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改革開放的歷史，人們往往不禁慨然而嘆，慶倖我們國家一步步走出了當年一些僵化觀念構成的窠臼。那些觀念曾經維護一種僵化的經濟社會管理體制，窒息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突破這種觀念窠臼和僵化體制過程中走出來的，是在一個一個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問題中走出來的，是一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道路。

    人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針對一段時期以來，黨內和國內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邁不開步子，以及理論界對改革開放性質的爭論，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這段話直指問題，切中癥結，令人心豁然開朗，引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個有利於”是一把鮮明的尺子，可以用來衡量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建設的許多大是大非。它至少具有兩層含義：第一、在概念上對姓“社”姓“資”問題作空洞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應該看哪些做法能夠更好地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而實際的問題；第二、我們搞社會主義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發展社會生産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三個有利於”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標準。

    三句話，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尺度，切開了理論上糾纏不休的疙瘩。何等深刻，何等直截了當，何等淋漓痛快！它回答了在改革開放問題上，是用概念衡量實踐還是用實踐衡量概念的問題，因此這是實踐標準徹底的貫徹，徹底的實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無數歷史事實證明，空洞的概念之間的爭論是一個陷阱，往往混淆實際的是非，白白耗費精力，而且無休止地製造矛盾，只有具有這樣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才能徹底擺脫它。

    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於”之後十五年過去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不斷向前推進。可以説這每一步真正的富有成果的前進，都是“三個有利於”標準的體現。今天，當年姓“社”姓“資”的那場爭論已經成為了歷史，但是我們的思想解放並沒有結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前無古人的，每一步探索都需要思想解放，都需要徹底地貫徹“三個有利於”標準。因為無論在任何時候，類似姓“社”姓“資”這種簡單而空洞的概念爭論都可能會出現，只不過具體表現形式不同罷了。對於實際的探索和創新，不去看它的實際效果，而是用一些既定的大而空的概念衡量，來區分好壞。這種思維只要存在，就是我們的事業發展的障礙，就是必須不斷破除的。

    中國社會在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在經濟大發展之後，許多新的更為複雜的經濟社會問題提上了日程。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適時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它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很好地體現了“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的要求，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在貫徹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值得特別重視的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社會問題，比上個世紀的問題要複雜得多，因此就更加需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進一步貫徹“三個有利於”標準，有高度務實的系統的思維，避免看問題單純從理論和經驗出發，簡單化和概念化。特別是要引導人們盡可能不要在簡單定性的概念上做文章，不要用既定的模式簡單地去套實際的問題，不要簡單地用對立、鬥爭的觀點去區分人群，不要陷入到無謂的爭論之中，否則就不可能解決好中國的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的問題，甚至還可能製造問題，讓問題複雜化。只有解決好社會一系列重大的實際問題，才是我們真正應該關注和追求的。

    改革開放29年，如果回頭總結，問什麼是我們所做的正確的事情，那麼回答就是：符合“三個有利於”就是正確的，否則就不正確。過去如此，將來當然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在學習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時候，把握住了這一點，就把握住了關鍵和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