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決心要重新平衡社會”“胡溫在兩屆任期總結之年將全力減小貧富懸殊”“保民生肯定要解決分配不公”……中國兩會臨近閉幕,國際輿論已出現了一些“性急”的預測性分析,其中“中國將強力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成為多家外媒的一個共識,正如加拿大《金融郵報》頗具代表性的結論:“收入差距擴大已成為決策者的重大關切”。
隨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快速發展,近年來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斷增長。但在物價普漲、企業效益走低、醫療教育花費較高的大背景下,普通民眾對“預期性開銷”的擔憂不輕。路透社發自河南商丘的一篇報道中,在北京做了10年建築工的劉濤不斷感嘆“不敢放開手腳消費,是因為錢不好賺”;同樣在路透社記者筆下,一名小城鎮工人有著“想漲工資又怕漲工資,怕隨之而漲的是個人要全額交養老保險”的“糾結”。
而在這些擔憂的後面,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實,以及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對分配不公的焦慮。對壟斷行業的抱怨,對房價高企的聲討,對間或發生的炫富事件的抵觸,都表明瞭問題的嚴峻和深廣度。新加坡《聯合早報》在報道“收入分配”排在兩會前中國網上調查熱點第二位時,稱這“隱含了對貧富懸殊拉大的批評,反映出中國民眾對切身利益的敏感。”
收入差距擴大、貧富懸殊愈烈嚴重阻礙中國的全面進步。從經濟層面,英國《金融時報》等的看法是“中國調低增長目標一個要因就是要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鼓勵家庭把更多儲蓄用於消費”,中國轉變增長方式要擴大內需,而讓人們掏錢消費的前提必須也只能是增加收入;從社會層面,如法新社所説,“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社會挑戰,在窮人與富人、城市與農村間取得平衡”,建設和諧社會、創新社會管理要求填小收入的“鴻溝”,讓人人感到有奔頭。
事實上,增加最低工資、提高貧困線標準、發展網路購物、放寬農民工城市落戶條件……近幾年中國政府做了很多。特別是本次兩會,正像外媒列舉的那樣,將教育經費支出提高至國內生産總值的4%,新開工700萬套保障房,城鎮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趨向全覆蓋,顯著增加醫保補助,創造超過900萬就業機會等,都體現了向中低收入者的傾斜,都凸顯了穩中求進、民生優先的親民取向。
“北京希望引導各級官員著重于經濟調整和民生問題,如解決環境惡化和收入不平等”,確實,控制房産泡沫、抑制通貨膨脹、力求普遍富裕,正構成“讓更多人分享發展益處”的治政導向,它預示了收入差距問題會明顯緩解的“近期前景”,更如香港《信報》所言,“為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型勾畫了一個藍圖”。
哈薩克專家馬卡舍娃評價中國放棄“保八”時,有一個借用中國武術概念的比喻:經濟增長是“外功”,經濟結構調整是“內功”,“外功”數年就可見效,“內功”則需要數十年的修煉,一旦“內功”練成,“外功”將百倍受益。借用其言,但無論是“外功”、“內功”,縮小收入差距都是中國的“基本功”,都需要在制度設計和具體操作上名列前茅——正是這一點,贏得國際觀察家最廣泛的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