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對地域文化研究十分關注。地域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而且對於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河洛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國歷史上的主體文化，它既代表了中華文化，更代表了中原文化。河洛文化以“河圖”“洛書”為標誌，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源性；以夏、商、週三代文化為主幹，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厚重性；其影響從秦漢到唐宋以至近代數千年，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性；以人口遷移為途徑傳播四海，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輻射性。今天，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無數遍於世界各地的客家人，都自豪地稱自己為“河洛郎”，“根在河洛”。這有力地説明，河洛文化是維繫和連接包括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的強大精神文化紐帶。因此，深入研究河洛文化，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利於海內外華人華僑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有利於實現國家的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河洛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和核心

　　發源於青海省巴顏喀拉山的黃河奔騰而下，出潼關後與發源於陜西省華山之陽的洛水在河南鞏義市交匯。

　　在黃河、洛水的許多傳説中，最有影響的當是“河圖洛書”。由其不僅産生了中國元典文化《周易》八卦和《尚書洪范》，以至後來形成了“河洛”學。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説：“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史記封禪書》又説：“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由此可知，作為一個文化概念，“河洛”既有地域上的意義，又有人文上的內涵。在地域概念上，歷史上的“河洛”不僅僅指洛水與黃河交匯形成的夾角地帶，而是泛指以洛陽、嵩山為中心的“河南”、“河內”、“河東”等廣大地區。這片廣袤的沃土是中華先民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更是中華文明誕生的源頭之地。

　　1、河洛地區孕育了華夏文明。中華民族號稱是“炎黃子孫”，河洛地區是炎黃二帝誕生和活動的主要地區。《國語晉語四》載：“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少典是有熊（今河南新鄭）的國君，後傳位於黃帝，故《通鑒外紀》卷一引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説：“新鄭，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黃帝時期河洛地區農牧業已相當發達，因而人口繁盛。據《世本》記載，黃帝的後裔顓頊、帝嚳以及堯、舜等作為部族首領在河洛地區形成了152個邦國，其後代有875個姓氏，包括了後代遍及全國各地的800多個大姓的百分之九十。

　　當遼闊洪荒的南苗、東夷、西戎、北胡還處在原始社會的時候，由於農牧生産的先進和手工業經濟的發達，河洛地區的華夏人率先進入奴隸制社會，從而結束了社會的“部落”形態而形成了早期國家“酋邦”，進而又建立了中國最早的國家——夏王朝。大量確鑿的考古資料已經證明，登封的告成就是夏的首都。恩格斯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夏王朝的建立，創造了華夏國家最古老的原生形態，對社會的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此後，在河洛地區出現了更為成熟的文字、城市、禮制和青銅器，標誌著中華文明已經發展到了全新的階段。

　　“禹都陽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陽”之後，河洛地區文化更加發達。從史前傳説時期到三代期間，河洛地區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多領域中誕生了一大批精英，如黃帝、夏禹、伊尹、傅説、姜尚、周公、老子、莊子、墨子、商鞅、子産、申不害、韓非、吳起、鬼穀子、蘇秦、鄧析、公孫衍等，形成了儒、道、法、兵、墨、名、縱橫等諸多河洛文化流派，並産生了眾多的各具特色的典籍，如《詩》、《書》、《易》、《禮》、《樂》、《春秋》等。這些典籍被後人尊稱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安身立命之“經”。河洛文化由此逐漸成為強勢文化，在其輻射和影響下，“東夷”、“西戎”、“苗蠻”等文化也都很快華夏化。河洛文化東進而齊魯文化興，河洛文化南移而楚湘文化昌。

