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孫家棟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出席長征三號甲遙十八火箭加注前品質評審會（12月15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明放攝
12月15日，星期三，成都雙流機場。
81歲的孫家棟又一次搭乘飛往西昌的CA4469次航班。
孫家棟多次去西昌。無數次的奔波，讓雙流機場檢票口的值班員對這個面孔太熟悉了，所以對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分外熱情。
孫家棟這次去“月亮城”，是坐鎮指揮北斗導航系統第七顆衛星上天。
“國家需要，我就去做”
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第一顆靜止軌道試驗通信衛星、第一顆繞月探測衛星“嫦娥一號”……
在中國自主研製發射的100多個航太器中，由孫家棟擔任負責人的就有34個。
“我能在航太方面做出一點成績，説來其實有點偶然。”孫家棟説。
這位航太專家的學習經歷可謂一波三折。他學過土木、汽車，1951年，他被選送到蘇聯茹柯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讀書，專業是飛機設計。
在茹柯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學習七年裏，孫家棟各科成績年年是優秀。1958年3月，年年保持全優的孫家棟，獲蘇聯最高蘇維埃頒發的“史達林獎章”————那一年，全蘇聯軍隊院校畢業的學員中，總共只有13名學生獲得了“史達林獎章”。
1958年4月，孫家棟登上了歸國的列車。“我在蘇聯學的是飛機設計，當時並沒有考慮更大更長遠的目標，就想著回來後在空軍好好工作。”
但是，孫家棟沒能實現造飛機的宏願。
其時，中國正在謀劃發展導彈事業，新組建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急需技術人才。孫家棟二話不説，毅然放棄了自己的專業方向，服從組織分配，來到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導彈總體設計部。
一無設備，二無資料。當時發展導彈事業可謂一張白紙，兩手空空。自己學的是航空專業，導彈是什麼樣子，怎麼設計，怎麼製造，孫家棟心裏一點兒底也沒有。
那就邊學邊幹，邊幹邊學。
孫家棟跟著錢學森等老一輩科學家搞了9年導彈，並且由導彈總體設計員、總體組長、總體設計室主任一直升任為總體部副主任。其間，中國導彈、核導彈先後研製成功，孫家棟也成長為一名成熟的導彈專家。
1967年7月29日，一個炎熱的夏天。孫家棟正在辦公室伏案進行導彈設計。
一道調令，讓孫家棟又一次迎來了人生的轉捩點————中央決定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錢學森親自點將，讓孫家棟負責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體設計工作。
孫家棟再一次放棄了自己已經熟悉且建樹頗豐的領域，擔當起衛星研製的重任。 這一次，孫家棟一幹就是四十多年，再也沒有離開過。
1967年的中國，正值“文革”爆發之初。風雨飄搖中，孫家棟接過了中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技術總負責人的擔子。
此時的孫家棟，面臨的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種種難題，更有政治風浪可能帶來的危險————因為曾經留學蘇聯，又因為爺爺是“富農出身”，孫家棟的壓力比一般人更大。
“東方紅一號”研製後期發生的一件事讓孫家棟至今依然記憶猶新：
當時，佩戴毛主席像章蔚然成風。許多單位把研製的衛星儀器也鑲上毛主席像章。多了這些像章會使衛星超重，從而降低衛星、火箭的可靠性。但是，要拆下這些像章吧，又怕成為政治問題。孫家棟為此苦惱不已。
1969年10月的一個晚上，孫家棟隨同錢學森到人民大會堂向周恩來總理彙報衛星研製情況。要不要提像章的問題？孫家棟很猶豫，他必須對衛星負責，這也是對國家負責。
思慮再三，孫家棟決定向周總理直言，像章可能帶來安全隱患。周總理指出，不要把政治挂帥庸俗化，搞衛星一定要講科學，你們看一看，人民大會堂這麼嚴肅的地方，也沒有處處挂毛主席像章。回去以後，孫家棟傳達了周總理的原話，方才解決這一棘手難題。
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太空響徹《東方紅》，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得知衛星發射成功的那一刻，精神長期高度緊張的孫家棟頓時感到渾身疲憊無力。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際探月熱潮的興起，我國也于2004年啟動了“嫦娥一號”探月工程。
在此之前，中國的衛星最遠只到過8萬公里的太空，而月亮離我們有38萬公里。此前我們所有的衛星，都只需要考慮地球和衛星之間的運動關係，而探月需要考慮地球、月亮和衛星三者之間的運動關係；加一個變數，情況就要複雜得多。
時年75歲的孫家棟，接下了工程總設計師的重任。
“大多數人在這樣的高齡都功成身退了。他該得的院士、‘兩彈一星’獎章都得到了，卻仍冒著極大風險出任探月工程總設計師。”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張榮橋由衷地讚嘆説。
對此，孫家棟只有一句話：“國家需要，我就去做。”
孫家棟的老伴魏素萍回憶説，搞“嫦娥一號”時，孫家棟經常半夜走到涼臺上，仔細地看著月亮在天上慢慢移動，心裏在默默琢磨工程技術方案。“有時他在窗前一站就是幾個小時，折騰得我也睡不踏實。”
2007年11月7日，“嫦娥一號”成功實施第三次近月制動，順利進入環月軌道。
這一刻，北京航太飛行指揮控制中心裏，大家全部從座位上站起來，歡呼雀躍，擁抱握手。而孫家棟悄悄地背過身子，掏出手絹偷偷擦眼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