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一直有著不同的議論。作者認為，過去的估計常常過低。辛亥革命雖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封建勢力的問題，但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舉推倒，為此後的革命打開了通道。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績。對反動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樣拋頭顱灑熱血去推翻它，還是象立憲派那樣維護它？這是根本的道路問題。在這點上立憲派的方向是錯了；但對它所起的某些積極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強烈地激動過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離現在已經整整七十年了。隨著歲月的消逝，當年種種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可是，對這場革命的功過得失，在國內以至國外一直還有著不同的議論。這篇文章，不準備全面地探討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只想就其中兩個比較重要的問題談談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經很有感慨地説：“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並不足怪，因為他們沒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親身參加過辛亥革命。他這段語重心長的話，説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可以舉出很多條。其中突出的一條，就是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這在當時確實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們不能把從君主專制到建立共和國，只看作無足輕重的政體形式上的變化，甚至只看作是換湯不換藥的招牌的更換。

　　中國在君主專制政體統治下經歷過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這是一個沉重得可怕的因襲重擔！多少年來，至高無上的君權一直是封建主義的集中象徵。人們從幼年起，頭腦中就不斷被灌輸“三綱五常”這一套封建倫理觀念，把它看成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級制度頂顛的最高代表。每個人在這種制度面前，必須誠惶誠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許有絲毫逾越。這就是所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卷五）誰要是敢有一點懷疑，輕則叫做“離經叛道”、“非聖無法”，重則成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紅樓夢》裏的王熙鳳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可見在那個時候，誰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剮”的大無畏氣概，一般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國社會處於劇烈的動蕩和變化中。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前仆後繼。但是，直到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産階級革命派登上歷史舞臺前，還沒有一個人提出過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的主張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舊式農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實還是皇帝。義和團運動的口號更只是“扶清滅洋”。資産階級改良派鼓吹愛國救亡，介紹了不少西方資産階級的社會學説、政治制度到中國來，起了巨大的啟蒙作用。可是，他們把忠君和愛國看作是一回事。康有為那些聲淚俱下、處處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的話，是最能打動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時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除法美兩國外，英國、日本、德國、義大利、奧匈帝國、沙俄等等無一不保留著君主制度。所以，康有為提出以俄國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為中國學習的榜樣，在許多人看來是很有理由的。

　　孫中山為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孫中山在幾次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見《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見《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１９０５年８月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明確地把“創立民國”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頒布的《革命方略》更是響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在當時確實是石破天驚之論！比一比，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到“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變化！

　　他們堅韌不拔地通過報刊鼓吹、秘密宣傳，使這種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發時，推倒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已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任何反動勢力都已無法把它再扭轉過來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馬”了，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倒了。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個大窟窿”。它帶來的直接後果，至少有兩條。

　　第一，使中國反動統治者在政治上亂了陣腳。中國封建社會本來有個頭，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權獨攬的絕對權威，是反動統治秩序賴以保持穩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這個頭砍掉了，整個反動統治就亂了套了。這以後，從袁世凱到蔣介石，象走馬燈似的一個接著一個登場，卻始終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統治秩序來。不用説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就是反動陣營內部也無法再保持統一。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這裡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無法抹煞的，它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開闢了道路。

　　第二，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該算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麼，還有什麼陳腐的東西不可以懷疑、不可以打破？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夜寫過一篇《偶像破壞論》説道：“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並沒有什麼神聖出奇的作用；全靠眾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象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拋在糞缸裏，看他到底有什麼神奇出眾的地方呢？但是這等偶像，未經破壞以前，卻很有些作怪；請看中外史書，這等偶像害人的事還算少麼？”思想的閘門一經打開，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騰向前，不可阻擋了。儘管辛亥革命後，一時看來政治形勢還十分險惡，但人們又大膽地尋求新的救中國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聲一響和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發展，不久便迎來了五四運動，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説：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

　　中國封建勢力的統治，實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滅它，決不是一兩次革命運動的衝擊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誠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始終應該有一個清醒的估計），但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舉推倒了，為此後的革命打開了通道。這種不朽的業績，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給予熱情的歌頌嗎？

