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年，比起半年前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時期，中國大地上沉寂得仿佛要人窒息。這是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跡象，一場新的革命風暴就要席捲古老的中國大地。資産階級革命派廣泛傳播民主革命思想，革命團體的相繼建立，集結革命力量，準備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1．民主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

　　義和團運動之後，清政府推行所謂的“新政”，企圖茍延殘喘。興辦學堂和獎勵留學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內容。從新式學堂出身或留學歸來的學生接受了資本主義“西學”、“新學”的熏陶，世界觀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許多青年被培養為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的知識分子，不少人實現了從封建文人到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轉化。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出現給近代革命事業提供了一支新的力量，他們的愛國思想日益發展，逐漸以各種方式為振興中華而積極行動起來，逐步從愛國走向革命。

　　1900年以後，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以及孫中山和革命派的共同努力，在國內外掀起了出版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的翻譯著作，創辦革命報刊，發行革命書籍，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熱潮。

　　20世紀出年出版發行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的譯著，除了嚴復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陸續翻譯出版的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肆言》、穆勒的《名學》、孟德斯鳩的《法意》等書以外，還有楊廷棟譯的盧梭《民約論》、顏慧慶譯的《理財學課本》、蔡元培譯的科培爾《哲學要領》，以及大多由出國留學生翻譯的《政治學》、《經濟通論》、《美國獨立戰爭史》、《萬國憲法比較》、《葡萄牙革命史》等書。這些譯著的出版發行和廣為流傳，極大地衝擊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傳統思想觀念，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不再追求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國“彼得變政”等模式，走上了“美國獨立”、“法國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翻譯出版西方資産階級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等方面書籍的同時，革命派及海外留學生和國內知識界還掀起了創辦革命報刊，宣傳革命的熱潮。當時革命派活動的主要基地和新型知識分子的聚集地，國外主要是日本、美洲、南洋，國內則是上海、廣東及香港等地區，革命書刊的發行地也大多數集中在這些地區。特別是1903年至1904年間，革命書刊如雨後春筍，遍及各地。

　　在日本，截至同盟會成立前，留學生繼創辦《譯書彙編》、《開智錄》、《國民報》之後，又先後創刊發行了許多宣傳革命的刊物。主要有：1902年11月，楊守仁、黃興等創辦的《遊學譯編》，鼓吹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1903年1月，劉成禺、李書城等創辦的《湖北學生界》（後改名為《漢聲》），革命刊物以省命名並由同鄉會主編以次為首創；1903年2月，孫翼中、蔣方震等創辦的《浙江潮》，積極宣傳民族革命思想；1903年2月，直隸留日學生的《直説》，載文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1903年4月，秦毓鎏、黃宗仰等創辦的《江蘇》，宣傳推翻清朝，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它與《湖北學生界》、《浙江潮》一樣，是留日學生積極鼓吹革命，反對保皇派的重要刊物之一；1905年6月，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田桐等創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以宣傳愛國主義，使中國成為20世紀亞洲乃至世界第一強國為宗旨。

　　在美洲和南洋等地，《檀山新報》經孫中山1903年9月改造後，成為檀香山興中會機關報。隨後，孫中山又于1904年將美洲洪門致公堂機關報《大同日報》，從保皇派手中奪回，改造為宣傳革命的陣地。同年，革命派在新加坡創辦了《圖南日報》。

　　在國內，截至1905年，上海創辦的革命報刊有《大陸》、《童子世界》、《國民日日報》、《中國白話報》、《俄事警聞》、《女子世界》、《二十世紀大舞臺》等，另外有的舊式報紙如《蘇報》，這時也轉而積極鼓吹革命；廣東及香港地區的革命報刊，繼1900年1月在香港創辦的《中國日報之後》，又先後創辦發行了《嶺東日報》、《亞洲日報》、《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等。沿海和內地其他地區的革命報刊有：《覺民》、《萃新報》、《重慶日報》、《俚語日報》。