　　2、河洛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河洛文化肇始於“河圖洛書”。《周易係辭上》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凝結了古代先哲神秘的想像和超凡的智慧。至漢代，一些經學家用“河圖洛書”敷衍解説《周易》和《尚書》，認為八卦和《周易》是伏羲和文王所演作，《洪范》九疇則是夏禹和箕子所為，二者皆出自天授，取法乎天，並進而形成了“陰陽五行”學説。“河圖洛書”作為中國儒家經典之來源，蘊含著中國哲學最古老的原創思想和東方人高度的智慧，並由此生發出了許多中國古代哲學、醫學、天文、歷算以及兵、刑、道、法等方面的重要內容。歷史是永恒的，始建於晉穆帝永和四年的龍馬負圖寺，今天仍矗立在孟津縣黃河南岸的雷河村。商承夏制，周承殷制。周代確立了以“敬天”“明德”為基本內容的政治教化思想、以宗法為根本的國家政治制度、以禮樂為核心的社會規範等，形成了一套相當完整的國家運作機制，影響了中國以後數千年。孔子盛讚周代典章文化“巍巍乎大哉”，“鬱鬱乎文哉”，實非虛言。

　　3、河洛文化代表了中華文化。産生於夏商、成熟于周、發達于漢魏唐宋、傳承于其後各代的“河洛文化”，既包括以農耕經濟為中心形成的物質文明，也包括由此産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心理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早期的河洛文化與當時其他地域文化如齊魯、燕趙、秦晉、吳越、巴蜀、荊楚以及東夷、羌戎文化相比，其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正統性、源頭性與傳承不衰，同時它又是國都文化、政治文化，從而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逐步展開。在所確定的8個重點考察點中，除一個為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外，其餘7個古遺址全在河南境內並均在河洛地域的核心區———洛陽和鄭州兩地。這再一次向世人説明，河洛文化對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形成和中華文明發展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

　　河洛文化最使世人驚嘆的顯著特點是其文明久遠且連續不斷。從裴李崗文化到仰韶文化、從河南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等大量的歷史遺存中，從考古發現與典籍記載相互印證中，人們清晰地看到了中華文明5000多年來在河洛地區的發展脈絡與走向。在世界文明古國中，起始於西元前2500年的有關記載或傳説可以説比比皆是，但不幸的是，除中華文明之外，都出現了中斷或消失，只有發源於黃河中下游的河洛文化連綿有致，相銜如環。河洛文化強大的生命力、輻射力、同化力以及它的根源性、厚重性、融合性等，充分反映了中華文化的精宏和偉大，給人們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與研究不盡的課題。

河洛人文促生了客家民係與客家文化

　　人口的遷徙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與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

　　1、河洛人不斷南播

　　從漢代末年開始，由於戰爭、動亂和災荒等原因，中原漢人不斷向南方播遷，較大規模的就有七、八次之多。最有影響的有四次：西晉的“永嘉之亂”，唐代的“安史之亂”和黃巢舉義，北宋的“靖康之變”以及明末至清的鄭成功、康熙朝收復臺灣。

　　周時，我國西北方的少數民族就已崛起。平王為避犬戎，遷都洛邑。草原文化哺育出的強悍民族在西晉時首開入主河洛之先河。晉永嘉五年匈奴人劉曜率兵攻入洛陽，俘懷帝。《晉書慕容廆載記》：“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晉書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據史家推算，此次中原人南下大約有80萬到100萬人。

　　唐代的安史之亂，使北方大片的良田和城鎮化為焦土，當時逃到南方的人更多。李白在《永王東巡歌》中將其説成又一次永嘉之亂：“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北人兩次南渡，使得福建人口激增。漳、汀、泉、福、建五州最為典型。據《元和郡縣圖志》（卷36）記載，唐元和年間，上述五地人口戶數分別為1343、2618、35571、19455和15410戶。據《太平寰宇記》（卷100）所記，至宋太平興國年間，分別增長至24007、24007、76581、94475和90492戶。從中可以看出，最高增長17.7倍，最少增長2.1倍，平均增長7.9倍。

