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説，汪辜兩人的逝世，讓人在追懷前賢之際，也更加的百感交集。汪辜兩人在1993年4月和1998年10月的兩次會談，都展現出高度的風範，因而能在互諒互重的前提下，替兩岸打開了機會之窗。而今汪辜會談的風華已渺，機會之窗也早已在政客撥弄下被關閉，兩岸未來的路要怎麼走下去？又有什麼人能帶著大家走下去？當我們回想過去那一段來時路，就當會對這兩位長者更加尊崇。
文章回顧道，兩岸自1949年起，即因內戰而對峙。1987年7月14日，當時的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同年11月2日又宣佈開放探親，於是兩岸關係開始進入新的交往與和解時代。
然而兩岸畢竟在敵對中隔閡了近40年，這條交往與和解之路，自然難免有著太多猜疑、畏懼，甚或敵視的因素橫梗其間，雙方都必須找到德高望重且有公信力的領袖級人物，來扮演先行角色。
於是，遂有了1991年2月8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的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長，這是臺灣方面的佈局。而在大陸方面，同年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汪道涵出任會長。辜汪兩人都是大老闆級的人物，他們的就位，接著就是正式對話的展開了。因而遂有了1992年1月8日，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請組團前往大陸訪問之舉。
問題在於，對話就必須要有對話的身分條件，而兩岸對話的身分條件，當然是必須對“一個中國”做出定義。基於此，臺灣在辜振甫推動下，1992年8月1日的“國統會”上，遂做出了“關於一個中國之涵義”之決議。兩岸皆支援“一個中國”，為未來民主和平統一而努力的基本共識開始出現。接下來，雙方又于10月28日至30日舉行了香港會談。後來所謂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即因此而形成。正因有了這種共識，才有1993年4月汪辜兩人在新加坡的首度會談。兩位大老級的人物，在該次會談上皆不卑不亢，相互聆聽，相互諒解，最後會談在簽署4項協議中閉幕。第一次汪辜會談的成功，對兩岸關係乃是歷史性的一大步，其振奮的效果不言可喻。
然而兩岸關係原本即極其脆弱，加以又有美日對中國的圖謀在其中，互信程度極低。於是就在汪辜會談後，即有1995年6月李登輝以返回康奈爾大學母校訪問為名赴美和1996年飛彈危機。於是兩岸關係又降至冰點。第二次汪辜的上海會談，也因而延遲到1998年10月才再度舉行。只是經過一番波折，第二次汪辜會談只能説是彌補性的“融冰之旅”了，而兩岸之間的疑忌之冰業已冷得無法完全融化了。等到1999年7月，李登輝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論後，未融之冰又再更加的凝固。
文章稱，汪辜會談的效果，只持續很短的一段時間，它即被臺灣“內政”的變化所侵蝕殆盡。1999年7月，李登輝發出“特殊的國與關係”之論，以及2000年民進黨執政，獨派當道，陳水扁甚至否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存在，兩岸關係進入“聽其言，觀其行”的階段。正式的對話已完全停止，勉強的交流如春節包機問題，基本上退化成“業者決定，官方背書”的程度。汪辜兩人再也不可能第三次會談了。
文章認為，在汪辜兩人辭世後，兩岸關係已進入另一個更難測的階段。汪辜兩人在海峽兩邊都是大老級的人物，他們可以得到當局絕對的信賴和授權，對兩邊的社會也有公信力，加上這兩人皆世家出身，通達世事，因而能在無路之處靠著智慧，硬是開創出新路。儘管他們開創的新路難以持久，很快就被政治現實所摧毀，但盱衡未來，像他們這種有分量、有擔當、有智慧的人物已不會再有，那麼誰又擔得起這種在無路處找路的重責大任呢？
文章説，因而汪辜兩位大老級人物謝世後，兩岸等於已進入新的渾沌難測的階段。北京在經過這幾年的波折，已不再抱持幻想，因而藉著《反分裂法》劃下底線，並更積極的爭取臺灣在野政黨和民間的力量，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今年的前往訪問，即是重大的轉機。由最近臺灣的選舉、國民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已顯示出“反獨非獨”乃是臺灣的主流民意。由這樣的趨勢觀察，兩岸關係縱或不會有多大的進展，但有基本面的支援，應不至於繼續惡化。
但問題在於當今臺灣主政的畢竟仍是主張獨立的民進黨。它不可能因為選舉失敗即改變兩岸政策，何況陳水扁早已否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存在，已沒有轉圜的空間。最近這段期間，民進黨政府已表明兩岸政策不會改變，即已堪證明。在這樣的背景下，未來兩年多裏，在正常的情況下，兩岸關係當然難有開展。
文章也指出，這時候，外力因素就可能不容忽視了。近年來美日軍事結盟日益緊密，由於韓國已逐漸脫離美日軌道，這時候美日將更不容臺灣反獨非獨力量取代“臺獨”勢力，免得臺灣也和韓國一樣，逐漸脫離美日軌道。這意謂著在未來兩年多裏，美日不無可能對“臺獨”做出更大的鼓勵，讓民進黨繼續掌握臺灣“政權”，這是不容輕估的可能性。
也正因此，看著兩岸關係的低迷與更加的不可測，遂讓人們對汪辜這兩位長者那種能掌握大綱大節的立場，而又能以體諒和忍讓的態度，在無路處找路的風範更加懷念了！ （來源：中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