　　在中外反動勢力的摧殘破壞下，這些刊物有不少被迫先後停刊，但民主革命思想洶湧澎湃，不可遏止，此報停，彼報出，革命思想深入人心。

　　在創辦報刊的同時，革命派還建立了自己的印書館，如鏡今書局、東大陸圖書局、國學社等，印刷革命書報。作新社、廣智書局、商務印書館、大同書局也競出新書。由革命派編撰和翻譯出版的革命書籍，不下百數十種。它和革命報刊一樣，不脛而走，暢銷國內外，在傳播革命輿論，激發民族革命思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宣傳革命的讀物中，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對啟發人們的民主覺醒，組織和壯大革命派的隊伍，推動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作用最為顯著。1903年5月出版的《革命軍》，在短短的一二年內，各地翻印達二十余版，風行海內外，銷售逾百十萬冊，像一顆精神炸彈，其驚世駭俗，震聾啟聵的威力，是無法估量的。《革命軍》一書的出版，對人們從資産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躍進到資産階級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革命軍》與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成為革命志士必讀的教科書。
 
　20世紀初年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縮小了保皇派的市場，擴大了革命陣營，推動了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為眾多革命小團體的出現以至同盟會的成立，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預示著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潮就要到來。

　　2．革命團體的相繼建立

 　　隨著民主革命隊伍的壯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國內資産階級革命團體在1904年前後如雨後春筍般地涌現。在同盟會成立前的眾多資産階級革命團體中，除孫中山在國外較早創建的興中會外，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是湖南的華興會、湖北的科學補習所和浙江的光復會，而華興會的創建者黃興又是當時最有威望的革命領導者之一。

　　黃興出生於地主家庭，1901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兩湖書院。1902年春，聲勢顯赫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把這個“高才生”選派去日本留學。1902年11月，黃興在東京與好友楊守仁共同創辦以譯文為主的《遊學譯編》，傳播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3年春，黃興回國，6月回到故鄉長沙，借在明德學堂教書為掩護，鼓吹民族思想，暗中策劃革命。

　　1903年11月11日，黃興以過30歲生日為名，邀約陳天華、秦毓鎏、章士釗等十多人，商議籌設革命團體等事項。會上決定成立華興會，對外則聲稱集股籌組“華興公司”，以“興辦礦業”。1904年2月15日，華興會在長沙正式成立，公推黃興為會長，宋教仁、劉揆一為副會長。華興會很快就發展到五六百人，會員絕大多數是從日本留學歸來和在國內學堂畢業或肄業的知識分子。為了擴大勢力，黃興積極與軍界和會黨聯絡，籌備長沙起義。由於缺乏經驗，長沙起義計劃洩露，10月26日黃興潛出長沙，逃往上海。大批華興會骨幹紛紛走避東京，為同盟會的成立直接提供了領導和群眾兩方面的條件。

　　華興會對湖北革命運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宋教仁在華興會成立後，回到武昌參與科學補習所的組建工作。1904年5月，湖北革命志士張難先和前來武漢避難並一起加入新軍的原華興會會員胡瑛，聯絡軍界同道，與學界反清革命的呂大森等12人，在武昌鬥級營同慶酒樓開會，商議組織革命團體，並推定呂大森起草章程，決定團體名稱為科學補習所，會員要“以心記之宗旨‘革命排滿’四字為主”。

　　1904年7月3日，武漢軍、學兩界30余人集會，科學補習所正式成立，呂大森任所長，胡瑛任總幹事，宋教仁任文書。7月，黃興由上海到武漢，科學補習所開會歡迎，黃興告以華興會準備在11月16日起義，所員都表示贊同，約定湖南發難，湖北響應。長沙起義失敗後，10月20日，清政府軍警搜捕科學補習所，由於事先得到黃興的緊急通知，軍警一無所獲，但科學補習所的活動從此被迫停止。

