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迪：願多花錢給國足請顧問 説三流完全沒意義
做這個專訪時，韋迪還在卡達首都多哈督戰國家隊。在麗茲卡爾頓酒店大堂內，韋迪和記者聊了一個小時。就像他説的那樣，我們信守承諾：不談韋迪本人，只談中國足球。
談治理 建監管委員會
新京報：你覺得今年聯賽怎麼樣？
韋迪：聯賽應該説總體平穩，運作得基本正常。雖然暴露出了種種問題，但是個體不代表主流，主流還是好的。今年職業聯賽賽場上沒有發現明顯的假球。
新京報：你為什麼説沒有發現明顯的假球？
韋迪：足協相關部門沒有發現明顯的假球，業內人士也沒有發現明顯的賭球行為，但並不意味著今後就沒有。我們更要注重制度性的建設來規範和約束，使那些有想法的人不敢那麼做。
新京報：具體的約束辦法是什麼？
韋迪：讓他們犯罪的成本逐漸提高，這樣才能進行制約。另外日常也要有及時發現這種苗頭的辦法，並且及時地處理。
新京報：我們會不會專門設立一個部門，專門去監督假賭黑這些東西？
韋迪：下一步肯定會有新的機制。新的監管辦法當中有一條，中國足協要在今年組建一個監管委員會，由監管委員會來監管整個職業足球賽事的運作。
新京報：這個監管委員會由什麼人組成？
韋迪：監管委員會是所有參賽俱樂部所在地區的省體育局相關人員和職業足球的相關人員共同組建，他的職責和任務就是面對聯賽運轉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可能實施監管，發現苗頭立刻處理。
新京報：以往也有監管委員會，但同時也有“取證難”的問題？
韋迪：公安部門取證都難，更何況沒有調查權的足協和監管委員會。監管委員會會和俱樂部達成一致，依靠簡單、多數的方式，來判定是不是正當比賽。我們不去判定是不是假球，但我們可以判定是不是正當比賽。在中國足協紀律處罰條款上，要增加一個內容，只要監管委員會集體認定這場球是不正當比賽，那麼相關隊伍就要承擔責任。我不觸及法律取證的問題。對不正常比賽會進行處罰，第一次給你黃牌警告，第二次再出現直接降級。
新京報：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取證難的問題？
韋迪：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辦法，要是光靠中國足協去取證調查，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你如果真的要想治理這個問題，那麼就要有一個相對公正、相對可行的辦法。
新京報：俱樂部會支援嗎？
韋迪：大家都贊同，任何一場比賽都在俱樂部的掌控之中，完全可以進行正常比賽。有人曾經提過，這場比賽勝負不是很重要，我更願意派替補去打。派替補去打是可以的，但你是不是正常比賽，還是能夠判別的。我們也可以依靠媒體的眼睛。如果説兩地以上媒體對這場球存在爭議的話，那麼監管委員會就有必要對這場球進行研究。
新京報：你怎麼保障這些監管人員不出現營私舞弊？
韋迪：誰也不敢保證參與這個工作的人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們會通過多數人和少數人的相互權利制約來解決營私舞弊，做決定必須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我相信有不正當訴求的人，永遠都是少數。我們的監管委員會存在不正當訴求的人居多的話，那麼中國職業足球離坍塌也就不遠了。
新京報：這就能讓中國足球徹底和假賭黑無緣嗎？
韋迪：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能不能做到，我是不敢打包票的。畢竟認知是隨著實踐不斷完善的。隨著過去假賭黑對中國足球帶來的打擊，我相信真正有責任心的人，都會考慮怎麼去面對中國足球，不要再出現假賭黑問題，這是砸大家飯碗的事情。
新京報：假賭黑問題，害了中國足球十多年。
韋迪：我們始終沒有把職業足球的規律捋清楚。職業足球跟其他項目本質的不同之處在於出資主體的變化。過去中國體育都是國家出錢，國家出資辦體育。國家出錢當然國家説了算。但在職業足球這塊，參與主體多元化了，既有國家出資，也有俱樂部出資，俱樂部出資人應該成為相關規則、制度的參與者，不能再用簡單的行政命令的方式來管理，而是應該國家的意志和出資人的訴求能夠統一結合。職業足球發展過程中，必須尊重投資人的某些訴求。
新京報：職業足球有很多複雜的因素，比管賽艇難多了吧？
韋迪：職業足球這方面，必須尊重出資人的基本權利。推出新政策、新規定之前，必須充分尊重他們的意見。這塊是咱們過去思慮不週的地方。中國的職業足球，還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職業足球。作為足球的管理者，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的話，管理足球時顯然就要出現問題。
新京報：前幾任領導沒有搞清楚職業足球的問題？
韋迪：不能埋怨前任和以前的那些人，我倒覺得他們的實踐給我們後來人提供了一些經驗和教訓。比如説過去組建了中超委員會、中甲委員會，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是中超委員會、中甲委員會如果停留在一般意義、不發揮作用的話，就沒有意義了。過去出現的問題提醒我們，要充分利用好這兩個委員會。比如説俱樂部的建設，就必須通過中超委員會，大家達成共識，這是我們共同制定的規則，大家一起來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