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個”，20歲的李亞莉熟練地將手頭的“花木蘭”玩偶塑封裝包，作為玩具廠中最後一道工序，這個數字和每月1300元的工資一起，成為她東莞歲月裏的關鍵詞彙。
作為社會流動的基本方式之一，人口遷移指人口在地理上的位置變更。在從河南上蔡到東莞的旅途中，李亞莉只是成千上萬農民工中的普通一員，而她背後的這個群體，卻正以近乎膨脹的速度迅速擴張。
據統計，截至2009年7月底，河南流出人口達1050萬，廣東、北京、浙江等經濟較發達地區成為主要流向；而廣東現有流動人口已突破3000萬。有趣的是，它們恰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兩個省份。
“這是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遷移活動。”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人口學系主任段成榮表示，由於對勞動力的解放，這種遷移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在其背後，更反映了中國在生産和生活方式上的現代轉變。
其實，這種轉變來得並不及時。出於穩定勞動力和社會控制的需求，遷移在中國古代不受歡迎，管理成本過高帶來的顧慮更使起源於宋代，為加強對地方控制和管理的“保甲制”一直延續至民國，舊中國的人口遷移也更多因戰亂和饑荒而起。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情況才出現變化。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這使新中國建立之初的10年成為中國歷史上人口遷徙頻繁的時期。
“戰爭造成的破壞使新政權建立初期，城市建設對勞動力需求極大。”段成榮説：“但到1958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時，國家開始控制城市人口規模，控制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遷移。”
而這並不意味著遷移的徹底消失。事實上，此時自發的人口遷移開始被政府有組織、有規劃的遷移活動所取代。
“50年代組織的西部大開發，儘管遷去的人大多返回家鄉，但河南當時就有上百萬人參與了這一進程。”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俊哲説：“包括從上海、北京遷到甘肅等地，都屬於此類。”
與此同時，由於城市難以解決就業問題，“支邊青年”和“知識青年”開始從城市進入農村，成為新的歷史名詞。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64歲的張奇笑至今仍清晰記得，當年從北京出發時，母親依依不捨，父親卻斬釘截鐵，讓子女到遠方去接受應有的鍛鍊。
“家裏5個孩子中，我去新疆，老二去了東北。”和後來陸續返城的人們不同，張奇笑選擇了留下，“儘管現在回想有些後悔，但自己的事業總得繼續，我也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他説。
張奇笑捨不得離開的地方並不能繼續吸引他的後代，在中央電視臺工作的兒子如今是他的驕傲。“獻了青春不獻子孫。”張奇笑略有些自嘲地説。
1978年改革開放後，農村家庭承包制在帶來生産效率大步提高的同時，也使得農村隱性失業被擺上桌面，而城市的加速發展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卻日益增加。
1984年10月13日，國務院發出《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政府積極支援有經營能力和有技術專長的農民進入集鎮經營工商業，公安部門應准予其落常住戶口，統計為非農業人口，口糧自理。
至此，1958年開始實行的禁止農民進城務工的規定第一次出現了鬆動。1984年，外出打工的農民突破2000萬，是1958年到1978年20年總和的20倍，以經濟目標為趨歸的人口自由流動蔚然成潮。
而帶領李亞莉走出河南的，正是90年代初期到深圳打工的上蔡青年農民張全收，如今他被稱為“農民工司令”，通過自己創辦的全順人力資源開發公司，組織鬆散勞動力，培訓組編後形成“勞工團隊”，向各行業輸送勞動力。
“都是朋友介紹來的。”和工友們一起看著全順人力資源開發公司為他們準備的培訓課程，19歲的齊笑笑對自己外出打工的解釋十分簡單：“種地實在太累，還掙不到什麼錢。”
人口出生高峰的一代已經成人。劉俊哲解釋説，由於這一代年輕人對農業技術相對不熟悉，加上平日能夠接觸到更多新鮮事物，在改變自身命運和經濟吸引力的雙重推動下，他們越來越多去往沿海等發達地區。
“樹挪死，人挪活。”劉俊哲強調，儘管人口流動使管理壓力增大，對中國傳統鄉土文化也有一定影響，但社會中的細胞要激活和流動，人口流動正是激活社會秩序和經濟，並使資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極佳方式。
對金融危機後剛從廣東回到老家的楊亞偉來説，農村生活顯然已經不能讓21歲的他滿足。“等孩子稍微大一些，我們就會回去。”已經學有一技之長的他夢想像張全收一樣在城市紮根，“他是我們的榜樣。”楊亞偉説。
如今的上蔡縣朱裏鎮拐子楊村村委會外，便是張全收斥資近90萬元重建的拐子楊小學，而擔起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職責的張全收，現在也比以往更頻繁地奔波于河南和深圳之間。拐子楊村黨支部副書記吳振華表示，張全收帶領大家發展致富的能力無可置疑。
18世紀産業革命後，農村向城市的人口移動在西歐、北美等國加速進行，並成為現代化進程的標誌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過程。”段成榮説。
“對工業發展和社會現代化進程來説，勞動力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段成榮表示，這些年來，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流動人口自身也在生活和生産方式上取得了相應進步。
2006年年初，《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正式發佈，標誌著中國農民工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農民工的重大作用和貢獻得到普遍認同，農民外出務工的環境和條件也逐步改善。
“若干年後，城市反哺鄉村的情形將會出現。”段成榮預測。而在河南，如果本地經濟條件可以了，就不一定會遷徙遠處。劉俊哲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參與采寫記者：袁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