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五十週年紀念日到來了。

　　近代中國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是從１８４０年反對英國侵略的鴉片戰爭開始的，到１９４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為止，達一百零九年。正如毛澤東同志所多次説過的，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一百零九年，又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到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為止的前八十年，是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１９４９年為止的後三十年是無産階級（通過共産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老一輩的中國人，是親自經歷了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這兩個時期的，並且接著又親自經歷了從１９４９年以來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

　　辛亥革命同以前的各次革命比起來，是更完全的意義上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新的發展。這次革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辛亥革命的結果，推翻了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最後一個王朝，宣佈成立了資産階級的共和國——中華民國。這次革命引起了全國的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漲，為以後中國革命的發展打開了道路。但這次革命遠遠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所謂“中華民國”很快就成了有名無實的東西，代替清朝封建統治而起的，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以及後來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回憶辛亥革命的歷史，繼承和發揚這次革命的光榮傳統，吸取它的寶貴的歷史教訓，在今天還是有重大意義的。

　　辛亥革命是經過了長期醞釀而發生的一次全國規模的資産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正像毛澤東同志所説的：“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産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辛亥革命的公認的領袖就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十九世紀末，在向西方學習的中國資産階級政治活動家中間，出現了兩個派別，這就是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１８９８年“戊戌政變”的失敗，使幻想清朝政府可以實行某些改良的維新派破産了。資産階級革命派的力量和影響得到了迅速的發展。１９０５年，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在同盟會成立宣言中提出了包括“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資産階級革命綱領。這是一個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方案。這個方案是從西方資産階級那裏學來的。他主張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清朝的統治來“建立民國”，這在當時，是符合全國廣大人民的願望和需要的。

　　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以後，會員們很快地就分頭回國到各地去組織革命團體，聯合愛國人士，準備起義。全國革命形勢日益高漲。就我當時在那裏上學的雲南省來説，法國那時在雲南修建的滇越鐵路已達到昆明，並且掠奪了七個府的礦産開採權。英國也伺機侵掠我國邊疆的片馬等地。法、英帝國主義對雲南省的加緊侵略，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雲南人民更感到“內鞏國基，外禦強敵”的迫切，於是積極起來反抗。１９０７年，雲南同盟會會員創辦了《雲南雜誌》，在發刊詞中號召雲南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萬死不懈，以抗強敵。”一時以昆明、騰越的同盟會支部為中心，聯絡愛國革命人士，組織了許多革命團體，這樣，雲南就成為策動革命運動的重要省份之一。

　　孫中山先生當時很重視軍隊工作，注意在敵人軍隊中開展工作，這對辛亥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１９０８年，孫中山派黃興到雲南河口發動起義，不幸失敗。接著同盟會員楊秋帆等又在永昌舉行起義，結果也沒有成功。這兩次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是革命的影響卻在雲南日益擴展起來。我就是在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于１９０９年在雲南講武堂參加同盟會的。

　　雲南講武堂，原來是１９０９年護理雲貴總督沈秉坤為了培養清朝政府的軍事人材辦起來的。同年冬，雲貴總督李經羲到昆明上任，把新軍第十九鎮的隨營學堂也併入了講武堂。當時講武堂的總辦是李根源，教官有方聲濤、趙康時、李烈鈞、羅佩金、唐繼堯、劉祖武、顧品珍等人。他們大都是同盟會員，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會員，或者是受到了同盟會革命宣傳的影響的。講武堂的學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許多是不滿于現狀的青年。不久，就在講武堂中建立起同盟會的組織，秘密傳閱同盟會宣傳革命的書刊。大家經常談論的和考慮的，就是怎樣發動革命起義。這樣，雲南講武堂就成為雲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據點。那時，蔡鍔經李根源和羅佩金向李經羲推薦，擔任了雲南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的協統。蔡鍔雖然不是同盟會員，也從來不公開和講武堂來往，可是他卻是一個具有愛國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會保持著聯繫。當時清朝政府對革命力量的壓迫是極端殘酷的。蔡鍔當時對講武堂的革命活動，作了很好的掩護。