　　而過去長時期中，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確如林伯渠同志當年所説的那樣，常常被過低估計了。這裡，除了認識上的原因外，還有時代的原因。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皇帝，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革命尚未成功”。這是事實，因此，在我們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階段，許多同志著重強調的常常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點，來鼓舞人們在無産階級領導下繼續奮發向前，去奪取勝利。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更強烈地感受到的也是這一點。這在當時是對的。可是這一來，對辛亥革命在歷史上的巨大功績，就常常來不及作出足夠的估計，甚至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貶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極左思潮氾濫，肯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仿佛就成了替資産階級塗脂抹粉的莫大罪過。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更談不上對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評價。

　　現在該是時候了！辛亥革命離我們已經有七十年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也已被中國人民在共産黨領導下推倒了。我們完全應該也可以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作出更加實事求是的評價來！ 
 
　　二、關於立憲派的評價

　　同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有著直接聯繫，而在近年來被國內外學者談論得很多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立憲派的評價問題。

　　一些同志提出了這樣一種看法：立憲派和革命派既然都代表資産階級，因而在本質上或目標上是相同的，只是採取的方法有所不同。或者説：在辛亥革命準備時期，立憲派功大於過，它的積極作用大於消極作用。國外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導致辛亥革命的勝利，立憲派起著主導作用，它所起的作用大於革命派所起的作用。

　　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革命派堅持以革命的手段、以武裝起義的手段來推翻清朝政府，有沒有必要？這是不是多此一舉，或者是可有可無的？我想，無論如何不應該得出後面那樣一種結論來。

　　討論歷史上的重大是非問題，決不能離開客觀形勢的全局、矛盾的焦點和當時把歷史推向前進的關鍵所在等前提，而孤立地就一個一個具體問題來考察。

　　當我們把目光重新投向二十世紀初年時，那時的中國正處在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中。山河破碎，國勢危亟，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處在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亡國滅種的威脅，象一個可怕的陰影，時刻籠罩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而當時統治著中國的清朝政府，不僅是封建勢力的頑固堡壘，並且已變成“洋人的朝廷”。煌煌上諭中公然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人民的愛國行動卻一味嚴厲地鎮壓。這個反動政府的賣國和腐敗，已經表演得淋漓盡致。人們實在忍無可忍，再也無法對它有任何希望了。

　　對這樣一個反動政府究竟抱什麼態度？是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去推翻它？還是維護它，只乞求它作一些局部的改革？這是一個尖銳的、擺在每個愛國者面前、誰也回避不了的問題。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許多愛國者當年曾熬過多少不眠之夜，經歷了多麼痛苦的思想鬥爭，才毅然決然作出自己的抉擇的。黃興在１９０２年和許多留學生一起到日本留學，尋求救國的真理。當時，在留學生的房間裏，對革命還是立憲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黃興在辯論中，氣極了，把手裏的茶壺也摔了，表示他已經堅決地選擇了革命的道路。再讀一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林覺民的絕命書。他在信中對妻子説：“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之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這種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這樣高尚的革命情操，幾十年後依然能那樣強烈地扣動著每個讀者的心弦！

　　革命派認定：在這個政府的統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推翻這個賣國政府，中國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這是現實迫使他們得出的結論。而立憲派卻喋喋不休地要人們去向這個反動政府磕頭請願，希望它作一點局部的改革；並且一再站出來攔阻人們走向革命，威脅説：革命就會造成內亂，造成瓜分，是萬萬幹不得的。梁啟超甚至説：“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四冊）他們在當時激起無數愛國者那樣強烈的憤慨和反對，是毫不奇怪的。不對他們進行堅決的無情的批判，就談不上有以後革命的勝利。

　　這場辯論，從二十世紀初年開始，到１９０６年的《民報》和《新民叢報》的論戰達到了高潮。辯論的結果，革命派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到這年年底以後，雙方的重點都轉入實際行動：革命派到南方發動武裝起義；而立憲派先後組織預備立憲公會、政聞社，以後發展到請願立憲運動。這事實上仍然是那場辯論在實踐中的繼續。

