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通貨膨脹期間，涌入某銀行的上海市民，欲將貨幣兌換成黃金
1949年8月3日，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有59天。
從臺灣新竹機場起飛的B24機群，只用了3個多小時就飛抵上海上空，向江南造船廠投彈30多枚。
這6架國民黨轟炸機隨後例行公事般的掃射了黃浦江上的船只，以封鎖這個全國最重要的港口。它們最後在城市上空示威般的巡航一圈，揚長而去。
據曾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任陳雲秘書的周太和回憶，當時上海第二高樓百老匯大廈的22層樓頂就架設著機關槍，激烈地開火，但仍無法阻止敵機的侵擾。
不過，空襲警報和爆炸，並沒有打斷百老匯大廈一些住客的工作：包括陳雲在內的158名中共高級經濟幹部，仍在討論如何解決比空襲更為嚴重的問題。
上海的經濟形勢正在惡化。被後人譽為“新中國經濟建設三大戰役”的第一戰剛剛結束---解放軍進駐上海證券交易所，抓捕投機分子，贏得了“銀元之戰”。如人們所知，“棉紗之戰”和“米糧之戰”即將到來。
在這座大都會之外，是一路向南，將勝利戰局不斷推進的解放大軍。過去由各解放區供給的野戰軍離開了各自的根據地，這五六百萬人的給養如何解決，問題實際而迫切。
為了解決上海問題和部隊補給，此時負責中央財經工作的陳雲召集各大解放區、野戰軍的財經部門領導人，在上海專門開會。他們希望完成一件自清政府覆滅以來中國一直無法實現的大事：統一全國經濟。
“部隊向前進，票子向後退”
解放戰爭進行到1949年，大勢已定。共產黨控制地區的經濟形勢卻很不樂觀。
從1月起，物價連續上漲。
進入新解放區的野戰軍，無法像過去那樣得到根據地的直接物資補給，中央只好用發行貨幣來支撐部隊。但在新解放區，商人和群眾都不信任人民幣，加之生產一時難以恢復，軍隊就拿著人民幣到後方的大城市採購。願意使用人民幣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區購買物資。投機資本乘機作祟。
陳雲後來說這是“部隊向前進，票子向後退”。
1月，雲集平津地區的部隊引發了第一次大規模物價上漲。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戰役的部隊就地籌備物資，準備南下渡江，結果再次拉動了物價。
隨著解放軍跨過長江，情況愈演愈烈：與北方的農村包圍城市不同，共產黨在南方先佔領城市，再進入鄉村，一時之間很難從當地農村獲得補給。
此時，連同國民政府留下的軍政人員，中央政府需要保證各地750多萬脫產人員的吃飯問題。
時任中財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後來回憶說，當時最為嚴重的情況是收支脫節：收入的大頭是公糧，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稅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樓臺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但是野戰軍“吃皇糧”，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過不去了。發行鈔票主要是中央有虧空。”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這樣寫道。
1949年，預計全年財政收入折合小米303億斤，支出則達到567億斤。
到7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額達到2800億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當時美國《時代》周刊的報道分析說，中共過去依靠簡單的供給模式，由分散的根據地直接用物資維持根據地內的軍隊，受貨幣規律影響小。現在使用無固定供給地的大兵團跨地域作戰，其方式與組織形態已與國民政府相似，由軍費增長引發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北京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寄書中央政府：中共此時面臨的危機與過去3年國民政府的情況相似，如不控制軍費增長，新政權成立之時就是中國經濟再次崩潰之日。
中央人民政府開會的時候，也有委員提出，人民幣可能重演金圓券的悲劇。
1949年4月，中央兩次致電東北局，要求陳雲速到中央主持經濟工作。5月10日，“小個子”陳雲帶著周太和出現在北平，籌備一個全國性的財經領導機構：中央財經經濟委員會。
“只有承認山頭，才能消滅山頭”
7月，從華北財委調到中財委的李海，在全體幹部成立會上第一次見到了陳雲。
陳雲自我介紹說，我叫陳雲，身體不好，兩個月感冒一次，“過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門前擺小攤做生意的，現在讓我當大公司經理，做大買賣，不知道能不能勝任。”
陳雲最早的經濟工作經歷，的確就是在上海“擺攤”：當年為掩護地下黨身份，他曾開辦了一些商業機構，並頗有收獲。