　　１９１１年，講武堂第一批學生一百人提前畢業，其中有十八人被派到蔡鍔部下當軍官，他們就在士兵中進行革命的宣傳活動。我當時被派到七十四標第二營左隊當排長，標統是羅佩金，管帶是劉存厚。新軍士兵都是從鄉村徵調來的農民，他們對於清政府的專橫腐敗的統治和地主階級的苛重的剝削，以及舊軍隊的打罵制度和舊軍官剋扣軍餉的行為，本來就存在著激烈的不滿情緒。我們就深入到士兵群眾中，進行革命的宣傳，革命的種子漸漸地在士兵中撒播開來。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義爆發，這給了雲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黨人也在士兵中間加緊了活動。清朝統治者驚慌萬分，雲貴總督李經羲在總督衙門內外修築防禦工事，並下令捕捉革命黨人，第七十四標的標統羅佩金，也被撤換。李經羲還調集了衛隊營、輜重營和兩個機關槍連，擔任總督衙門的守衛，但是就在擔任守衛的隊伍中，也潛伏著革命力量。李經羲準備屠殺革命黨人的罪惡計劃被機關槍營營長李鳳樓秘密通知了革命黨人。這時，革命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１０月３０日（舊曆９月９日），在昆明的革命黨人舉行起義，當夜由李根源率領新軍七十三標在城外北校場發動；蔡鍔率領新軍七十四標在城外南校場巫家壩發動。講武堂、陸軍小學的學生以及李經羲的衛隊，也都響應起義。我所在的那個標（團），就是第七十四標。還在舉行起義以前，清朝的文武大員因為害怕新軍暴動，就停止給士兵發子彈。我們是借用演習打靶的機會，每人暗地裏準備了四五發子彈的。原來預定夜間十一點鐘發動，可是還不到九點。北校場的槍聲就響了。大家正在忙亂的時候，蔡鍔將軍在南校場出現了。部隊的秩序很快恢復了。這時，李經羲也聽到了起義的槍聲，他像在夢中一樣，還打電話向蔡鍔求救。蔡鍔將軍放下電話筒，就立刻走到待命出發的部隊前面，嚴肅地宣佈雲南起義了。

　　雄壯的起義隊伍，在蔡鍔的指揮下，很快出發攻打城門。我當時被指定為連長。住在我們附近的炮兵團也受了革命宣傳的影響，全團參加了起義。當我們向昆明城進攻時，李經羲調來把守城門的騎兵團不但沒有阻擋我們，大部分騎兵反而加入了我們的隊伍。駐在城內的講武堂學生們打開了城門。十二時，我們全部入城，天將黎明的時候，起義部隊已經佔領所有的城門。接著，我就參加了攻打總督衙門的戰鬥。在攻打總督衙門的時候，因為衛隊營和我們有秘密聯繫，我自己過去也曾經奉命在衛隊營中間作過一些革命活動，因此，當起義軍攻打總督衙門的時候，這些衛隊很快就繳了械。李經羲倉皇逃走。城內敵軍最後兩個據點——五華山和軍械庫，也在初十日的晚上被先後攻克，第十九鎮統制鐘麟同也被擊斃。不久，大理、臨安兩地的新軍同時宣佈起義。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軍相繼被肅清，雲南全省宣告光復。１１月１日，成立了雲南軍政府。

　　雲南起義以後，清朝政府正佈置向革命反撲，與清軍進攻武漢的同時，端方率領的清軍也進入了四川。四川總督趙爾豐也還擁有相當大的反革命軍事力量。於是雲南革命黨人決定派兵援助四川起義軍。蔡鍔派出兩個梯團（等於旅）共八個營入川。舊曆１０月間，援川部隊從雲南出發，這時我仍在援川軍中擔任左隊隊官（連長）。援川軍分為兩路，一路經昭通，向敘府前進；一路經貴州畢節，向瀘州前進。我們這一路沿途擊敗清朝的巡防營，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在佔領敘府以後，就轉向自流井進擊，自流井駐有川督趙爾豐的一個巡防營，資州駐有端方的一個團。趙爾豐的軍隊一與我們接觸，就潰不成軍，狼狽逃竄。正當我們攻下自流井的時候，傳來了端方在資州被起義軍殺死的消息。不久，四川軍政府成立，我們也就回到雲南。

