪老即刻便説：歡迎、歡迎！並約定第2天下午3點見面。雖然以前我曾經與他有過通話，但當面聆聽教誨卻還是第一次，因而，頗有幾分拘謹。但汪老十分隨和、寒暄幾句之後，便問：‘你們圖書館有多少藏書？有多少珍本和善本？’，我一一作答。”
汪道涵康平路的家，是三層樓的公寓房，200多平米的住宅，如同尋常百姓家的任何一個窗口，唯一的差別就是書特別多，多到不得不在對門辟出一套屋子做書房。很多出版社出了新書都會送給他，而書不論好壞，汪都不捨得丟，於是就越積越多。他每次去北京都會去三聯書店買書。汪的書也並非只買不看的擺設，他的大多數閒余時間都在讀書。據學者許子東介紹，汪和他交流文學文藝作品，他會詢問：“最近劉小楓寫了一本書，你怎麼看啊？”有時候他問到一些書及書裏的內容，連研究的學者都未必知道。汪有著驚人的記憶力，80多歲的時候依然能記起很多細節，説話的邏輯清晰，這一點也常常為外人所稱道。
他去世前，自己藏書十幾萬冊了。按照他個人的願望，要把這些圖書捐獻出來，成立一個小型的汪道涵圖書室，供社會共同使用。
據朱學勤透露，汪離世前最想讀的書是《反思文藝復興》。
蔡再成説，汪妻孫維聰生病之前，家裏所有瑣碎的事情都是夫人打理，汪經常忙於外部事務而不加過問。但是前些年，孫維聰手術之後，整個人無法動彈，躺在病床上幾近植物人，只稍稍有一點表情。有人去醫院看她，她也能認識，有時會流眼淚。這個時候的汪年近九旬，還是當仁不讓地擔負起了陪護的工作，整日陪在夫人身邊，在病房裏放孫維聰喜歡的音樂，能根據孫維聰臉上的表情判斷應該放什麼樂曲。
一個很有“聽德”的人
1979年汪道涵出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和黨組副書記時, 據當時在這個委員會工作的一個幹部後來回憶説，由於是新的機構，辦公室內的氣氛和其他黨政機關不同，比較民主而且富於朝氣，不論官階高低，彼此以姓名稱呼，而不是稱呼職務如“某書記”、“某主任”之類。這或許同機構處理的多為涉及對外開放事務有關，應該説這在當時的中國官場並不多見。
蔡再成介紹，一次討論大會，汪從頭至尾一言不發，只是記錄，會議方考慮到汪已八十歲了，不能連續開會，只準備開兩天。汪每天只能有半天時間坐在會議室裏。結果他聽得來了精神，臨時決定下午不休會了，連著開，整整兩天坐著開會，聽高資訊量的彙報，本子上記得滿滿的。在會議上聽到一些尖銳的意見，不馬上駁斥；聽到明顯帶迎合意味的話，他也不表示欣賞，始終像個普通的學者，傾聽，被眾多人稱為是個有“聽德”的人。
1980代汪道涵率先提出了開發浦東的倡議，今天浦東的局面，掘第一口井的就是汪道涵。由於時代的限制，汪的倡議被擱置下來，但是，正如我們所見，隨著浦東開放的形勢漸好，汪作為首倡者，卻從未在此領域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何亮亮認為：今天，引進外資在中國實在是太平常的事情，然而回首當年，人們不能不對汪道涵這批對外開放的先行者充滿敬佩之情。
1997年11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會晤以張清豐為團長的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團。張清豐後來在文章中寫道：“汪老氣色甚佳，雖是高齡，但思路敏捷，話匣一打開，侃侃而談。”“汪老肯定地説，大陸自從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間生活水準有了顯著的變化。開放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大家不論做什麼事，或是從事不同的工作，都是所謂‘幹不幹，二斤半’，都領同樣報酬。如此就影響大家工作的意願，阻礙經濟的進步。但隨著改革開放，大陸舊有的一些體制有了改變，國有企業、公司經營不斷改善。十幾年來，大陸人民生活水準，也較前富裕。在大都市，年輕一輩甚至穿著還要講究名牌，實非老一代所能想像。
汪道涵身歷近代中國大環境的變遷，他偶然使用的英文單詞卻是 invovation(創新)，以此表達對企業家乃至智慧財産權的評價，對現代社會勞心、勞力者的貢獻給予的肯定。"
何亮亮説，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開，汪道涵作為上海代表團的成員，當年82歲，是十五大年齡最大的代表，但思維依然通透犀利，在大會的分組討論中，汪道涵首次提出“兩岸同胞共同締造新的中國”，但是遲鈍的海外記者都沒有抓住這個重要資訊。當年11月中旬，汪道涵在上海會見臺灣的新黨代表團，又長談3小時，進一步闡釋了他的觀點。何亮亮説，對一個82歲老人來説，在正式場合長談3個小時，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何亮亮認為，汪道涵雖然未能踏足臺灣土地，成為最大的憾事，但是2005年5月2日和5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分別會見訪問大陸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能夠目睹國共再次握手，毋寧説也是汪道涵最大的欣慰。當時汪道涵體內的癌細胞已經擴散，他是在強撐著病體為兩岸和平事業盡力。據香港《明報》2005年12月24日報道，胡錦濤總書記2004年夏天曾前往上海向多位元老問安請益，汪道涵是其中之一。汪道涵當時特別就陳水扁連任臺灣“總統”後的大陸對臺工作方向提出極具意義的建議，據稱兩人會談近3小時，足見汪道涵的分量。
汪道涵和辜振甫
——破冰、融冰、體諒、忍讓
看著兩岸關係的低迷與更加的不可測，遂讓人們對汪辜這兩位長者在無路處找路的風範更加懷念
-南方朔
