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晚清秀才，喜好讀書，倜儻風流；他是熱血青年，暢談世事，指點江山；他是革命志士，赴日留學，醉心軍事；他是辛亥功臣，曾親率將士，血戰武昌。他一生閱歷豐富，雖少有功名，卻矢志革命，短衣從軍，奔走呼號，兩涉重洋，頻歷危險，直至首義成功，共和建立。他雖身居高位，卻淡漠名利，只為辦事為歸宿，不計地位之高下，革命成功後，便激流勇退，創辦實業，造福地方。

　　他，就是在辛亥革命中曾任鄂軍都督府顧問、軍務部參議長、代理副部長、副部長的夏道南。

　　矢志革命

　　1883年，夏道南出生在湖北嘉魚簰洲二社。幼嗜讀書，倜儻有大志。1899年，年方16歲的他便考中秀才，才名轟動鄉里。次年就讀武昌兩湖書院，結識了陳天華、劉成禺等人。此時的中國，內憂外患，風雨飄搖。清政府腐敗無能，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革命大潮風起雲湧。兩湖書院，這座1890年由清代著名洋務派大臣張之洞創辦的晚清時期湖北的最高學府，很快成了兩湖地區一大批革命人才聚集的地方。如辛亥革命領袖黃興，便於1898年下半年進入兩湖學院學習，並萌生了革命思想；1899年秋，他被張之洞派住日本考察學習。1902年，作為湖北官費生，被派往日本宏文學院速成師範科學習。在日學習期間，逐漸形成了民主革命思想，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可以説，此時的江城武漢，及兩湖書院，成為民主革命思想萌芽的沃土。據統計，兩湖書院自成立至1902年止的12年中造就的大批人才中，參加革命的有14人。

　　陳天華（1875—1905）, 字星臺，亦字過庭，別號思黃，湖南新化人，革命家，清末資産階級革命派出色的宣傳家。是中國同盟會重要發起人之一，主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其宣傳革命的著作《警世鐘》、《猛回頭》，在社會上産生了強烈的反響。同作為熱血澎湃、胸懷大志的年輕人，大家志趣相投，對國家的關注使他們結成了最好的朋友，經常在一起談論世事，探討革命。對清廷的腐敗、列強的欺淩，幾個年輕人義憤填膺，相約投身革命，推翻帝制，救國于危亡，解民于倒懸。這些人中，夏道南最小，但他激情滿懷，許下誓言，當剷除專制，讓泱泱中華重現“飛揚亞陸，震耀于太平洋之傳觀！”

　　兩渡東洋

　　年少的夏道南雖醉心於革命，但頭腦並未發熱，他深知要革命，如果沒有正規的軍隊，是萬難成功的。而自己要親身參加革命，必須要學習軍事知識。其時，正值“庚子事變”，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的簽訂，將中國推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國勢動蕩，主權淪喪，清廷已成風中殘燭，中國人在受盡屈辱之後，更迫切地追尋振興國家之道。見時事日非，夏道南棄筆從戎，在武昌投入新軍，以圖革命。平時，刻苦錘鍊，與士卒同甘苦，暗中，秘密運動，在軍中散發革命宣傳品，鼓動革命。1903年6月，因在軍中散發好友陳天華的力作《猛回頭》，《警世鐘》，被奴隸根深、難以理喻的舊軍官猜疑，最終事泄，被迫離開新軍，逃亡在外，風霜數年。等風聲過後，夏道南再度回鄂，考入師範學堂。不多久，陳天華、宋教仁、魯魚等好朋友給他來函，邀其東渡。正在苦於缺乏資金時，恰巧湖廣總督張之洞以成績最優者選派出洋，留學陸軍，夏道南便抓住機會，一起同行。其時的日本東京，成了反清革命運動的宣傳輿論中心和大本營。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提出了16字的政治鋼領，領導開展轟轟烈烈的反清革命鬥爭。這是一個在20世紀初葉發揮了巨大作用的革命政黨，標誌著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中國政治和革命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到東京後，夏道南與陳、宋、魯等人組織主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傳播進步思想，宣傳三民主義。在日留學生的革命舉動，為清政府所聞，清廷震怒，飭日本文部省查辦，嚴加取締。日本文部省也覺留學生思想豐富，恐難為日本驅使，於是在1905年的11月，頒布歧視並限制中國留學生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遭到了留日學生大規模的運動抵制。陳天華在12月7日留下《絕命書》萬餘字，次日投海自殺。夏道南與肖鐘音、胡瑛、孫武、張繼、宋教仁等組織各校聯合會，抗議反對，怒潮甚烈。中國留學生集體罷課，數千名留學生集體回國。不少留學生學校關閉。再加上東西各報極端攻擊，文部省知道無法對抗社會輿論，遂將該命令中止。

　　經歷好友陳天華的死等諸事，夏道南深知清朝專制過於暴虐，壓力太甚，若非採取武力，革命不會成功。1906年春，夏道南央求駐日公使楊樞，進入振武陸軍學校學習。三年後畢業，將進入步兵專科學校。此時，正是1909年，張之洞去世後，國內的湖北、四川、湖南、廣東等地發生了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保路運動。當時，清政府允許修建川漢、粵漢鐵路，由鄂、湘、粵、川等省自行籌款修路。但1906年清政府又改變主意，稱鐵路需收歸國家，實質是清政府準備向外國銀行借款，但此舉勢必將把路權拱手讓給列強。清政府的這種賣國政策，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憤慨。與粵漢、川漢兩幹線相關的湖南、湖北、廣東、四川4省大舉展開了保路鬥爭。10月，留日學界也開會反對，公開推舉夏道南、張伯烈（號亞農，隨縣人）為湖北留日學生代表，回國在省咨議局痛陳借款之病與商辦鐵路之利。並將所撰《湖北商辦鐵路意見書》及《湖北鐵路協會章程》提交咨議局，敦促議長吳慶燾推舉劉賡藻、張國溶、夏壽康、湯化龍等10人為鐵路協會會員。11月，湖北鐵路協會在漢口召開特別大會，夏登臺演説，痛陳“川粵漢鐵路乃吾湘鄂人之命脈，路存則湘鄂存，路亡則湘鄂亦與之俱亡。”並散發《東京拒款會代表意見書》，力倡集股籌款商辦。夏道南數次在黃鶴樓前公開演説，痛哭陳詞。其後請願北京，席地郵傳部尚書徐世昌門前，效秦庭三日之哭。最後，在湖北社會各屆的支援下，經拼死與郵部爭持，最終逼迫清政府批准設立商辦鄂路公司，粵漢鐵路的修建也沒有再依靠外國資金。

　　事畢，張伯烈留鄂，夏道南復東渡返回日本就學。但不料日方校長福島中將以“軍人不應干涉政事”為辭，將道南開除。幸好公使胡惟德以道南為公罪，與福島再三交涉，始準改送參謀本部，研究軍事學，兼習測量。一晃又是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