　　科學補習所是湖北最早的重要革命團體，它的活動的重點一開始就放在新軍方面，並作為經驗保留下來，形成20世紀初湖北地區革命運動的一個傳統。對於武裝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這是革命事業的一個好的發端，為後來的辛亥武昌新軍首義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當兩湖地區資産階級革命派相繼創建革命組織並積極開展活動時，江浙地區的革命黨人也積極聯絡會黨，策劃革命活動，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革命團體光復會。

　　早在1900年，杭州求是書院愛國師生曾組織過一個研究時事的小團體“浙會”，不久改稱“浙學會”。1901年，“浙學會”大部分會員或東渡日本，或去上海，相繼投身於東京留學生和上海中國教育會及愛國社等組織的愛國革命活動。1903年10月和11月，“浙學會”部分成員在東京兩次集會，密議如何建立新的革命團體，回國策動武裝起義。

　　1904年初，“浙學會”會員陶成章和軍國民教育會成員魏蘭回國，著手分頭聯絡會黨。同年10月，陶成章來到上海，與先期來這裡組建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龔寶銓密商，決定根據東京浙學會原議，組建革命團體。當時，章炳麟已在獄中，只有蔡元培聲望最高，準備推為首領，以利號召。隨後，先由龔寶銓與蔡元培商討，決定擴大暗殺團組織。1904年10月，暗殺團改名為光復會，又稱復古會，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任會長。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參加。尚在獄中的章太炎通過蔡元培，參與了光復會的籌建，並加入了該會。在陶成章的影響下，紹興商學兩界革命志士和各屬會黨頭目紛紛加盟入會。1905年初，徐錫麟到上海見蔡元培，也加入光復會。秋瑾先加入同盟會，從日本回國後經徐錫麟介紹入會。光復會在浙江迅速擴張了自己的勢力。
　　除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光復會幾個規模和影響較大的革命團體外，1904年前後國內各地還陸續成立了其他一些愛國團體和革命小團體，如上海的旅滬福建學生會、對俄同志會、上海青年學社，安徽陳獨秀等人組織的勵志學社，廣東有朱執信等組建的群智社，等等。1904年前後國內革命團體的大量涌現，預示著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潮即將來臨。

　　3．同盟會的成立及其綱領

　　革命小團體的涌現，儘管數量眾多，卻難以採取足以推翻清王朝的大規模集中統一行動，形勢的發展需要有一個最孚眾望的革命領袖出面，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組織，將革命運動有力地推向前進。

　　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由於首倡資産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國內外革命青年中享有極高的威望，自然成為眾望所歸的共同領袖，成為足以團結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革命知識分子作用的明顯加強，使孫中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孫中山流亡海外，心向祖國，密切注視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不斷探索著革命前進的道路。孫中山不僅為建立統一革命組織掃除了思想障礙，準備了明確完整的民主革命綱領，而且聯繫和培養了一批骨幹力量，總結出了建立統一革命組織的經驗。

　　1905年7月19日，孫中山到達日本橫濱，很快就前往留學生集中的東京。在東京，孫中山找到了留學界享有很高威望的黃興，商定與華興會聯合的問題。孫黃會見確定了興中、華興等會聯合建立全國性革命政黨的決策。7月28日，孫中山又與華興會的骨幹宋教仁、陳天華等會談。會談中，孫中山始終著重地強調建立一個統一的革命組織對革命發展的重要意義。7月29日，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等共同商議華興會會員參加同盟會一事。經過激烈的討論，在東京的大部分會員決定參加同盟會。

　　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和黃興派人分頭邀請各省傾向革命的留學生，在東京舉行建立同盟會的籌備會，商討組建統一的革命組織問題。到會的有70余人，包括來自17省的留學生。會上，孫中山、黃興等先後發表演説，分析當時形勢，痛陳革命大義，闡明進行革命的方法和組建統一革命組織的必要性。經反覆磋商，最後確定組織名稱為“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同盟會籌建工作至此大體就緒。