　　2、中原漢人南播後的河洛之思

　　中原板蕩，狄夷交侵，晉人雖身在江東，但心在河洛，常懷故國之思。於是，在南方出現了兩種有趣的現象。

　　一是民間以北方故地之名命新駐地之名。如到閩南的中原人把所在地的兩條河分別起名為“晉江”和“洛陽江”，稱在洛陽江上所修建之橋為洛陽橋，以時時懷念河洛故鄉。宋代書法家、閩南仙遊人蔡襄寫有《洛陽橋記》，明崇禎十三年重修，郡守孫朝讓所寫重修記稱：“迄今遵海而居，橫江而渡者，悠然有小河洛之思焉。”

　　二是官方僑置州郡。偏安於東南的東晉以及其後南朝的統治者，為使聚族而居的南遷北方士人穩定生活，保持原籍貫，在其轄區內用北方地名設置僑州、郡、縣。這樣，一方面可以安置北方士族，使他們在有限的範圍內保持其封建特權。一方面藉以緩和南北士族經濟與政治上的矛盾。東晉初，僑州、郡、縣均沿用北方原地名，《晉書地理志》載：“永嘉之際，豫州淪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縣僑立襄陽郡及繁昌縣。成帝又僑立豫州于江淮之間，居蕪湖。”“後以弘農人流寓于尋陽者，僑立弘農郡。”

　　河洛之思實是文化之思，是對中原故國故園的鄉音、鄉貌、鄉情之眷戀。東晉王朝的建立，一切典章制度無不是西晉的翻版，即如生産、生活、飲食、起居、婚喪、交往也一如舊制。但南方畢竟是南方，除了自然山川之異外，語言之差異更使人們的交流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如何“王化”、如何“固本”，是擺在仍帶有莫名自高情緒的王公、門閥、士人面前的一個十分現實問題。僑置州郡只能使他們自我封閉，主動接觸才是明智之舉。大臣王導就力主北人學習吳語，南遷士族必須與江南士族聯合相處。在其推動下，清醒後的東晉統治集團開始了興學校，倡儒學，履仁愛，獎誠孝，號召有志之士立身敬業，勤於國事，戮力王室。在王導等人帶領下，河洛文化之精蘊在東晉南朝得到了繼承與弘揚。

　　3、光州固始———閩人永遠的故鄉

　　在北人開發南方中，固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陳元光、王審知影響巨大和久遠。

　　陳元光開發漳州。唐高宗總章二年，福建南部被稱作蠻獠的土著人因土地與徭賦問題發生動亂。朝廷任命光州固始人陳政為朝議大夫兼嶺南行軍總管前往鎮撫。陳政“剛果敢為，而謀猷克慎”（《雲霄縣誌》），率府兵3600人，將吏123人，來到了八閩百粵交界之地。起初，土著人對唐官兵和北方人十分抵觸。陳政之母魏氏是一位極富智慧且有膽略的女性，又率中原58姓數千軍校前往支援。在其母子安撫與感召之下，屯駐雲霄的朝廷軍隊很快就與周邊土著人打成了一片。官兵一方面給他們送去生産工具，一方面向他們傳授先進的耕作技術，使當地的生産得到了發展。由是唐政府的威望在閩南得到了很大提高。陳政死後，唐王朝審時度勢，任命其子陳元光為鷹揚將軍代父領軍。元光聰慧異常，足謀多智，勵精圖治，深孚眾望，足跡所至，民鹹從之。為使閩南有大的發展，陳元光上疏請求在閩南增設漳州建置。垂拱二年，唐政府準奏，並任命元光為首任刺史。之後，陳元光將北來將士與當地居民組織起來，屯耕結合，或辟荒為田，或斬荊植樹，或耕漁相兼，使漳州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陳元光還實行了許多其他有利生産和社會發展的措施，如招徠流民，給予土地，使其安居；輕賦免征，興修水利，藏糧於民；減徭去役，鼓勵桑織，通商惠工；興學勸學，發展教育，培養人才；剿撫並用，鋤寇禦患，強化治安等。在陳元光全力治理下，未及數年，雲霄山下林果豐，九龍江畔稻蔬香，漳、泉一帶不僅人丁繁衍，家家富庶，而且“方數千里無桴鼓之警”。陳元光死後被當地人尊為“開漳聖王”，各地建祠膜拜紀念。南宋時統治者加封其為“靈著順應昭烈廣濟王”。在陳元光的家鄉———河南固始縣陳集村，現仍有保存完好的“陳將軍祠”。

