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佔時期，殖民者想方設法在臺灣推行同化政策，扼制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傳承，但臺灣人民採取多種方式抗拒文化上的同化，千方百計地固守和播揚民族的傳統文化。

　　最初，由於殖民者採取軍事鎮壓和思想文化上的嚴密控制，臺灣的文化人士採取比較隱蔽的鬥爭形式，在全島掀起“漢學運動”。它以讀漢書、寫漢字、作漢詩來對抗殖民者在文化上的同化。上層文人通過結社寫漢語詩開展活動，處在“無淚可揮惟説詩”的時代。最早的詩社是臺中的櫟社，接著臺北創立咏霓詩社，臺南創立浪吟詩社和南社。此後，詩社如雨後春筍，各個城市都有。他們寫詩的目的是“既發內心之激情，又冀求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于不墜”。那時著名的詩人有連橫等。連橫號雅堂，是位愛國詩人，又是位史學家，作品很多，如他的《謁義信國公祠》一詩裏，就寫出了對文天祥氣節的崇敬，並決心傚法。詩社主要寫舊體詩，活動不夠有力，後期還與新文化啟蒙運動發生衝突，但在當時異族文化佔統治地位的形勢下，還是顯示了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力量。正如連橫所説，漢學“使非各吟社之維持，則已不堪設想”。

　　與此同時，中下層文人在漢學運動中主要以興辦書房來傳授漢學。殖民者為使臺灣人成為他們的奴僕，首先要改變臺灣人的語言，即由漢語改為日語。早在1895年7月，殖民者就在臺灣開辦日語講習所和學校。為了抵制殖民者扼殺漢語教育，許多知識分子辦起書房（私塾），甚至還辦了不收學費的義塾。書房、義塾辦起來很簡便，有一兩間民房或祠堂就可以上課，無需正規的校舍和設備。許多家長 都願意把孩子送到這裡學習，因此書房、義塾發展很快。到1897年，臺灣各地已有書房1，100多處，學生17，000多人。次年，書房更增至1，700多處，學生近3萬人。見此狀況，殖民者忙發佈《書房義塾規則》，限定其教學內容要設日語課，要受地方官監督。不過，對遍佈鄉間的書房、私熟，他們難以控制，漢語、漢學教育仍然在進行。

　　1919年，祖國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鼓舞了日本奴役下的臺灣青年和知識分子。1920年，以留日的臺灣學生為主，成立了“新民會”。他們倣照《新青年》，創辦了《臺灣青年》雜誌，進行新文化的啟蒙宣傳。次年，他們和臺灣島內的進步力量聯合，在臺北成立了“臺灣文化協會”，目的在於“喚起漢民族的自覺，反對日本的民族壓迫”，還提出了“反對奴化教育”、“獲得參政權”等口號。文化協會興辦各種文化講習會，宣揚中華新文化。如臺北支部就在每星期六晚上舉行講演會，演講的題目有：連橫的《臺灣通史》、《孔子大同學説》，王敏川的《中國古代哲學史》，林幼春的《中國古代文明史》等等。在演講時，他們盡力闡述“五四”以來的新觀點、新思想。演講的人有的拋棄和服，穿著上海服裝，以至上海服裝一時成為臺灣的流行服裝。文化協會舉辦的講演會很多，僅1925年一年，就有315次，演講人有1165人，聽眾高達117880人。加上學校在夏季舉辦的文化講習會、文明劇演出、電影放映等活動、中華新文化的宣傳深入到臺灣各地。臺灣總督府為此憂心忡忡，他們不得不承認“今日臺灣人，除特權階級外，大部分醉心於中國，乃是不爭的事實”。

　　臺灣留日學生於1923年4月創辦了《臺灣民報》，堅持用漢文，還響應祖國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白話文，報紙全部採用白話文。民報又倡設“白話文研究會”。臺灣學者認為倡導白話文是民報“最大的功績之一”。民報上轉載了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等文章，幫助臺灣青年和知識分子了解“五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民族精神的發展。民報在兩岸人民之間架起一座新文化啟蒙運動的橋梁、在臺灣成為推動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重要陣地。臺灣的新文化啟蒙運動具有臺灣的特色，那就是從頭至尾“與民族解放的政治運動並存”。

 
（責任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