　　8月13日，東京正是盛夏季節，在結構精巧的富士見樓，中國留學生和華僑舉行歡迎孫中山大會。這是孫中山到日本後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學生集會上公開露面，也是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前夜由它的領袖向廣大群眾宣佈政見的重要政治活動。到會的有1300多人，還有數百人佇立在街旁仰望樓上。這樣的盛況，對於東京留學生來説，是前所未有的。孫中山發表了富有政治遠見和強烈鼓動性的演説。一開始，他就熱情洋溢地對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作了充分的估計，接著分析中國只是在近代才落後西方。他充滿民族自豪感地預言，擁有五千年悠久文明歷史的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批評君主立憲主義和無所作為的悲觀論調，熱烈地號召中國人民下定決心，鼓起勇氣，迎頭趕上，不惜以流血為代價，“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孫中山慷慨激昂的語言，深深地感染了到會的聽眾，經久不絕的掌聲顯示了留學生對孫中山倡導的革命事業的堅決支援。歡迎孫中山的大會，敲響了同盟會正式宣告成立的鐘聲。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到會的有百餘人。大會修改並通過了由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負責起草的章程草案，確認了同盟會的政治綱領，規定凡其他革命團體宗旨相同而有願意聯合為一體的，概認為同盟會會員。章程規定，同盟會本部暫設東京，本部機構遵循三權分立原則，在總理之下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大會一致推舉孫中山為總理，選出黃興任執行部庶務科總幹事，協助孫中山籌劃一切，主持本部工作。

　　同盟會的政治綱領最初就是十六字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05年11月26日，孫中山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明確闡釋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民族主義包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所含內容，即孫中山所説的民族革命。具體含義是主張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反動腐朽的清王朝統治，建立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實現中國的獨立和國內個民族的平等。在用民族主義概括闡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時，孫中山注意強調“驅除韃虜”，實行民族革命，並非是遇到不同民族的人便排斥他，指出革命黨人並是恨所有滿洲人，而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

　　民權主義即“創立民國”，也就是孫中山所要進行的政治革命，在同盟會綱領中居於核心地位。民權主義主張推翻清王朝統治的同時，廢除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強調實行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是革命黨人統一的任務，必須在進行民族革命的同時進行政治革命，不能分成兩次進行。民權主義是政治革命的根本。

　　民生主義即“平均地權”，也就是孫中山所説的社會革命。按照孫中山的解釋，即鋻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貧富兩極分化，勞資尖銳對立，社會動蕩不安的局面，中國在革命成功後，應立即解決土地問題，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一次性完成，以防止西方社會種種弊端在中國重演。
　　以孫中山為領袖的中國同盟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資産階級革命政黨。它的誕生，使全國革命從此有了一個指揮中心，成為民主革命運動高漲的新起點。同盟會本部成立後，在孫中山親自主持下，首先抓緊進行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國內外支部、分會的組織建設；二是《民報》的創刊和對保皇派的論戰。同時，也為新的武裝起義做了積極的準備。

　　4． 革命派同保皇派的論戰

　　正當孫中山準備重整旗鼓，把革命隊伍重新組織起來的時候，卻與保皇派發生了激烈的鬥爭和交鋒。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集中力量與資産階級改良派展開了一場大辯論。這是繼戊戌變法以來，中國近代史上又一次資産階級性質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次大辯論以《民報》的創刊為正式發端。1905年11月出版的《民報》第1號，除孫中山的《發刊詞》從正面闡發了同盟會的革命綱領外，其餘文章大多是從不同角度對保皇派進行批判。1906年4月28日，《民報》作為“第三號號外”單獨印行《〈民報〉與〈新民叢報〉辯論之綱領》，正式揭開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間大論戰的序幕。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關於民主革命的辯論，實際上從1901年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就開始了。從1905年秋同盟會的成立及其機關刊物《民報》的問世，辯論才達到全面決戰的火候。革命派和保皇派分別以《民報》和《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外內外20余家報刊先後投入論戰，從1905年至1907年，辯論持續了兩年之久。革命派和保皇派辯論的核心是——中國往何處去？內容涉及很廣，但實際上主要是圍繞孫中山提出和闡發的同盟會綱領進行的，即集中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統治，要不要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制度三個方面的問題上。

