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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時間:2005-10-09 13:46    來源:     
 
 


  同志們!我們有一個光明的前途;我們必須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建設新中國,也一定能夠達到這些目的。但是由現在到這個光明前途的中間,存在著一段艱難的路程。為著一個光明的中國而鬥爭的中國共産黨和全國人民,必須有步驟地同日寇作鬥爭;而要打敗它,只有經過長期的戰爭。關於這個戰爭的各方面問題,我們已經説得很多。抗戰以來的經驗,我們也總結了;當前的形勢,我們也估計了;全民族的緊急任務,我們也提出了;用長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援長期的戰爭的理由和方法,我們也説明瞭;國際形勢,我們也分析了。那末,還有什麼問題呢?同志們,還有一個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處於何種地位的問題,這就是共産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能領導這次戰爭達到勝利而不致失敗的問題。

  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

  國際主義者的共産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我們認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於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産黨員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日本共産黨人和德國共産黨人都是他們國家的戰爭的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歸於失敗,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敗得越徹底,就越好。日本共産黨人和德國共産黨人都應該這樣做,他們也正在這樣做。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不但是損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損害其本國人民的。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因此,中國共産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對於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爭取抗日勝利是責無旁貸的。因為只有為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為此理由,每一個共産黨員必鬚髮揮其全部的積極性,英勇堅決地走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拿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為此理由,我們的黨從九一八事變一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後來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命令紅軍改編為抗日的國民革命軍開赴前線作戰,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為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這些愛國主義的行動,都是正當的,都正是國際主義在中國的實現,一點也沒有違背國際主義。只有政治上糊塗的人,或者別有用心的人,才會瞎説我們做得不對,瞎説我們拋棄了國際主義。

  共産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範作用

  根據上述理由,共産黨員應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應使之具體地表現于各方面,即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模範的作用。我們的戰爭,是在困難環境之中進行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族覺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數民眾的無組織,軍力的不堅強,經濟的落後,政治的不民主,腐敗現象和悲觀情緒的存在,統一戰線內部的不團結、不鞏固等等,形成了這種困難環境。因此,共産黨員不能不自覺地擔負起團結全國人民克服各種不良現象的重大的責任。在這裡,共産黨員的先鋒作用和模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産黨員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範,執行命令的模範,遵守紀律的模範,政治工作的模範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範。共産黨員在和友黨友軍發生關係的時候,應該堅持團結抗日的立場,堅持統一戰線的綱領,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範;應該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誠心誠意地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同工作,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係的模範。共産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共産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産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幹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産黨員應和黨外一切先進分子協同一致,為著團結全國人民克服各種不良現象而努力。必須懂得,共産黨員不過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黨外存在著廣大的先進分子和積極分子,我們必須和他們協同工作。那種以為只有自己好、別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的。共産黨員對於落後的人們的態度,不是輕視他們,看不起他們,而是親近他們,團結他們,説服他們,鼓勵他們前進。共産黨員對於在工作中犯過錯誤的人們,除了不可救藥者外,不是採取排斥態度,而是採取規勸態度,使之翻然改進,棄舊圖新。共産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因此,共産黨員又應成為學習的模範,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只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於工作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在長期戰爭和艱難環境中,只有共産黨員協同友黨友軍和人民大眾中的一切先進分子,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模範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團結全民族和反對民族中的姦細分子

  為要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只有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唯一無二的方針。但是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已經存在著起破壞作用的姦細分子,這就是那些漢奸、托派二、親日派分子。共産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那些姦細分子,用真憑實據揭發他們的罪惡,勸告人民不要上他們的當。共産黨員必須提高對於民族姦細分子的政治警覺性。共産黨員必須明白,揭發和清除姦細,是和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分離的。只顧一方面,忘記另一方面,是完全錯誤的。

  擴大共産黨和防止姦細混入

  為了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共産黨必須擴大自己的組織,向著真誠革命、信仰黨的主義、擁護黨的政策、並願意服從紀律、努力工作的廣大工人、農民和青年積極分子開門,使黨成為一個偉大的群眾性的黨。在這裡,關門主義傾向是不能容許的。但是在同時,對於姦細混入的警覺性也決不可少。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機關,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時刻企圖利用暗藏的漢奸、托派、親日派、腐化分子、投機分子,裝扮積極面目,混入我們的黨裏來。對於這些分子的警惕和嚴防,一刻也不應該放鬆。不可因為怕姦細而把自己的黨關起門來,大膽地發展黨是我們已經確定了的方針。但是在同時,又不可因為大膽發展而疏忽對於姦細分子和投機分子乘機侵入的警戒。只顧一方面,忘記另一方面,就會犯錯誤。“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這才是正確的方針。

  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

  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産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三民主義三中的民權主義,在黨派問題上説來,就是容許各黨派互相聯合,又容許各黨派獨立存在。如果只談統一性,否認獨立性,就是背棄民權主義,不但我們共産黨不能同意,任何黨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如果認為它是絕對的,就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但是決不能抹殺這種相對的獨立性,無論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組織上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即是説有相對的自由權。如果被人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自由權,那就也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這是每個共産黨員,同時也是每個友黨黨員,應該明白的。