　　這當然不是什麼局部性的枝節問題，或只是什麼方法之爭，而是鮮明對立著的兩條道路。事實證明：革命派的方向是對的，立憲派的方向錯了。

　　我想，這樣説並不是“老生常談”，而是不能不説的前提。否則，辛亥革命中先烈們所流的鮮血就成了多餘的。這不僅將使先烈們難以瞑目于地下，而且是非不明，連後生者也會在心中感到嚴重的不安。

　　還需要指出：立憲派代表的是上層資産階級，並且是剛由或正由地主階級轉化而來的那部分上層資産階級。他們往往本身就擁有大量封建地産，並同封建官府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是地主和資産階級一身而二任的。因此，他們兩重性中的消極方面，不僅是一般資産階級的軟弱性，而且有濃重的封建性。這又決定了他們的政治態度，在革命大風浪面前，常常竭力地反對革命，竭力地維護封建主義的許多東西。這是它的反動的一面，而且是有著深刻的根源的。

　　那麼，是不是要對立憲派全盤否定呢？不是。應該承認，過去近代史的研究中對戊戌變法後的立憲派，常常採取一筆抹煞的態度。對他們在思想啟蒙、參加愛國運動等方面的積極貢獻，沒有給予應有的肯定。對立憲派中的複雜情況，也缺乏具體的分析。這是應該糾正的。

　　立憲派代表的既然是上層資産階級，它還是資産階級的一翼，並且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仍有這樣那樣的矛盾。因此，在它的兩重性中，既有消極的以至反動的方面，又有積極的方面。這種兩重性是貫串于辛亥革命時期的全過程的。例如，在宣傳工作中，他們宣傳過愛國，揭露過清朝政府的腐敗政治，鼓吹過國民的責任，還介紹過不少西方資産階級的社會、政治、倫理學説，這些都是應該肯定的。在行動上，他們參與或發動的一些愛國運動，對提高群眾的覺醒程度也是有積極作用的。就是立憲運動，也不能説客觀上一點積極作用也沒有起。特別是，當時革命派著重進行的是革命必要性的宣傳和武裝起義的實際活動，對其他方面的宣傳教育常常顧不上，有所放鬆。同時，他們在內地不能公開活動，而立憲派一般是可以公開活動的。在封建勢力比較強固而革命派的力量還沒有達到的地方，立憲派在啟蒙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就更多一些。這些，我們都應該公平地給予肯定的評價，不能抱著罵倒一切的態度。

　　立憲派內部的情況也是相當複雜的，需要作具體分析。海外的康梁與國內的立憲派是有區別的。就是國內的立憲派，成分也很複雜，至少有三種情況。第一，是同鐵路投資直接有關的那部分資産階級。特別是川漢路、粵漢路沿線那幾省，不少人在鐵路方面的投資比在工廠的投資要大得多。後來，清朝宣佈把鐵路收歸國有，這同他們的經濟利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不能不起來拚命。這部分立憲派表現得最激烈，積極貢獻也比較多。第二，主要是投資工業、農場等，受封建官府的保護也比較多，張謇就是代表。他們特別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復”。儘管在有些問題上對清朝政府有強烈的不滿，但總的態度還是千方百計加以維護。直至看到清朝必倒，舊秩序已無法維護，才改變態度。第三，還有些經濟落後的地區，實在沒有多少資本主義，雖然也叫立憲派，其實與封建士紳沒有多大差別，這些人有多少積極貢獻就很難説了。至於以個人來説，革命派中有後來變得很壞的，立憲派中也有後來變得很好的，這是另一個問題，這裡不需要多説。此外，在不同時期內立憲派的情況也有不同，特別是１９１０年冬第三次請願失敗後，它本身又有分化，正如有的同志指出過的：有的轉向革命了；有的雖還不贊成革命，但對清政府絕望了；有的還在維護，直到大勢所迫才改變態度；有的始終堅持反動。這些，都應該如實地恰當地給予估計。

　　歷史的現象總是複雜的。列寧曾經指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繫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末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見《統計學和社會學》）歷史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從事實的總和去掌握事實，把一切恰如其分地放在應有的位置上。否則，就會各持一端，各執一詞，不利於問題的解決，甚至把問題引到不正確的路上去。 （原載于1981.04.13《人民日報》/金衝及）

（來源：央視國際）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