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１日電（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季明、宋振遠、張先國、劉寶森）日益蔓延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考驗著政府和企業的應對能力，同樣也是社會道德水準的試金石。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闡述共克時艱的信心時，連續用了８個“來自”，其中一條便是“來自中華民族堅忍不拔、發憤圖強的偉大精神力量”。

　　此前，溫家寶總理在國內外公開場合也多次強調“道德的血液”。代表委員們認為，面對困難，只有同舟共濟，主動承擔自己應有的道德責任，中國經濟才會在“抱團取暖”團結奮進的狀態下，儘快迎來新一輪增長。

　　七種典型的“失德行為”引發代表委員關注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但是，沒有誠信、同情心、責任感等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

　　由華爾街金融風暴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充分説明瞭這一點。長期失去有效監管的金融機構，利用高杠桿率來牟取暴利，一旦泡沫破滅，災難就留給了世界。而當國際金融海嘯的余波傳導到國內時，部分企業和企業家，也暴露了他們道德責任的缺失，一些代表委員歸納了七種典型的“失德行為”：

　　行為一，“半夜逃逸”。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黃澤民委員説，去年有些企業老闆，拿了下游客戶交付的定金後偷偷地“半夜逃逸”，留下一堆債務和被拖欠幾個月薪水的員工，“將包袱直接甩給了社會，完全就是無良商人所為。”

　　行為二：“大幅裁員”。

　　中部地區有家合資企業去年１０月突然裁員１３００多人，讓當地政府猝不及防。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代表説，眼下有些公司確實因生産經營困難而不得已選擇裁員，但也有少數公司是為了規避勞動合同法約束，以應對危機為藉口大幅裁員，這是相當不負責任的。

　　行為三：“隔岸觀火”。

　　溫家寶總理在做客中國政府網時，曾對那些單純從利益角度出發，不願給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機構進行了批評。他説：“在危機衝擊的時候，在國家處於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在完善制度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地去為中小企業服務。這是為國家分憂的一個實際行動。”

　　行為四：“制假販假”。

　　福田雷沃重工董事長王金富代表説，眼下少數企業面對産品價格下滑的局面，選擇以次充好、甚至制假販假等不法手段，壓低産品價格以求擴大銷量，這不但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更把安全隱患留到了消費者身邊。

　　行為五：“窮廟富方丈”。

　　不停喊著“處於崩潰邊緣”的房地産行業，去年給高管發薪酬時卻相當大方，某家企業高管薪酬總額更是２００７年的４倍多。中山大學教授毛蘊詩委員説：“高管高薪與企業業績之間的反差，體現了他們在道德上的落差。”

　　行為六：“趁火打劫”。

　　山東省臨沂市市長張少軍等代表説，目前各地都在積極安商穩商，但個別企業竟借此漫天要價，一會兒要政府免除法律法規明文規定要繳納的稅負，一會兒要政府給予各類補貼和資助，“否則立馬走人”。“不想著如何積極競爭市場，卻總惦記著從政府手中多撈一些。”

　　行為七：“渾水摸魚”。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呂忠梅代表在會前調研中發現，有些過去環保審批沒有通過的項目現在又被提出來，重新要開工。她説：“花一塊錢造成的污染治理費用要１００多塊錢，花一塊錢損害的人體健康恢復的費用是７０塊錢。”

　　更多“道德責任的堅守”者贏得尊重

　　“管理學家德魯克在其經典著作《公司的概念》中指出，大公司的特徵除了其組織形式、大規模生産的技術外，還有第三個決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我們的社會信仰和希望。誠哉斯言！”

　　這是從三一重工集團在今年年初致全體員工的公開信中節選的一段。公司在信中向員工承諾，“不裁員、不減薪、不接受普通員工降薪”；與此同時公司又對外宣佈高管集體減薪，董事長只拿１元年薪，全體董事減薪９０％，集團高管減薪５０％。

　　減薪後，三一重工集團總裁向文波代表的年薪由５５萬元降為５.５萬元。他説，降薪的基本原則是不影響到員工的基本生活，公司決定中層以下的員工都不降薪。

　　時窮節乃見。在困難關頭選擇逃避責任、推脫責任的企業家畢竟是少數，更多企業家通過身體力行，實踐了對企業、員工、客戶、社會、環境的責任承諾。

　　兩會期間，一個個來自基層的“道德故事”，引起代表委員們熱議，成為經濟“寒冬”中讓人溫暖的力量。

　　國際金融危機沉重打擊國內航運業。去年１２月，青島港貿易量增長從２０％下滑到５％，集裝箱出口下降了２０％；有著２.３萬名職工、其中包括９０００名農民工的青島港，面臨１０００多名裝卸工人沒活幹的局面。

　　“每一個崗位背後都牽涉到一個家庭，在困難的時候，企業家絕對不能犧牲國家、企業及員工利益換取效益增長。”青島港董事局主席常德傳代表説。通過“自我造崗”等方式，青島港沒有辭退一名工人。企業的善意贏得了工人們的努力回報，僅今年１月份，青島港崗位效率就被刷新了２７項次。

　　今年春節過後，農民工代表朱雪芹跑到勞務市場，為企業招收了３０多名農民工。她説：“這麼多年我也曾隨著企業經歷過幾次波折，我深深感到，危機面前，企業家要把員工看作是可以依賴的財富，而不是增加支出的包袱。”

　　守望相助，同舟共濟。浙江省諸暨市企業家協會主動提出抱團取暖，會員企業各拿出２５００萬元，出資建立應急互助資金，至今當地還沒有一家規模較大企業出現問題。“相互補臺才能好戲連臺。如果相互拆臺就可能一起垮臺。” 浙江富潤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趙林中代表説。

　　讓“道德的血液”流淌在血管裏

　　《道德情操論》是溫家寶總理多次提到的一部著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曾評價説，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才是問心無愧的“利己”。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王利明代表説，強調社會責任感的“道德的血液”成為熱門話題，這是社會的進步。“但我也擔心，‘道德的血液’如果不是真正流在血管裏，而只是挂在口頭上，那就可能成為道德的泡沫。”

　　代表委員們認為，除了通過提高道德水準加強企業家自律以外，當前還迫切需要通過完善法律、加大政府監管力度、體制改革等多種方式，讓不道德的企業付出更大代價。

　　今年兩會上，中國移動集團上海公司董事長鄭傑等代表聯名提交了一份“關於進一步規範企業行為，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法”的議案，提出通過立法手段，適當糾正過分強調以企業營利為本、以股東利益為重的傳統公司法理念，強化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不能僅以攫取利潤作為存在目的，還應當有效增進股東之外的其他社會利益。”鄭傑代表説。在議案中，鄭傑建議消費者代表和環保代表都可以參加公司董事會，確保監督企業社會責任得到落實。

　　早已流失“道德血液”的三鹿集團，其産品卻長期被有關部門視為“國家免檢”，其中政府監管的缺失，值得深刻反思。張少軍代表説，政府要通過嚴格執法監管，來推動更多企業傢具有“道德的血液”。

　　中國工程院院士劉經南委員説，作為企業家，只有把看得見的企業技術、産品和管理，與社會精神、道德和責任加在一起，才能構成經濟和企業的“ＤＮＡ”；在當前，這也是抵禦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最堅實的後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