　　王審知建立閩國。唐光啟元年，光州固始人王審知與其兄王潮一起奉母董氏隨王緒軍入漳州。王緒責王潮兄弟攜母隨軍違犯軍紀，命斬其母。諸將素懼王緒性猜忌，言行無常，即與王潮密謀擒殺王緒。後王潮任泉州刺史，景福二年攻入福州後又自稱留後，據有泉汀五州之地，乾寧三年為威武軍節度使。史載，當時隨王潮入閩的固始姓氏，計有42姓，他們是謝、莊、林、黃、楊、王、方、許、郭、葉、高、廖、詹、孫、傅、韓、劉、李、鄭、周、曾、吳、尤、施、余、顏、呂、龔、柯。乾寧四年王潮死後，王審知繼任威武軍節度使。審知素有軍事才能，他統兵轉戰閩、浙，很快統一了八閩，勢傾東南。後梁開平三年被封為閩王。王審知在位29年，期間，重視農耕，鼓勵墾殖，保境安民，薄賦輕徭，使閩中一帶社會大治。審知死後，其次子王延鈞仍被封為閩王。王氏兄弟、父子先後經營福建50多年，在閩地社會生活全面漢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從各方面給閩人帶來了福祉。《舊五代史》於此稱讚有加：“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閩國建立後，在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庇護下，閩地生産發展，生活穩定。閩人敬重王審知，立祠而祀。

　　隨王從固始入閩者有數萬之眾，這在很多家譜都記載。人間重鄉情，“月是故鄉明”，眾多的閩臺人心繫固始，認同河洛，概源於此。審之家鄉的人也感到十分自豪，固始縣城東北分水亭鄉王家寨村至今還存其故里。

　　4、漢人南播促生了閩粵贛客家民係

　　大批中原漢人的南遷，在中國南方形成了一個特殊群體——客家民係。寓居於贛南、閩西、嶺南的客家人從河洛地區帶來了先進的農業、手工業技術和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如語言、習俗、宗親、教育、倫理、禮儀等等，有的已歷千載而至今沿襲如初。明末清初流向臺灣的漢人大多是閩、粵沿海一帶人，但移民中之大部分是由原河洛地區南遷的客家人。一項調查表明，閩南、臺灣漢人中陳、林、黃、鄭四大姓佔總人口的一半以上，故有“陳林半天下，鄭黃排滿街”之諺語流行。而且在這些大姓的族譜上，都明白無誤地標明其祖先為河洛人。客家人來自中原，不言而喻，也包括今河南周邊個別地區，但主要是河南，因而國學大師章太炎在《客方言序》中非常肯定地説：“客家大抵來自河南”。

　　5、客家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在閩、贛、粵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生根和傳播，由於客家民係的形成歷時跨度較長，且居住遼闊，又與各地土著民族雜處，因而所形成的“客家文化”也吸收了很多地方特色。要之，所謂客家文化，就是以漢民族傳統文化為主體，融合了古越族和畬族、瑤族等少數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新文化，是從河洛文化母體中衍生出來的一種亞文化，其核心、精髓和根柢，還是河洛文化，如尊崇先祖，講究郡望，重教尚禮、堅忍不拔、刻苦勤奮等。客家人後來又到了東南亞、歐美等世界各地，但他們無時不心繫中原。至今有許多臺灣人和僑居異國的客家人還自稱為“河洛郎”，唸唸不忘“根在河洛”，不少有志之士懷著赤子之心，回到故鄉的熱土尋根問祖，投資興業。