　　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問題上，保皇派蓄意抹殺清政府對內殘酷鎮壓、對外投降賣國的客觀事實，美化清政府的統治；危言聳聽地宣傳革命不僅要造成連年戰爭，血流成河，而且會招惹帝國主義的干涉，導致“滅亡中國”的慘禍。革命派以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批判了保皇派為清政府辯護、誹謗攻擊民族革命的種種荒謬論調，揭露清王朝對內進行嚴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對外奉行屈膝投降的賣國政策，結果把中國搞得四分五裂，鮮血淋漓。革命派義正詞嚴地宣佈：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為了人民的自由和社會的進步，就必須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動賣國的清政府。

　　在要不要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的問題上，保皇派認為，中國不僅不能實行民主共和，甚至也不可以立即實行君主立憲，而只能先實行開明專制，中國社會必須由君主專制的“據亂世”，經過君主立憲的“昇平世”，然後才能進入民主共和的“太平世”。革命派闡明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相信中國人民有能力建設一個民主共和國。革命派在廣泛宣傳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時，進一步劃清了革命與保皇的界限。

　　在要不要改變土地制度即要不要實行社會革命的問題上，保皇派明顯地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美化封建土地制度所有制。革命派堅持社會革命不僅可能與政治革命並行，而且應該與政治革命並行，闡明瞭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和積極作用。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論戰，進一步劃清了革命與保皇的界限，擴大了民主革命陣營，致使同盟會的革命綱領日益深入人心，而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則陷入了極端孤立的境地。1907年7月，梁啟超在無可奈何中，將《新民叢報》草草收場。資産階級革命派在思想理論戰線上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5．革命派的武裝起義

　　中國同盟會一成立，就著手準備武裝起義。革命派在思想理論戰線上同保皇派進行激烈論戰的同時，大力組織開展武裝鬥爭，對清王朝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從1906年到1911年4

　　4月，革命黨人連年不斷地發動武裝起義，較為著名的就有10余起，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進入一個新階段。

　　1904年，華興會長沙起義失敗後，參加起義的洪江會首領馬福益次年被清政府殺害。他的犧牲，大大加深了會黨對清政府的憤恨。當地會黨繼續圖謀舉事，為馬福益報仇。與此同時，同盟會湖南分會負責人禹之謨在長沙等地廣泛地開展愛國革命活動。1906年春，留日學生蔡紹南隨同盟會會員劉道一歸國回到湖南。到後不久，劉道一集約革命志士蔣翊武、劉崧衡等幾十人在長沙水陸洲船上聚會，商討發動起義。會後，劉道一留長沙全盤負責籌備工作，蔡紹南回萍鄉上粟市原籍，同原先在那裏從事聯絡會黨工作的魏宗銓會合，加緊進行活動。

　　蔡紹南、魏宗銓在萍瀏澧三縣交界的麻石設立活動機關，秘密發展勢力，擬定1907年初發動起義。由於清政府地方官吏事先覺察萍瀏澧地區的群眾反清活動，1906年10月7日，萍瀏澧三縣官廳派兵勇，突襲麻石，麻石被迫於12月3日提前舉義。12月4日，萍瀏澧起義爆發，起義軍稱中華國民軍華南革命先鋒隊。起義軍在十幾天時間裏，迅速發展至3萬人，主力是會黨和安源煤礦工人，另外有大量貧苦農民和防營士兵參加，聲勢浩大，長江中下游為之震動。清政府先後調遣湖南、湖北、江西、江蘇四省軍隊，加上地方駐軍以及地方“團勇”不下四五萬人，圍剿起義軍。美、英、德、日各國派軍艦駛至岳州，威脅起義軍，為清朝的反革命軍事圍攻壯膽助虐。萍瀏澧起義軍面對優勢的敵人，進行了英勇的頑強的戰鬥，但由於起義缺乏堅強的領導核心，加之敵我力量相差懸殊，終於在1907年1月上旬宣告失敗。