2005年12月24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逝世。這是繼2005年1月3日，臺灣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逝世後的另一重大損失。兩位德高望重的領袖級人物先後謝世，他們為兩岸關係開創的契機也告終止，一切又回到混沌不安之中。
因此，汪辜兩人的逝世，讓人在追懷先賢之際，也更加百感交集。汪辜兩人在1993年4月和1998年10月的兩次會談，都展現出高度的風範，因而能在互諒互重的前提下，替兩岸打開機會之窗。而今，汪辜會談的風華已渺，機會之窗也早已在政客撥弄下被關閉，兩岸未來的路要怎麼走下去？又有什麼人能帶著大家走下去？當我們回想過去那段來時路，就當會對這兩位長者更加尊崇。
兩岸自1949年起，即因內戰而對峙。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同年11月2日又宣佈開放探親，於是，兩岸關係開始進入新的交往與和解時代。
然而，兩岸畢竟在敵對中隔閡了近40年，這條交往與和解之路，自然難免有著太多猜疑畏懼甚或敵視的因素橫亙其間，雙方都必須找到德高望重且有公信力的領袖級人物，來扮演先行者角色。遂有了1991年2月8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的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長，這是臺灣方面的佈局。而在大陸方面，同年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汪道涵出任會長。汪辜兩人都是大佬級的人物，他們的就位，接著就是正式對話的展開了。遂有了1992年1月8日，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請組團前往大陸訪問之舉。
問題在於，對話就必須要有對話的身份條件，而兩岸對話的身份條件，當然是必須對“一個中國”作出定義。基於此，臺灣在辜振甫推動下，在1992年8月1日的國統會上，做出了“關於一個中國之涵義”的決議。兩岸皆支援“一個中國”，為未來民主和平統一而努力的基本共識開始出現。接下來，雙方又于10月28日至30日舉行了香港會談。後來所謂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即因此形成。正因有了這種共識，才有1993年4月汪辜兩人在新加坡的首席會談。兩位大佬級的人物，在這次會談上皆不卑不亢，互相聆聽，互相諒解，最後會談在簽署4項協議中閉幕。第一次汪辜會談的成功，對兩岸關係乃是歷史性的一大步，其振奮的效果不言可喻。
然而，兩岸關係原本即極其脆弱，加之又有美日對中國的圖謀在其中，互信程度極低。於是就在汪辜會談後，即有1995年6月李登輝以返回康奈爾大學母校訪問為名赴美和1996年飛彈危機。於是，兩岸關係又降至冰點。第二次汪辜的上海會談，也因而延遲到1998年10月才再度舉行。只是經過一番波折，第二次汪辜會談只能説是彌補性的“融冰之旅”了，而兩岸之間的疑忌之冰業已冷得無法完全融化。等到1999年7月，未融之冰更加凝固。因此，汪辜會談的效果，只持續很短的一段時間就被臺灣內政的變化侵蝕殆盡。1999年7月，李登輝發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論以及2000年民進黨執政，獨派當道。陳水扁甚至否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存在，兩岸關係進入“聽其言，觀其行”的階段。正式的對話已經完全停止，勉強的交流如春節包機問題，基本上退化成“業者決定，官方背書”的程度。汪辜兩人再也不可能第三次會談了。
因此，在汪辜兩人辭世後，兩岸關係已經進入另一個更難測的階段。汪辜兩人在海峽兩邊都是大佬級人物，他們可以得到當局絕對的信賴和授權，對兩邊的社會也有公信力，加上兩人皆是世家出身，通達世事，因而能在無路之處靠著智慧，硬是開創出新路。儘管他們開創的新路難以持久，很快就被政治現實所摧毀，但盱衡未來，誰又擔得起這種在無路處找路的重責大任呢？
因而汪辜兩位大佬級人物謝世後，兩岸等於已進入新的混沌難測的階段。北京在經過這幾年的波折後已不再抱幻想，因而借《反分裂國家法》劃下底線，並更積極地爭取臺灣在野政黨和民間的力量，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今年前往大陸訪問，即是重大轉機。由最近臺灣的選舉國民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已顯示出，反獨非獨乃是臺灣的主流民意，由這樣的趨勢觀察，兩岸關係縱或不會有太大的進展，但有基本面的支援，應不至於繼續惡化。
但問題在於，當今臺灣主政的畢竟仍是主張獨立的民進黨。它不可能因為選舉的失敗即改變兩岸政策，何況陳水扁早已否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存在，已沒有轉圜的空間。最近這段時期，民進黨政府已表明兩岸政策不會改變，即已堪證明。在這樣的背景下，未來兩年多裏，在正常的情況下，兩岸關係當然難有開展。
這時候，外力因素就可能不容忽視了。近年來美日軍事結盟日益緊密，由於韓國已逐漸脫離美日軌道，這時候美國將更不容臺灣反獨非獨力量取代“臺獨”勢力，免得臺灣也和韓國一樣，逐漸脫離美日軌道。這意味著在未來的兩年多裏，美日不無可能對臺獨做出更大的鼓勵，讓民進黨繼續掌握臺灣政權。這是不容輕估的可能性。
也正因此，看著兩岸關係的低迷與更加的不可測，遂讓人們對汪辜這兩位長者那種能掌握大綱大節的立場，又能體諒和忍讓的態度在無路處找路的風範，更加懷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