　　文化是有時空特徵的，這種特徵主要是隨物質環境的變化和時代的差異而生成。客家文化除保留和弘揚了河洛文化的根性特質外，在融合各地優秀文化中，也不斷地在演繹著、發展著、創造著。由於客家人四海創業，很注意與周邊的人與環境和諧共處，因而團結友鄰、共生共進的意識相當強烈；由於客家人經常置身於異質文化的氛圍中，因而很善於以寬博的人文關懷之胸襟推己及人、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由於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和多處於我國東南沿海，因而尤具以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相結合的遠大視野，能平和善處人類文明衝突等。客家文化和客家人這種新的特點和精神，有力地推動著中華文化和新一代客家人走向世界大舞臺。

客家人開發並促進了臺灣的繁榮

　　在我國歷史上四次人口大遷移中，前三次主要是由黃河流域南向，明末清季至民初雖也有閩贛西向湘川桂及回歸中原者，但更多的則是漳泉廈一帶的閩南人東向臺澎。

　　1、客家人是臺灣人的主體。在臺灣，福建的移民是臺灣人口的主體，而閩南移 
民又佔福建移民總數的97％。從閩入臺者主要是客家人，他們的先人從河洛地區南下，其後裔分支又從閩粵外遷，這在不少族譜家乘中都有明確的記載。如臺灣《青陽莊氏族譜》，記其入閩始祖為莊森公，“唐光啟間，始祖森公，王潮之甥也，偕入閩，擇居於永春桃源裏美政鄉，地名蓬萊。”《桃源莊氏族譜莊氏追遠序》雲，今惠安縣山腰莊氏，其始祖亦為莊森公，自光州固始入閩，居永春縣桃源裏蓬萊山，其後世分支分別遷至晉江、惠安、同安、莆田、安溪以至粵、臺各地。臺灣姓氏中人口最多的林氏也是啟光年間隨王審知入閩的。《侯官鄉土志》記其開基祖“唐林穆，光啟初由固始隨王來閩”。《臺灣通志》中有《臺北縣虎丘林氏族譜》稱，“先世固始人，祖有林一郎者，仕客，于光啟乙巳遷福建永春桃源大杉林保”。臺灣《陳氏大宗譜福清陳氏宗譜》稱其開基祖來自固始，至三世祖遷至長樂之江田。臺北縣木柵鄉《安平高氏族譜》稱其入閩始祖為固始人高鋼，唐末避黃巢之亂挈眷居閩侯縣鳳崗。臺北縣汐止鎮《蓬島郭氏家譜》尊固始人郭嵩為入閩始祖。《臺灣通志》所載《黃氏族譜》、《東石檗各氏族譜》、《閩杭黃氏族譜》、《虎丘義山黃氏世譜》以及《金敦黃氏族譜序》，都稱其先祖來自光州固始。

　　臺灣姓氏人口學者張緒賢據1978年當地戶政事務所統計，繪製了《臺灣區各縣市分姓人口數統計表》，同時依人數多寡排出了臺灣常見的100個姓氏之序。他在1979年出版的《臺灣區姓氏堂號考》中説，這前100大姓的人數，佔臺灣總人口數的96％。

　　1987年5月，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杜若甫、袁義達首次公佈了他們對中國人姓氏分佈的研究成果，同時排出前100個人口大姓的順序。時隔二十年，2006年1月，袁義達又公佈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前100個人口大姓的排序。在兩次排序中，前10名的姓氏沒有變化。