　　當劉道一、蔡紹南籌劃湘贛邊境起義時，孫中山則繼續經營兩廣，力圖在那裏突破，據兩廣以進取長江，然後大舉北伐，推翻清王朝的統治。1907年3月，孫中山在河內設立籌劃粵、桂邊境起義的總機關，積極準備在廣東潮、惠、欽、廉四府同時舉義。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劃未能實現，從而演化成了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不到一年時間裏首尾相連的6次起義。1907年5月，廣東潮州饒平縣黃崗鎮爆發起義，成立軍政府，發佈檄文，宣告同盟會宗旨，清軍聞訊趕來鎮壓，義軍苦戰數日宣佈解散。黃崗起義時，6月2日，惠州七女湖會黨奪取清軍防營槍械，宣佈起義，起義軍堅持戰鬥10余日，因彈藥缺乏，自行宣佈解散。9月1日，欽廉地區防城起義，宣示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奮鬥目標，中旬起義失敗。防城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活動的重心轉向廣西。1907年12月2日，鎮南關起義，孫中山偕黃興、胡漢民奔赴前線，親自指揮堅守禦敵。但因糧械匱乏，援軍斷絕，起義軍被迫撤至越南境內。鎮南關起義失敗後，革命黨又于1908年3月發動了欽州馬篤山起義，1907年4月舉行雲南河口起義，均以失敗而告終。至此，孫中山在西南邊境發動的武裝起義宣告結束。

　　1907年7月6日，光復會會員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利用安徽省高級大員參加巡警學堂畢業典禮之機，雙搶擊斃巡撫恩銘，乘亂率領學生佔領了軍械庫，意欲奪取武器彈藥，未能成功。徐錫麟被捕，第二日被清吏剖腹挖心，殘忍地殺害。安慶起義失敗牽連了大通師範學堂，秋瑾在7月14日被捕，次日英勇就義。

　　1908年11月，安慶馬炮營新軍起義是新軍起義的開端。11月19日，在熊成基的率領下，安慶馬、炮等營新軍士兵按期起義，應者千余人，猛攻安慶城，數次衝鋒，傷亡慘重，後退至廬州，孤軍無援，不堪再戰，宣佈解散，起義失敗。1910年1月，因人告密，熊成基被捕遇害。安慶新軍起義失敗後，參加起義的倪映典避走廣州，同盟會南方支部即派他打入清營，在軍隊中發展革命力量。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在廣州城郊炮兵第一營起義，匯集約3000人，分三路向廣州城發起進攻。倪映典被誘騙前往談判遇害，起義軍彈藥匱乏，起義失敗。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建議黃興再次在廣東發動起義。1911年1月，起義領導機構統籌部在香港成立，黃興、趙聲分任正、副部長。統籌部于4月8日召開會議，決定4月13日正式起義，趙聲、黃興任正、副總指揮。由於廣州地方當局加強防範，而海外籌集的餉械起義又未運到，起義被迫延期。4月25日，黃興感到時機緊迫，潛入廣州組建指揮部，臨時決定27日晚起義。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時30分，以黃興為首的“選鋒隊”120余人，猛攻總督衙門。黃興等放火焚燒總督衙門後，與清軍展開激烈的遭遇戰，革命黨人被迫四散各自為戰，死傷慘重。黃興直戰到孤身一人，右手兩指被擊斷，化裝走避香港，起義失敗。事後，革命黨人多方設法，收集到起義死難烈士遺骸72具，合葬于廣州城郊紅花崗，並改紅花崗為黃花崗。這次起義因而史稱黃花崗起義。

（來源：央視國際）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