後來他曾在陜甘寧邊區和東北解放區負責財經工作。據周太和向《望東方周刊》回憶，陳雲在東北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成立東北財經委員會，統一全東北財經。在他的籌劃下，百萬東北野戰軍依靠著充足的給養，不僅打贏了遼沈戰役，還入關完成了平津戰役。
陳雲的經濟才能一直受到毛澤東的欣賞。1944年，就是在毛澤東的提議下，陳雲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負責邊區財經工作。1949年初，毛澤東專門要求陳雲到西柏坡，徹夜長談，匯報東北經濟建設的經驗。
毛澤東隨後與周恩來商定，調陳雲主持中央財經工作，一統天下錢物。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開始謀劃統一財經。當時，華北、華東、西北三大解放區已連成一片，原來各地獨立運行的經濟係統第一次互相接觸。
當時，各解放區都有自己的銀行、貨幣，互相徵稅，甚至存在貿易壁壘。為了降低貿易逆差，一些解放區負責人還提高本地特產價格、拒絕其他解放區特產入境。
當時山東根據地出產最“強勢”的海鹽，山東解放區的貨幣北海幣比價最高；晉冀魯豫的冀鈔次之；西北地區因為物資最為匱乏，進口量大，發行的西北農幣比價最低。結果冀魯豫曾經抵制山東的海鹽，冀南還扣押過冀中訂購的煤炭。
負責華北財經工作的董必武于1947年底向中央報告時總結說，各個解放區“互相建築的關稅壁壘，各區票幣互相壓抑抵制，商業上互相競爭，互相摩擦，忘記了對敵”。
為了解決內部經濟問題，1947年3月、1948年4月，中共先後在邯鄲和石家莊召開會議，統一東北地區以外的財經工作。
邯鄲會議開了近3個月，最後形成了2萬多字的報告。一再修改後，仍向中央發出了5000多字的會議決議。
李海說，會議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確定各根據地貨幣之間的比價，後來根據這個比價，于1948年底發行了統一貨幣人民幣。
“山東的貨幣和晉冀魯豫定了1：1，大體相當；和晉察冀定了1：10，其實是山東‘吃虧’了。”當年代表山東根據地參加了兩次會議的楊波（後曾任輕工業部部長、國家計委主任）說，這次是中央出面進行了平衡。
由于中央擁有貨幣發行權，各大解放區的財政發生赤字需要彌補時，就必須報中央審查批準。這樣，中央就掌握了地方財政。
楊波說，在此之前中央根據地---陜甘寧在經濟上還比較薄弱，也沒有規定各解放區要向中央交錢。山東相對富裕一些，楊波等人去中央開會，就隨身用裝糧食的袋子帶著黃金，交給中央。
到1949年時，公糧和稅收等財政收支仍由地方控制。這也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一直存在的情況。
“毛主席說過，只有承認山頭，才能消滅山頭。”楊波說。
物價風波中的上海，成為一個契機。
上海暫時是個包袱
1949年夏天，鄧小平從上海回京。他向中央匯報說，上海“煤糧兩荒。接收舊人員十五萬人，工廠原料缺，運輸貴，開廠難，學校多，稅收少，開支大，被迫大發行。農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場。情況嚴重。提出廠校及人員疏散，向各解放區求援”。
陳雲隨後致電東北財經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運輸糧食，還要準備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廠學校。不久，中央正式開始準備疏散這個遠東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陳雲到達上海進行實際調查。當時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臺風，黃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陳雲帶著周太和，涉水到各類物品交易所了解情況。
就在陳雲達到上海前一個月，投機商操縱上海銀元價格暴漲，帶動物價上行。上海市政府籌集了10萬塊銀元拋出，竟然毫無起色。
最後，由曾任第9兵團司令員的宋時輪帶一營解放軍查處上海證券交易所，當場抓捕200多名投機骨幹，銀元之戰才以中共勝利告終。
投機資本隨後轉向大米、棉紗等物資領域，導致上海7月物價比6月上漲1倍，並波及北平、天津，致使兩地物價一個月內上漲3倍以上。
7月27日，毗鄰上海、最易受上海物價風暴波及的華中局建議，由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五大解放區財經負責人參加的財經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這也是所有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討財經對策。
陳雲在開幕會上就提出，上海的骨幹工廠不能外遷。
這樣就只能由各大區承擔糧棉調撥任務，共同幫助上海恢復生產---從老解放區調棉花，從北方調煤，從上海周邊和四川調大米。
華東局向陳雲匯報說，常州不讓糧食運到上海，贛東北對杭州也是封鎖的。皖北、常熟、無錫等地，也對上海禁運。