　　臺灣學者陸炳文對上述資料進行了比較研究。他指出，拿臺灣地區的100大姓和全中國第一次排出的前100個大姓兩相比對，有77個完全相同，尤其前10姓，有8個相同。與全中國第二次100大姓排序相比對，相同的有74個，前10姓中，仍是8個相同。“顯而易見，不論任何地方，人口集中于大姓的態勢均至為突出，這也説明，各前100名大姓代表性很強，臺灣如此，大陸亦如此。”陸先生在其1982年出版的《從中國姓氏源流談臺灣大陸一體關係》一書中指出：李、王、張、劉在中國北方較多，而陳、黃、林、吳在南方人口中所佔比例較高，“這一特點，證明臺灣同胞無不來自大陸，特別是原籍多在華南的閩、粵兩地，祖籍則多遠達中原一帶。”

　　2、開臺聖王顏思齊。在較早移居臺灣的閩南人中，顏思齊（1589-1625）是最值得一提的先賢。顏思齊字振泉，福建海澄縣青礁村（現屬廈門海滄區）人。有專家指出，顏思齊之先祖很可能就是顏之推九世祖、永嘉南渡時的顏含。思齊青少年時代受到過較好的教育，他明書知禮，疾惡如仇。明萬曆四十年，因其家遭官宦欺辱，一怒之下，他殺掉了仇人之仆後，逃亡到了日本。在日本，他通過各種渠道經商，逐漸積蓄了巨大的財富。但他仍血氣方剛，天啟四年（1624）因參與武裝反抗德川幕府，受到日本政府的搜捕圍擊。情急之下，他義無反顧地率眾乘著十三艘船隻出逃海上，曆盡驚濤駭浪，于八月二十三日抵達臺灣的笨港（今臺灣北港）。

　　為了生存和發展，在笨港，顏思齊與眾人一起不避寒暑，劈荊開土，廣為墾植，與此同時，選擇有利地勢，構築寮寨，操練演武。他認為，只有人眾才能勢熾，只有勢熾才能實雄。他高瞻遠矚，謀慮深遠，在剛剛站住腳跟之後，就多次派人到漳州、泉州等地招募人眾，前後組織3000余人移居到臺。顏思齊是大規模有組織地移民臺灣進行開發的第一人。顏思齊很注意與土著人和睦相處，屬下凡與土著人發生衝突，他都要親自處理，予以適當安撫或保護。連橫著《臺灣通史》，在為臺灣歷史人物所立傳中，列顏思齊為首，是非常允當的。

　　顏思齊開發臺灣實是篳路藍縷，艱苦卓絕，功高蓋世，因而至今人們對他懷念不已。人們不僅稱其為“第一位開拓臺灣的先鋒”、“開山祖顏思齊”“開臺第一人顏思齊”，而且還尊其為“開臺王”、“開臺聖王”。

　　3、鄭、施時期臺灣完成了與內地一致的社會構建

　　明天啟四年（1624），荷蘭殖民者入侵臺灣。兩年後，西班牙殖民者也以武力入侵。近四十年的殖民統治，大量的臺灣財富被西方掠奪。經過充分的準備之後，永歷十五年（1661），鄭成功率領數萬水軍，自廈門港出發，途經澎湖，在臺灣南部的禾寮港成功登陸。在武器裝備不及殖民者的情況下，經過8個多月的艱苦戰鬥，迫使荷蘭總督于康熙元年（1662）二月一日宣佈投降。為鞏固在臺的勝利，鄭成功一方面在各地建立行政機構，委派官員，一方面組織發展生産，安置將士及其眷屬實行屯田。不久，鄭成功病死，其子鄭經嗣位，繼續推行穩定臺灣的政策。史載，明鄭政權期間，從大陸到臺的漢人（包括官、軍及眷屬）有八、九萬氏之眾，加上原有漢族居民，漢人已有15萬之多，基本上與原住民數量相當。由於勞動力的增多，當時西部沿海平原大多得到開墾，可耕面積比荷佔時期擴大了一倍，農民開始使用耕牛，並大面積地種植稻米和甘蔗。同時，村社開始有了社學，不少原住民的子女也受到了文化教育，中華文化在臺灣得到了發展。

