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當下猛藥、出重拳，嚴厲懲治!
時間:2010-03-09 10:44 來源：人民網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2010年要解決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內容，句句直指今年兩會開幕前的最熱話題。其中，在改革收入分配製度任務下首次出現的“規範灰色收入”概念，最先引起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激烈議論。（3月6日 廣州日報）
關於“灰色收入”並不是一個新話題，但“灰色收入”是科學發時代最需要關注的話題。“灰色收入”，是指介於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之間的各種收入。從某種意義上講，“灰色收入”與“隱性收入”一樣，在一定時期內具有某種“合理存在空間”，實際上“灰色收入”就是官員利用職務便利謀取的不正當收入。“灰色收入”往往暴露了一些社會問題和體制性的痼疾，理應受到社會高度關注的貧富不均、社會風氣不正等問題。
現實生活中，政府官員“灰色收入”種類繁多。在非公務活動中收受禮金的有之；在臨時機構任職或兼職的條件，領取各種酬金的有之；在單位巧立名目，自發各種福利、補助的也有之；在非公務活動中頻繁接受其他單位和個人的各種請吃、請喝、請跳、請釣、請洗，甚至請漂的更有之……其中有些是共性的，有些則帶有明顯的部門、行業或崗位之特點。尤其是一些手握人、財、物等職的部門、單位和個人，以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種種理由和藉口，使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灰色收入”。特別是一些政府官員利用職權謀取“灰色收入”聚斂不義之財，“灰色收入”已成為當前困擾黨風廉政建設的突出問題，危害甚烈。
有媒體曾對“灰色收入”作過一項調查，其結果表明，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的“灰色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GDP的24%。雖然數據是否準確真實尚可存疑，但從中至少可以看出，“灰色收入”在社會財富總“蛋糕”中佔據著不小的分量。另外，在我國不發達地區的某些縣市，個別領導每年的“灰色收入”就可以達到10萬元，而發達地區可達到20萬元。
從近年各地查處各類貪官的案例中不難發現，《刑法》雖然界定了不明財産的內容，卻沒有劃定具體的量刑標準，使許多法律和制度存在“漏洞”。一些腐敗官員就是鑽了法律的“空子”，降低了犯罪成本，有的甚至逃脫了法律制裁和紀律處分。如，江西廣豐有一個名叫鄭元盛的貪官，為了斂財，不論老家蓋房子，孩子過生日、結婚、上大學，都要通知下屬單位，哪個不心領神會？哪個敢不去“慰問”？其女兒過生日，一天中送來的生日賀禮就達10萬元。又如，原湖南省岳陽市市長歐陽松，家庭財産價值人民幣389萬多元，其“灰色收入”就有334萬元，佔全部財産的85.6%。再如，原海南省公安廳副廳長路景林因受賄18萬元被判刑10年，因有357萬多元人民幣、9萬多美元、48萬多元港幣不能説明合法來源僅被判刑4年。路景林對其數百萬財産不能説明來源，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決不亞於受賄人民幣18萬元，4年有期徒刑顯然太輕，難以平民憤。
綜上所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取締非法收入，規範灰色收入”的提法欠妥，有待斟酌。因為“灰色收入”的本來就有問題，對以各種形式或非公務活動，謀取不正當的“灰色收入”，理應下猛藥、出重拳，用法律武器予以了嚴厲的打擊，堅決遏止或嚴厲懲治。尤其是對那些容易産生“灰色收入”的灰色地帶和人群，嚴詞警告，並運用稅收杠桿，將一些暫難説清的“灰色收入”納入收入分配的範疇中。同時，對那些政府官員在財産申報中的“不明來源財産”，要充分發揮《中國共産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中的高懸利劍，任何人只要敢越雷池一步，將難逃法律制裁。更重要的是，各地各部門要建立規範透明的“灰色收入”監督制約機制，減少官員權力運作中的尋租空間，從根本上剷除“灰色收入”滋生蔓延的溫床和土壤。
關於“灰色收入”並不是一個新話題，但“灰色收入”是科學發時代最需要關注的話題。“灰色收入”，是指介於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之間的各種收入。從某種意義上講，“灰色收入”與“隱性收入”一樣，在一定時期內具有某種“合理存在空間”，實際上“灰色收入”就是官員利用職務便利謀取的不正當收入。“灰色收入”往往暴露了一些社會問題和體制性的痼疾，理應受到社會高度關注的貧富不均、社會風氣不正等問題。
現實生活中，政府官員“灰色收入”種類繁多。在非公務活動中收受禮金的有之；在臨時機構任職或兼職的條件，領取各種酬金的有之；在單位巧立名目，自發各種福利、補助的也有之；在非公務活動中頻繁接受其他單位和個人的各種請吃、請喝、請跳、請釣、請洗，甚至請漂的更有之……其中有些是共性的，有些則帶有明顯的部門、行業或崗位之特點。尤其是一些手握人、財、物等職的部門、單位和個人，以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種種理由和藉口，使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灰色收入”。特別是一些政府官員利用職權謀取“灰色收入”聚斂不義之財，“灰色收入”已成為當前困擾黨風廉政建設的突出問題，危害甚烈。
有媒體曾對“灰色收入”作過一項調查，其結果表明，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的“灰色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GDP的24%。雖然數據是否準確真實尚可存疑，但從中至少可以看出，“灰色收入”在社會財富總“蛋糕”中佔據著不小的分量。另外，在我國不發達地區的某些縣市，個別領導每年的“灰色收入”就可以達到10萬元，而發達地區可達到20萬元。
從近年各地查處各類貪官的案例中不難發現，《刑法》雖然界定了不明財産的內容，卻沒有劃定具體的量刑標準，使許多法律和制度存在“漏洞”。一些腐敗官員就是鑽了法律的“空子”，降低了犯罪成本，有的甚至逃脫了法律制裁和紀律處分。如，江西廣豐有一個名叫鄭元盛的貪官，為了斂財，不論老家蓋房子，孩子過生日、結婚、上大學，都要通知下屬單位，哪個不心領神會？哪個敢不去“慰問”？其女兒過生日，一天中送來的生日賀禮就達10萬元。又如，原湖南省岳陽市市長歐陽松，家庭財産價值人民幣389萬多元，其“灰色收入”就有334萬元，佔全部財産的85.6%。再如，原海南省公安廳副廳長路景林因受賄18萬元被判刑10年，因有357萬多元人民幣、9萬多美元、48萬多元港幣不能説明合法來源僅被判刑4年。路景林對其數百萬財産不能説明來源，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決不亞於受賄人民幣18萬元，4年有期徒刑顯然太輕，難以平民憤。
綜上所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取締非法收入，規範灰色收入”的提法欠妥，有待斟酌。因為“灰色收入”的本來就有問題，對以各種形式或非公務活動，謀取不正當的“灰色收入”，理應下猛藥、出重拳，用法律武器予以了嚴厲的打擊，堅決遏止或嚴厲懲治。尤其是對那些容易産生“灰色收入”的灰色地帶和人群，嚴詞警告，並運用稅收杠桿，將一些暫難説清的“灰色收入”納入收入分配的範疇中。同時，對那些政府官員在財産申報中的“不明來源財産”，要充分發揮《中國共産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中的高懸利劍，任何人只要敢越雷池一步，將難逃法律制裁。更重要的是，各地各部門要建立規範透明的“灰色收入”監督制約機制，減少官員權力運作中的尋租空間，從根本上剷除“灰色收入”滋生蔓延的溫床和土壤。
編輯:楊雲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