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稱，大陸能夠維持穩定而優異的決策品質。大陸決策高層採民主集中制，而政府充分運用各地廣設的智庫，蒐集情報與知識，最後集體做出判斷。就成果而言，近20年來大陸在公共決策上程式穩定而品質優良，臺灣瞠乎其後。遠的不提，由2008年的金融風暴，大陸迅速擴大內需、保有經濟發展，並積極利用美歐衰退時對外擴增影響力，其決策既快速、具體，又能夠有效控制社會情勢，大陸決策體系如何貫徹由下而上、將資訊匯整為情報、依據情報做出判斷，掌握時機與內外因素，實在值得臺灣參考。
再以最近出臺、引導中國經濟與社會轉型的“十二五規劃”為例，更可清楚看到，大陸可以由最頂尖的菁英學者領軍，為國家找出最適的發展藍圖，同時由於不需要考慮選舉時效和利益團體，所以可以清楚指出中國長期轉型的方向，化為五項具體的指導原則：優化經濟結構；促進創新發展；民生優先；綠色發展；開放共贏發展，以推動中國科學發展、以人為先的轉型軌道。著名學者、也是重要智庫成員的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如此點評十二五：“這為21世紀上半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奠定了基礎性和全面性框架。”
如果，大陸的決策規劃放眼的是未來五十年，那麼臺灣的決策規畫，顯然目光相對短淺。當然，有人説，大陸的政治制度和臺灣不同，其實行計劃經濟模式也和自由經濟模式有異。但是外在條件的不同，不可掩蓋決策流程上，大陸仍有許多值得臺灣學習之處。例如，對國家發展的長遠眼光、抵擋民粹壓力的決策勇氣、以及如何由規劃到落實、建立一套縝密且穩定的決策與執行模式。
當然，臺灣也必須建立臺灣特色的決策模式，其中最重要環節是如何與“民粹”有效互動，包括前期對民粹取向的正確理解、中期對民粹力量的導入及民粹與專業的整合，及晚期對決策的論述與辯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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