　　但由於鄭氏政權不擁戴清廷，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帝國派大將施瑯率軍入臺攻滅了鄭氏政權。施瑯深知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他一方面推行清政府的治臺方略，一方面強化軍事訓練，並積極建議在臺灣駐守足夠的兵力，以防禦西方殖民者捲土重來。施瑯復臺治臺有功，被清廷封為靖海侯。之後，清政府加強了對臺灣的管理，在臺南設置了臺灣府，光緒十一年（1885年）又改為行省。清政府統一台灣二百多年間，東南沿海一帶又有更多的人渡海移居，至日本侵佔臺灣（1895）前夕，臺灣漢民族人口已經超過了200萬人。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正統的中華文化在臺灣得到了普及與發展，如當時除遍及各地的普通學校外，有屬中等教育的書院37所，從大陸到臺在各級學校任教授、教諭、訓導的人員超過了300人。經閩粵而入臺的河洛語言、禮俗、習俗也更加民眾化。至此，臺灣與內地在政治、文化與社會等方面的構建基本一致了起來。

閩臺傳統文化與河洛文化同根同係

　　明乎中原人南遷入閩粵贛而衍生客家民係、客家人又披荊斬棘開發臺灣、澎湖諸島這一關係，便可明瞭河洛文化與閩臺文化之親緣關係。

　　1、人際上的血緣、族緣關係。據前些年統計，福建省人口有漢族人2958萬人，佔全省總人口的98.45%，其中祖籍在河南固始的就有1000多萬人，加上客家人500多萬人和河南其他地區的入閩人口，河南籍後裔已佔福建人口一半以上。在臺灣，漢族人佔83%左右，其中，80%是閩南客家移民，約1200多萬人，20%是祖籍廣東的客家人，他們都自稱自己是“河洛郎”。

　　姓氏興于原始社會與夏商。周朝實行分封制，有同姓（姬）國20多個，異姓國40多個，貴族子弟都被分封到中原及江、漢、淮、泗流域各地，形成了無數或以國名、或以邑名的姓氏，從而使中原地區成為姓氏之源。目前，全國排位在前100個大姓中，源於河南的有73個。如前所述，臺灣除了陳、林、黃、蔡、鄭等大姓外，其他一些姓氏，始祖也多來自河洛地區。閩、臺地區民間非常重視修建祠堂，續修族譜且講究郡望。由於根在河洛，在其所修宗譜中，郡望、堂號全以河洛原郡、縣之名為宗，如潁川郡、滎陽郡、弘農郡、陳留郡、潁川堂、弘農堂等，這既是對河洛血脈衍派的追思，也是對入閩移臺開基先人的歷史認同。由於臺灣除少數原住民之外，絕大多數是由大陸遷移而來，因而《臺灣省通志禮俗篇》指出：“‘本省人’係行政上之一種名詞，其實均為明清以來大陸閩粵移民，亦即河洛與客家之苗裔。可見絕大多數的臺灣居民，其祖先是從河洛南遷閩粵，然後渡海來臺，因此早年臺灣人習慣自稱‘河洛人（郎）。”因此，這種源自血脈、宗族的親情之緣，緊緊地把祖國大陸與臺灣連在了一起。