  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關係也是這樣。在抗日戰爭中,一切必須服從抗日的利益,這是確定的原則。因此,階級鬥爭的利益必須服從於抗日戰爭的利益,而不能違反抗日戰爭的利益。但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有些人否認這種事實,否認階級鬥爭的存在,這是錯誤的。企圖否認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節它。我們提倡的互助互讓政策,不但適用於黨派關係,也適用於階級關係。為了團結抗日,應實行一種調節各階級相互關係的恰當的政策,既不應使勞苦大眾毫無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證,同時也應顧到富有者的利益,這樣去適合團結對敵的要求。只顧一方面,不顧另一方面,都將不利於抗日。

  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共産黨員在領導群眾同敵人作鬥爭的時候,必須有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觀點。共産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一個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就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這就是照顧全局的觀點。共産黨員決不可脫離群眾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於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必須注意組織先進分子和廣大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繫。這就是照顧多數的觀點。在一切有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産黨員必須採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那種獨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一個好的共産黨員,必須善於照顧全局,善於照顧多數,並善於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們過去在這些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缺點,必須注意改進。

  幹部政策

  中國共産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十七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材,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幹,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是,現有的骨幹還不足以支撐鬥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人材。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鬥爭中,已經涌出並正在繼續涌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並善於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四。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就是我們的戰鬥任務。

  不但要關心黨的幹部,還要關心非黨的幹部。黨外存在著很多的人材,共産黨不能把他們置之度外。去掉孤傲習氣,善於和非黨幹部共事,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用熱烈的同志的態度對待他們,把他們的積極性組織到抗日和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去,這是每一個共産黨員的責任。

  必須善於識別幹部。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

  必須善於使用幹部。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幹部兩件事。一切計劃、決議、命令、指示等等,都屬於“出主意”一類。使這一切主意見之實行,必須團結幹部,推動他們去做,屬於“用幹部”一類。在這個使用幹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後者是不正派的路線。共産黨的幹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繫,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過去張國燾的幹部政策與此相反,實行“任人唯親”,拉攏私黨,組織小派別,結果叛黨而去,這是一個大教訓。鋻於張國燾的和類似張國燾的歷史教訓,在幹部政策問題上堅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風,反對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風,藉以鞏固黨的統一團結,這是中央和各級領導者的重要的責任。

  必須善於愛護幹部。愛護的辦法是:第一,指導他們。這就是讓他們放手工作,使他們敢於負責;同時,又適時地給以指示,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其創造性。第二,提高他們。這就是給以學習的機會,教育他們,使他們在理論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檢查他們的工作,幫助他們總結經驗,發揚成績,糾正錯誤。有委託而無檢查,及至犯了嚴重的錯誤,方才加以注意,不是愛護幹部的辦法。第四,對於犯錯誤的幹部,一般地應採取説服的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只有對犯了嚴重錯誤而又不接受指導的人們,才應當採取鬥爭的方法。在這裡,耐心是必要的;輕易地給人們戴上“機會主義”的大帽子,輕易地採用“開展鬥爭”的方法,是不對的。第五,照顧他們的困難。幹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項困難問題者,必須在可能限度內用心給以照顧。這些就是愛護幹部的方法。

  黨的紀律

  鋻於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經驗證明:有些破壞紀律的人,是由於他們不懂得什麼是黨的紀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張國燾,則利用許多黨員的無知以售其姦。因此,必須對黨員進行有關黨的紀律的教育,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避免再發生張國燾事件。為使黨內關係走上正軌,除了上述四項最重要的紀律外,還須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

  黨的民主

  處在偉大鬥爭面前的中國共産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幹人材的創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於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産的家長制佔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範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産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妨礙著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線中、民眾運動中民主生活的不足。為此緣故,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員懂得什麼是民主生活,什麼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係,並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於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

  在我們軍隊中的黨組織,也須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黨員的積極性,增強軍隊的戰鬥力。但是軍隊黨組織的民主應少於地方黨組織的民主。無論在軍隊或在地方,黨內民主都應是為著鞏固紀律和增強戰鬥力,而不是削弱這種紀律和戰鬥力。

  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鬥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線鬥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

  十七年來,我們的黨,一般地已經學會了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鬥爭的武器,從兩方面反對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方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一方面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以前伍,我們黨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六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傾機會主義七。由於這兩次黨內鬥爭的勝利,使黨獲得了偉大的進步。五中全會以後,又有過兩次有歷史意義的黨內鬥爭,這就是在遵義會議八上的鬥爭和開除張國燾出黨的鬥爭。

  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團結了黨和紅軍,使得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由於巴西會議九和延安會議十(反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是從巴西會議開始而在延安會議完成的)反對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得全部紅軍會合一起,全黨更加團結起來,進行了英勇的抗日鬥爭。這兩種機會主義錯誤都是在國內革命戰爭中産生的,它們的特點是在戰爭中的錯誤。