　　當時雲南是很窮困的一個省份，由於封建統治者長期的壓榨和帝國主義的瘋狂掠奪，人民生活已經到了無法維持的境地，從前方轉戰回來的軍隊，沒有錢發餉。當時，就連比較徹底的資産階級革命家，也還沒有覺悟到：要徹底根絕帝制，廢除封建統治，必須徹底廢除封建的經濟制度及實行土地改革。蔡鍔更不例外，那時他是從政權內部進行若干改革，他撤換了一批只想陞官發財的縣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識分子代替他們，在軍隊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軍官來代替舊軍官，從而在政府機關和軍隊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財政上他極力提倡節省，並且以身作則，營長以上的軍官，每月只領月薪六十元。由於蔡鍔的這些新的建樹，當時的雲南已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

　　辛亥革命是在孫中山先生號召和領導之下發動的。以同盟會為中心，聯合了一切反清的力量，這種革命力量的聯合，促成了革命的勝利。但是，中國人民很快就發現，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一轉眼之間已經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得到外國侵略者全力支援的北洋軍閥首腦袁世凱，一面從清朝政府接管政府權力，一面偽稱他自己贊成共和，同時派遣軍隊南下，要求在南京成立的臨時革命政府把權力讓給他，以便實現所謂南北之間的“和平”。所謂的“南北議和”按照袁世凱的條件完成了，辛亥革命也就失敗了。辛亥革命所以失敗，在客觀方面固然是由於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反動勢力的力量還很強大；但更重要的是由於，在主觀方面，即在資産階級領導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也可以説是不可克服的弱點。領導辛亥革命的同盟會，實際上是各種不同傾向的分子的聯盟。以孫中山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資産階級的革命傾向的，是資産階級的革命派。但即使是他們，也沒有力量領導中國革命達到真正的勝利，沒有明確地認識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沒有採取明確的反帝路線，沒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與封建軍閥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同盟會內的資産階級妥協派，以及依附於同盟會的“反滿”的漢族地主分子，很快就接受了反革命方面的議和條件，迫使孫中山先生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結果是，宋教仁遭到了袁世凱的殺害，大批國民黨的議員遭到迫害，國民黨遭到禁止，議會遭到解散。在這以後，以英美日等帝國主義為靠山的袁世凱，乾脆宣佈恢復帝制，把“民國”這塊招牌扔掉了。

　　在這以後就是孫中山所領導的企圖挽救革命失敗的討袁戰爭、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１９１３年袁世凱解散議會以後，孫中山號召革命黨人起來討伐袁世凱。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起兵討袁，黃興在南京響應，其他一些省份也有響應的表示。但是，由於革命力量缺乏堅強的團結，又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特別是沒有掌握足夠的武裝力量，結果討袁戰爭陷於失敗了。

　　１９１５年，袁世凱承認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二十一條件”，接著又于同年１２月宣佈做皇帝。在袁世凱稱帝以前，蔡鍔由北京秘密逃回雲南，他憑藉著以前在雲南蓄積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雲南發動護國討袁起義。這時，唐繼堯迫於形勢，也宣佈雲南獨立，並由蔡鍔、羅佩金、李烈鈞、何國鈞等領導組成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是蔡鍔，參謀長是羅佩金。當時確定的任務是北出四川，然後進攻武漢。第二軍總司令是李烈鈞，參謀長是何國鈞，任務是出兩廣，然後相機進取湘贛，得手以後與第一軍會師武漢。第一軍共有三個梯團，六個支隊，我擔任第三支隊司令，隨護國軍進入四川。由於護國軍紀律嚴明，深受人民的擁護，戰鬥力也比較強。第一軍入川不過六千人，與北洋軍閥曹錕的十幾萬“徵滇”軍相持于敘府、瀘州之間。護國軍憑著人民的擁護，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戰，結果能以少勝多，打了許多勝仗。

