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區到新區——中國在諸多挑戰中謀局改革戰略“縱深挺進”
新華網深圳８月１９日電(記者王攀 齊湘輝 王傳真)
這是位於福田區的深圳中心書城，“深圳經濟特區三十週年視覺記憶展覽”正在舉行，人們魚貫而入，沿著幕墻靜靜地欣賞，時而低聲地交流著。
展覽從７月１３日開始，一直持續到１１月底，在深圳全市巡迴進行。６００多張珍貴的照片，講述著這片土地上３０年來的艱辛實踐和滄海桑田之變。
展覽選在此時顯得意味深長。幾天后的８月２６日，作為中國改革開放試驗區的深圳經濟特區，將迎來３０周歲“生日”。已屆“而立之年”的深圳特區不久前剛剛完成“擴容”，將整個深圳市納入特區範疇，人們期待此舉能夠吟唱出更多的特區“傳奇”。
在中國的廣闊腹地，變革激發出的生機，３０年來産生巨大的輻射力。從四大經濟特區到上海浦東新區，到天津濱海新區，再到剛剛成立的重慶兩江新區，多個被賦予綜合配套改革重任的“新區”已經悄然崛起。
共同的改革主題、各具特色的改革探索——從“經濟特區”到“改革新區”的經驗積累中，中國在更廣闊的地域範圍和更深層次的制度領域內，將“區域帶動”改革戰略推向縱深。
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在談及３０年來特區取得的成績時表示，深圳經濟特區為改革開放事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探索和貢獻。深圳大膽改革創新、先行先試，成功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探路。
從最初引進“三來一補”企業，到高科技創新企業之都，從經濟改革到社會、行政體制改革，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從最初對外開放的“處女地”，逐漸成為先進經驗和先進制度的試驗田，始終領中國風氣之先。
３０年來，關於特區還要不要“特”的爭議雖然一直不絕於耳，但每次爭議都被新的探索和試驗平息，成為歷史注腳。王榮日前在與媒體座談時説：“前３０年裏，深圳敢於衝破舊的體制，‘摸著石頭過河’，大膽探索和實踐，取得巨大的成就。”
眼下，深圳正緊鑼密鼓地推動農民工入戶工作。按照最新的“外來人員積分入戶制度”，這座城市今年將向４６００名農民工提供積分入戶計劃指標。而與此同時，與其遠隔１０００多公里的重慶兩江新區，也正在推進“農民工落戶城鎮”的艱巨改革。
如同城鎮化的模式一樣，特區經驗廣泛輸入到以“新區”為代表的中國腹地，成為政策推進的範本。“這不是偶然現象”，深圳市科工貿信委副主任陸健對此深有感觸，“過去３０年間，深圳在産業發展和自主創新等領域，為國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眼下中國積極推進建設的多個‘新區’，正是對這些寶貴經驗的昇華、利用和發揮。”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王珺也指出，從“經濟特區”到“綜合配套改革”新區，名稱的變化表明中國政府和社會不僅關注經濟總量的增長，也逐漸將注意力轉向如何革除體制機制性障礙，在行政管理體制、統籌城鄉發展尤其是土地利用、戶籍制度改革、城鄉平等就業、健全城鄉社保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由於大膽的改革創新、先行先試，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在中國改革事業進程中有許多“第一”出自深圳，如第一隻股票、土地市場首次拍賣等等。用市委書記王榮的話説，“深圳用成功的實踐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
２００９年，深圳全市經濟總量超過８２００億元人民幣，每人平均ＧＤＰ達１．３６萬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等一大批創新型企業成長、壯大並在全球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而與之比鄰的珠海特區也不遑多讓，經濟總量突破１０００億元，比成立之初的１９８０年增長了２１０倍。３０年來，全市每人平均ＧＤＰ年均增長１５％，２００９年突破１萬美元大關。
對此，王珺表示：“特區的成就表明中國通過區域試點、先行先試的方式推進經濟建設的戰略決策是正確的，而這也為當前中國在新時期推進新的戰略轉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思路體系。”
從特區到新區的嬗變，意味著中國各級政府正在努力將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探索和社會公共管理體制改革向縱深延續，既為中國持續發展打造新的發動機，也為深化改革設立起新的試驗區。
長期研究區域經濟聯動趨勢的陸健認為，以經濟領域為例，正是在深圳經驗的基礎上，多個經濟特區和新區都將高新科技産業和自主創新策略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並且在發展過程中高度重視産業與環境、社會的均衡。
但與此同時，也有專家指出，“而立之年”的特區在其發展進程中遭遇的“成長煩惱”和“轉型陣痛”，也為中國通過推進以綜合配套改革為主旨的新區建設提供了“突圍方向”。
“３０年來，特區實現了高速發展，但是城鄉貧富差距、企業勞資關係調整、城市規劃佈局改善、環境污染治理、公共保障不足等問題日益突出”，廣東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易振球説。
他強調，中國近年來密集推出多個區域經濟規劃的意義，並非簡單地複製增加和擴大過去經濟特區的生産經營方式、數量和規模，而是意在通過制度創新“做出增量”，尋求突破，“這與改革開放之初特區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顯著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從特區到新區，中國通過區域引領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的具體操作進程也在發生深層次變化。易振球説，與經濟特區設立初期國家給予較大的優惠政策和財政支援不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地區在稅收和財政支援方面擁有的優惠政策不多，主要是擁有改革先行先試的權力。
他説：“正是在多年特區建設的經驗基礎上，綜合配套改革不再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制定各自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以此作為改革路線圖。可以想像，未來的中國‘新區’，將呈現更加靈活、更加多樣化的發展態勢。”
如今，站在３０年的歷史節點上，在以崛起之勢嶄露頭角的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等創新性新區面前，以深圳為代表的“老特區”何去何從備受注目。如果説改革開放之初是引領風氣之先的“新鮮人”，那麼如今的特區，在中國推進全面深入改革的過程中，更像一位朝深層次掘進的探路者，雖然前路有著更多不確定、更多艱難，但也帶給人們更多希冀，如同它們３０年來走過的歷程一樣。（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