　　2、閩、臺方言同屬河洛語系。歷史上，河洛地區長期為我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我國八大古都中，四個位於中原，且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安陽殷墟歷史最為悠久。由於河洛地處天下之中，又長期處於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中原話曾作為官方語言在全國通行，是正統的“普通話”，從先秦至明清，詩詞歌賦以中原音韻為準。元代語言學家周德清曾著《中原音韻》以規範詞賦格律。清季以降，隨著全國經濟文化的繁榮和政治中心的轉移，中原音韻漸次不被使用，以至許多古音韻完全消失。語言是民族或族係的基本特徵。客家人十分珍視自己的語言，有“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民諺流傳。由於閩、臺客家人多居山區，交通不便，與外交往甚少且聚族而居等原因，從而使得客家話中保存了許多古代漢語的詞彙、語音和語法，如無齒唇音、無翹舌音，單音節詞比較多，保留著很多入聲字的讀音等，因而被語言學家稱為古代漢語和中原音韻的“活化石”。用今天客家語和流行的臺灣話誦讀詩經中的《國風》及一些唐宋詩詞，不但順口，而且押韻，非常和諧。究其原因，正是因為客家話保存了中原音韻之故。臺灣學者黃敬安專門從《詩經》、《禮記》、《左傳》等先秦典籍中找出了與閩、臺方言音、義相同或相近例子，分類列為131個條目，著成《閩南方音證經舉例》一書，有力地證明了先秦、兩漢古音韻在客家語中的確鑿存在。客家方言中至今還大量保留、使用中原方言的例子更多，如，稱妻子為“老婆”，稱老太太為“老媽兒”，稱兒媳婦為“大姐”，稱太陽為“日頭”，稱開水為“滾水”，店舖稱僱員為“夥計”，稱學徒為“小夥計”等。同時，在臺灣日常語中，一些古漢語的詞彙仍具活力，還在使用的如：“永日”、“才調”、“響也”、“顢頇”、“會當”、“會須”等，因而閩、臺人很自豪地稱他們所講的話為“河洛話”，是標準的古漢語。

　　3、閩、臺習俗源自河洛古風。民俗文化不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一個民族或民係區別於其他民族、民係的基本標誌。客家人久居東南，在與當地土著（古越後裔和畬、瑤族）相互影響中産生的客家文化雖因所居地理區位的不同而有所異，但其民間風俗及大眾信仰之主流，所傳承的仍是中原的古樸之風。如：在婚俗上，從議婚、訂親到迎娶，其程式和各種禮儀，閩、臺與中原一樣，既鄭重其事，又有相同的繁文縟節；在喪俗上，閩、臺與中原一樣，厚葬的理念根深蒂固，重視落葉歸根，主張入土為安，講究各種祭祀敬拜儀式；在歲時節令方面，閩、臺地區的節慶雖然很多，但與中原一樣，最為人所重的是春節，不僅要家人團聚，最好是幾代同堂歡聚；其次是中秋和清明，賞月吃月餅、掃墓祭祖是基本活動。此外就是元宵節、端午節、冬至和過小年。

　　4、閩、臺民間信仰訴求與河洛相同。由於河洛文化在閩、臺的傳播主要方式以移民擴散為主要渠道，因而閩、臺民間信仰訴求的多鬼神論深深地刻印著河洛農耕文化的烙痕。農耕文化中對神的崇敬與畏懼，源於弱質農業受制于各種自然災害，因而農耕者渴望神的呵護與保祐。他們認為，除老天爺主宰萬物之外，生産、生活中有多少需要，就會有多少神靈，如水神、火神、山神、土地神、灶神、財神以及馬王爺、牛王爺、藥王爺、閻王爺、送子娘娘等，也便應運而生，成了人們生老病死、騰達窮困的決定者或守護神，被供奉在廟堂之中，享受香火的祭祀。《八閩通志祠廟》所載，八閩大地有民間神祗119種。臺灣僅天上聖母宮就有510座。河洛地區的泛鬼神論在這裡由客家人傳承了下來，從而形成了民間的“淫祀”現象。閩、臺民間除敬奉上述各種神靈之外，由於海洋文化及商業的影響，還敬祀媽祖、關公、保生大帝等，也完全是從生産、生活的利害出發而為之，與傳統的河洛民風一脈相承。

　　簡言之，千百年來的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燦爛的河洛文化、客家文化及閩臺文化，同根同係，不僅始終是維繫世界華人、華僑的強大精神文化紐帶，也是實現民族團結、兩岸統一的認同基礎，大力揚河洛文化精神，對振興中華、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來源：光明日報）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