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卓元，1933年生，廣東省梅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曾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等職。主要業務專長：政治經濟學、價格學、市場學。多次參加黨代表大會報告等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新中國成立以來，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關節點，就是如何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係，這也是經濟學領域的一個世界性難題。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個問題上逐漸取得正確認識並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今天，我們紀念新中國成立60週年，不能忘記經濟學領域的這一重大貢獻——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學界討論最為熱烈、爭議最大的問題，這方面發表文章最多、成果最為突出。這是我國老一輩經濟學家薛暮橋1956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一文後，經濟學界綿延五十多年研討的第一大熱點。
研討得到的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這一理論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理論支柱，也是中國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寶庫的主要貢獻。
改革開放前,不少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頻頻向主流的傳統經濟理論挑戰，提出了具有遠見卓識的觀點和主張。但政治對學術研究的干擾和破壞很大，一些經濟學家挨批，蒙受不白之冤，嚴重影響理論探索
改革開放前可以概括為探索時期，主要是從1956年至1964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學界比較活躍，不少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頻頻向主流的傳統經濟理論挑戰，提出了具有遠見卓識的觀點和主張。當時常常處於“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環境中，政治對學術研究的干擾和破壞很大，一些經濟學家挨批，蒙受不白之冤，嚴重影響理論探索，真知灼見受到壓抑。
需要指出，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曾提出過一些有積極意義的觀點和政策主張。如陳雲在1956年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要有市場調節作為補充；毛澤東在1959年提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好景不長。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過去經濟學界對計劃與市場關係的探索，均被説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受到無休止的口誅筆伐。在這一時期，出現了經濟理論的大倒退。
“文革”剛結束，即開始撥亂反正，批判“四人幫”的一套“左”的理論體系。特別是1979年改革開放後，經濟學界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引下，思想異常活躍，對計劃與市場關係的研究與討論熱烈展開，涌現出大批有價值的成果，並在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上得到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確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創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大體説來，第一步是主張在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制，第二步是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第三步才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
第一，在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制，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對中國啟動市場化改革起著先導的作用。其標誌性舉措有：
1978年，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全會公報指出，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幹部和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
經濟學界也迅速行動。1979年4月在江蘇無錫市舉行了全國第二次經濟理論研討會，主題是探討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參加討論會的有300多人，我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孫冶方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作大會發言，會議收到論文上百篇，提出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理論觀點，包括：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肯定社會主義經濟中市場調節的作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起調節作用， 競爭是其內在機制。企業是獨立的或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産者和經營者，主張逐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1980年1月，蔣一葦進一步提出著名的企業本位論。對現有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和管理體制需進行改革，逐步縮小工農業産品價格剪刀差。
總之，在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擴大市場調節作用，按價值規律辦事，是1979年全國第二次經濟理論討論會的主調，對中國啟動市場化改革起著先導的作用。
第二，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是不是商品經濟的激烈爭論。
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經濟學界就有一批人寫文章主張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起調節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經濟學家持反對態度，爭論是蠻激烈的。比如，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報告起草過程中，參加起草工作的袁木同志等五人給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同志寫了一封信，信中針對近幾年在經濟理論界佔主流地位的強調市場調節作用、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主張提出批判。信中説：“在我國，儘管還存在著商品生産和商品交換，但是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作這樣的概括，那就會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之間共同佔有、聯合勞動的關係，説成是商品等價物交換的關係；就會認定支配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是價值規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規律。這樣就勢必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1982年8月，胡喬木同志批轉了這封信。自那以後，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在論壇上出現了不少批判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文章，而主張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的文章銷聲匿跡。但是，真理的聲音是壓不下去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衝垮了上述理論框框。1983年以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以其更強烈的現實背景、更充分的理論論證，重新登上中國的論壇，吸引著千百萬人的注意。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對我國經濟界和理論界多年的爭論，作了總結，以黨的決議的形式，肯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就使我們的研究和討論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第三，關於“市場取向”還是“計劃取向”的爭論。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確立以後，經濟學家沒有就此停步，而是繼續探索。二十世紀80年代後半期，經濟學家進一步提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應明確是市場取向的改革，市場化改革。
1992年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進一步闡發了他對計劃和市場問題的看法。同年9月，中共十四大報告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標誌著對經濟改革理論的認識達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此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隨著改革的推進，改革經驗的豐富，而日益充實和發展。
需要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確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20世紀80年代末，有的經濟學家對市場取向改革表示懷疑或否定，主張從“市場取向”轉為“計劃取向”，調子最高的是，“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説，是否定共産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市場化”就是“自由化”，是“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等。由於大部分經濟學家堅持“市場取向”改革，也由於1990-1991年鄧小平幾次講話，明確指出不要以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都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等，這場理論爭論不久就平息下去了。
可以預期，隨著改革攻堅的深入開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將不斷豐富和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並使馬克思經濟學原理劃時代發展。
從計劃與市場關係研討中得出的四點重要認識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學界對計劃與市場關係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與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問題。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根本缺陷，在於把作為經濟調節手段的計劃或市場，説成是區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標誌，把計劃等同於社會主義，市場等同於資本主義。這種認識，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制訂各种經濟發展計劃，調控宏觀經濟的運作。而實行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則因貶低和排斥市場的作用，窒息了經濟的生機和活力，以致在和平經濟競賽中敗北。事實使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借助市場，才能重新活躍被指令性計劃捆死了手腳的經濟活動；只有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才能提高經濟效率。當然，市場也不是萬能的，需要有“看得見的手”如政府的宏觀調控等，來糾正市場的缺陷，以保證經濟的健康運作。
第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夠科學地闡明社會主義同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係，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互適應相互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就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世界科技進步加速、經濟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的今天，只有快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振興中華，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有效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以經濟的輝煌業績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與成熟，從而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大廈。
第三，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轉軌經濟學或過渡經濟學，也是以論述從計劃主導型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及其規律性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迄今為止，只有中國的經濟體制轉軌的經驗和規律性，最具有典型意義。揭示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規律性，將為當代經濟科學增添新的篇章，從而豐富和發展當代經濟科學。
第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是全新的理論體系，既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實踐為這一理論提供素材和養料，也需要經濟學家的艱辛探索和理論概括，需要經濟學家的理論勇氣和攀登科學高峰的精神。認識真理的過程是複雜而曲折的。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裏。真理被大多數人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在學術研究上真正貫徹“雙百”方針，是經濟學家們由衷的期盼。這也是防止扼殺真理、打擊堅持真理者悲劇重演的重要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