  這兩次黨內鬥爭所得的教訓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一)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戰爭中的特點而産生的、表現于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包含著不顧主客觀條件的“左”的急性病傾向,這種傾向極端地不利於革命戰爭,同時也不利於任何革命運動。(二)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鬥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廣大的幹部和黨員,從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統制之下獲得解放,轉到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面來。(三)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偉大的組織工作,不論是軍事建設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眾工作也好,黨的建設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績的,沒有這種組織工作和前線的英勇戰鬥相配合,要支援當時的殘酷的反對蔣介石的鬥爭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後一個時期內,黨的幹部政策和組織政策方面,是犯了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的,這表現在宗派傾向、懲辦主義和思想鬥爭中的過火政策。這是過去立三路線的殘余未能肅清的結果,也是當時政治上的原則錯誤的結果。這些錯誤,也因遵義會議得到了糾正,使黨轉到了正確的幹部政策和正確的組織原則方面來了。至於張國燾的組織路線,則是完全離開了共産黨的一切原則,破壞了黨的紀律,從小組織活動一直髮展到反黨反中央反國際的行為。中央對於張國燾的罪惡的路線錯誤和反黨行為,曾經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並企圖挽救張國燾本人。但是到了張國燾不但堅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錯誤,採取了兩面派的行為,而且在後來實行叛黨,投入國民黨的懷抱的時候,黨就不得不堅決地開除他的黨籍。這一處分,不但獲得了全黨的擁護,而且獲得了一切忠實於民族解放事業的人們的擁護。共産國際也批准了這一處分,並指出:張國燾是一個逃兵和叛徒。

  以上這些教訓和成功,給了我們今後團結全黨,鞏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一致,勝利地進行抗日戰爭的必要的前提。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線鬥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了。

  當前的兩條戰線鬥爭

  在今後的抗日形勢中,從政治上反對右的悲觀主義,將是頭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時,反對“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在黨的組織問題上和在民眾的組織問題上,則須繼續反對“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以便實現和各抗日黨派的合作,發展共産黨和發展民眾運動;但是在同時,無條件的合作,無條件的發展,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也要注意反對,否則也就會妨礙合作,妨礙發展,而變為投降主義的合作和無原則的發展了。

  兩條戰線的思想鬥爭必須切合於具體對象的情況,決不應主觀地看問題,決不應使過去那種“亂戴帽子”的壞習慣繼續存在。

  在反傾向的鬥爭中,反對兩面派的行為,是值得嚴重地注意的。因為兩面派行為的最大的危險性,在於它可能發展到小組織行動;張國燾的歷史就是證據。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説得好聽,背後又在搗鬼,這就是兩面派行為的表現。必須提高幹部和黨員對於兩面派行為的注意力,才能鞏固黨的紀律。

  學 習

  一般地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産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説,幹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幹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現在已較過去有了一些進步,但是還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説,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産,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共産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傢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産黨説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産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説,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⑾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

  當前的運動的特點是什麼?它有什麼規律性?如何指導這個運動?這些都是實際的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懂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

  團結和勝利

  中國共産黨內部的團結,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抗日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的最基本的條件。經過了十七年鍛鍊的中國共産黨,已經學到了如何團結自己的許多方法,已經老練得多了。這樣,我們就能在全國人民中形成一個堅強的核心,爭取抗日的勝利和建設一個新中國。同志們,只要我們能團結,這個目的就一定能夠達到。


  注  釋

  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的一部分。這個報告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作的,這一部分是十四日講的。這次會議批准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一問題,便是為的使全黨同志明確地知道並認真地負起中國共産黨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全會確定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同時指出了在統一戰線中有團結又有鬥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提法對於中國情況是不適合的,這樣就批判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遷就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的結論中所講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就是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全會同時又確定了全黨從事組織人民的抗日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決定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戰區和敵後,而批判了那種把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希望寄託于國民黨軍隊以及把人民的命運寄託于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合法運動等項錯誤思想;毛澤東在結論中所講的“戰爭和戰略問題”,就是關於這一方面的問題。

  〔1〕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4〕。

  〔2〕 見本卷《論持久戰》注〔9〕。

  〔3〕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8〕。

  〔4〕 一九三四年一月史達林《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説:“在正確的政治路線提出以後,組織工作就決定一切,其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的命運,即決定它的實現或失敗。”史達林在這裡説到了正確挑選人才的問題。一九三五年五月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提出和説明瞭“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史達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371頁)

  〔5〕 指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前這一段時間。

  〔6〕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

  〔7〕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5〕。

  〔8〕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7〕。

  〔9〕 巴西會議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由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和王稼祥在巴西(今屬四川省若爾蓋縣)召開的緊急會議。當時,紅軍一、四方面軍正在長征途中,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並企圖危害中央。毛澤東等在這次會議上決定脫離危險區域,率領一部分紅軍先行北上。張國燾則率領另一部分被他欺騙的紅軍從阿壩地區南下天全、蘆山等地,另立“中央”,揭出反黨分裂的旗幟。

  〔10〕 延安會議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當時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並著重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在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中,對於張國燾的機會主義、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和總結。張國燾本人參加了這次會議,表面上表示接受對他的批判,實際上準備最後叛黨。參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4〕。

  〔11〕 參見本書第三卷《反對黨八股》一文中關於洋八股的説明。
 

  (責任編輯: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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