　　由於蔡鍔將軍的首義，和各省的相繼響應，袁世凱終於在全國人民反對之下，被迫宣佈取消帝制，接著就病死了。但是在打倒袁世凱以後，反袁的聯合戰線也就分裂了，不但革命黨與進步黨分裂，而且革命黨內部也呈現了分裂狀態，許多所謂革命黨人自己就變成了新軍閥，只顧擴充自己的勢力，把孫中山先生説過的“各派協同進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以期早日除國賊而奠國基”這些話，根本丟到腦後。因此，護國戰爭雖然打倒了袁世凱，但是並沒有能夠挽救革命。結果是北洋軍閥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凱，在中國繼續實行賣國反人民的統治。

　　繼袁世凱而起的北洋軍閥段祺瑞，繼承袁世凱的衣缽，繼續賣國獨裁，破壞臨時約法。孫中山先生於１９１７年號召護法，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織護法政府。這時雲南、四川的隊伍，是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但是由於唐繼堯等人排斥孫中山先生和進行分裂活動，以致護法運動沒有成功。後來又因為唐繼堯想當“雲南王”，並且企圖控制川、黔，引起川黔方面的不滿。於是資産階級革命的力量，就更進一步地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而最根本的失敗原因，則是當時的革命運動，沒有發動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作支柱。

　　辛亥革命的最後失敗，完全證明了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其所以行不通，就因為當時已經是帝國主義時代，而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就是強大的國際帝國主義。辛亥革命及其後的幾次企圖挽救革命的鬥爭，主要是被帝國主義全力支援的軍閥們打敗的。正如列寧所教導的，在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要取得真正的自由，沒有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實現。很明顯，要戰勝帝國主義，就非深刻地廣泛地發動人民群眾、進行持久的革命鬥爭不可。這樣的領導責任，是資産階級所決然擔負不起來的。這個領導責任，只有無産階級才能擔負。毛澤東同志説：除了工人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又説：“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

　　由於辛亥革命及其以後的討袁戰爭、護國戰爭、護法戰爭的失敗，孫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於中國革命事業的人們，包括我自己在內，都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態，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産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産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這是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長期的革命鬥爭經驗所作的一個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完全證明了這個結論的正確性。

　　我自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我當時擔任雲南軍隊的旅長駐防在四川。如同前面所説，當時由於四川軍隊和雲南軍隊之間的矛盾，我已親身認識到用老的軍事鬥爭的辦法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到了１９２２年，羅佩金被唐繼堯殺害，我就在這年離開了軍隊，從四川到了上海，準備到俄國或者德國去學習。就在上海，我會見了景仰已久的孫中山先生，不久，我就動身到德國去了。我在德國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參加了中國共産黨。從此開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並且這時又在黨的指示下重新參加了中國國民黨的活動。

　　作為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家的孫中山先生，後來在中國共産黨人的幫助之下也吸取了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勇敢地走上了同共産黨、同工農、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合作的道路。孫中山先生真不愧為一個卓越的不屈不撓的不斷進步的革命家。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許多仍然忠於革命事業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的人們，採取了同共産黨和人民合作的正確立場，並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成為人民的可貴的朋友。

　　辛亥革命英雄們的事業，已經由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完成了。我們不但已經徹底完成孫中山先生遺留下來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任務，而且已經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新中國正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飛躍前進。我們今後應當進一步加強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且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道進行保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的鬥爭，讓我們用新的勝利，來紀念為人民革命事業而犧牲的英雄們吧！（原載于1961.10.10《人民日報》）

 
 
（來源：人民網）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