其他解放區有自己正當的理由：經過多年戰亂，糧棉自給都很不容易，調出去農民就會挨餓。再比如當時交通破壞嚴重，從四川運米到上海，運費與收購價相當。
楊波向本刊記者回憶，他曾與姚依林代表中財委去東北“要糧食”，一次運出數千萬斤，“討價還價的零頭也得幾百萬斤”。
周太和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在一次領導人會議上陳雲提出，上海是個好地方，但暫時是個包袱，運進來的東西多，出去的東西少。當時運進的是“兩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只是因為上海沒有恢復生產，運往外地的工業品不多。
薄一波後來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回憶說，上海財經會議的重要指導思想就是，觀察和解決財經問題要有政治觀點，即從全局、全國看問題。
這次會議的最大共識是，仍然要把支援戰爭放在第一位。
小困難服從大困難
由統一調撥糧棉解決上海問題，會議的中心轉移到了全國形勢上。
周太和說，會上主要研究了三個問題：統一財政收支，統一金融管理，統一重要物資調撥。“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事還需要做許多協商說服和組織準備工作。”
他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對于統一財經，認識並不相同。有的負責人認為統得太早，有的則認為根本不可能。
陳雲解釋說，當時實行財經工作統一管理確是提早了，但是困難並不算大，“我們不應因為統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難，而造成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難。”
陳雲還告訴各大區主要負責人，中央希望他們“說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權力，又勇于負責，以此精神共度難局”，“必須強調部分服從全體，地方服從中央”。
上海財經會議最後估算了1950年的財政收支情況，著手統一全國財經。陳雲在8月15日的閉幕報告中提出，第一，統一稅目、稅率，加強統一徵管；第二，建立統一的人民幣發行庫，進一步掌握貨幣發行權；第三，建立糧食公司、紗布公司等，統一購銷。
他特別提到，各地區對原屬野戰軍的支援物資，一般的要由中央統一調度。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聽取陳雲匯報上海財經會議的情況後，表示同意會議的總方針，“我們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
上海財經會議落幕後，物價一度平穩。陳雲卻向毛澤東匯報，預計物價有 “劇烈跳躍之可能”，並督促落實上海財經會議決定的各項措施。
10月，上海果然爆發“棉紗風波”：投機分子集中攻擊紗布，導致上海的紗布價格在一個月內上漲3.8倍，棉布上漲3.5倍。棉紗上漲帶動了其他物資價格，並波及華中、西北。
中財委按照既有計劃調撥物資，一戰而勝。
1950年春節，上海的投機勢力開始囤積糧食。但此時中共從四川徵集的4億斤大米已進入上海，華中、東北的糧食也源源不斷地運到。再戰再勝，這就是“米糧之戰”。
高崗曾想保留東北幣
“米糧之戰讓上海的投機勢力虧了老本，資金流動性不足還波及私營實業。政府于是用物資進行接濟，徹底控制了上海的工商業。”李海說。
集中調撥解決了軍隊的供應問題，加之1950年戰爭收尾，物資需求減緩，新中國的經濟終于走上正軌。
1950年3月，當時的政務院在北京召開首屆全國財政會議，進一步明確統一全國財經。
根據這個要求，成立全國編制委員會、頒布各級軍政機關編制和待遇標準，政府機關及軍隊不得自行添招人員。
但恢復後的上海卻不願意參與統一財經。由于1949年的全國支援，只有一小部分輕工企業外遷，保住了工業基礎。如陳雲預言，上海很快恢復了工業總產值全國第一的位置，成為東部地區的物資集散中心。
李海回憶說，當時上海的負責人還專門向中央發過電報，不願意納入統一財經體係。
陳雲隨後在公開講話中批評了地方主義。最後在中央的堅持下，最有錢的上海和華東局，還是老老實實地納入了全國一盤棋。
至此，新中國只剩下東北一個地區還保留著一定的財政獨立。
李海說，解放戰爭開始後，中央認為東北地區解放早、基礎好，如果與關內統一，很容易受到影響。于是一直保持其經濟獨立性，作為戰略大後方。
1948年華北財經會議後，當時負責中央財經工作的董必武專門派人到東北，通報華北財經會議情況和關內各解放區財經情況，並確定東北幣與人民幣的比價。
據第一任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的秘書楊培新向本刊記者回憶，1950年關內經濟形勢穩定後，開始回收東北貨幣。主持東北工作的高崗曾授意東北銀行行長王企之提出保留東北幣，南漢宸當面質問高崗，高崗只得作罷。
至此，自1911年來，廣闊的中國大地，第一次實現了全國貨幣的統一。過去近40年間中國地方割據的經濟基礎，被徹底清除。(記者山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