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遲福林提出三點建議

    　近日，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撰文指出，“十一五”時期的改革，要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公共服務體制，為此，他提出三個方面的建議。

    　第一，要把建立公共服務體製作為“十一五”時期改革攻堅的重大任務。

   　 遲福林認為，建立公共服務體制是新階段解決社會新矛盾的內在要求。他説，關於我國社會矛盾的變化，溫總理在去年9月5日和今年1月9日的講話中提出了“兩大矛盾”的重要論斷，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當前，我國確實面臨著日益突出的兩大矛盾：一是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廣大社會成員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産品短缺的突出矛盾。面對第一個突出矛盾，應當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對第二個突出矛盾，應當按照以人為本的要求，在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公共服務體制。從現實情況看，擴大並強化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關鍵在於實現政府轉型，在於建設公共服務體制。因此，“十一五”時期，要以推進政府轉型為重點，加快建立體系健全、結構合理、運作有效、管理規範的公共服務體制。

    　遲福林指出，當前，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十分迫切。我國進入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利益主體和社會結構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隨著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日益突出，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較大、城鄉差距比較嚴重，就業、公共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需求和公共服務方面問題比較突出的國家之一。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解決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和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舉措。

    　他進一步指出，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對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有重大作用。它不僅是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根本舉措，而且還可以給人們一個穩定的預期。這對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實現經濟持續增長有重大影響。因此，把建立公共服務體製作為“十一五”時期改革攻堅的目標之一，會使改革獲得更廣泛的社會支援。

    　第二、應把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産品作為“十一五”時期公共服務體制建設的主要任務。

    　遲福林提出，.“十一五”時期應著力解決廣大社會成員最基本的公共需求。他説，未來幾年，解決好以下方面的問題尤為迫切：一是就業與再就業。強化政府促進就業的公共服務職能，儘快建立多層次、多渠道的就業服務體系。二是公共衛生和初級醫療保障。目前，迫切需要在制度設計上使人們享有基本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三是義務教育。“十一五”時期，實現義務教育的全部免費，已成為社會對政府公共服務的基本要求。四是社會保障。按照低水準、廣覆蓋的原則，“十一五”時期要努力將所有的社會成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五是公共安全。應繼續加大力度切實解決生産、衛生、食品等公共安全方面的問題。

    　他認為，當前，困難群體的增多和利益受損，已成為一個客觀現實，並且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焦點問題之一。因此，“十一五”時期要著重解決好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並建立困難群體利益保護與利益訴求的正常渠道。

    　遲福林還認為，“十一五”時期應當努力在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方面有重要突破。打破城鄉二元制度結構對有效縮小城鄉差距十分重要。“十五”時期，我國實現了城鄉稅制的統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十一五”末期，如果我們能夠在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方面有實質性進展，將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重大作用。為此，“十一五”應當在全國範圍內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遲福林強調，應充分估計基本公共産品的供給對“十一五”時期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作用。從現實情況分析，基本公共産品的供給能夠有效地縮小貧富差距。例如，這些年教育與醫療費用上漲過快，大大高於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並成為拉大貧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學者估計，在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種因素中，教育因素大概在20%左右。從城鄉的實際收入差距來看，這個比例可能更高。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將為縮小城鄉差距，破解“三農”問題提供有效途徑。

    　第三、要把建立公共服務體製作為“十一五”時期政府轉型的重點。

    　遲福林指出，政府轉型要適應我國社會矛盾變化的客觀需求。今後幾年，要有效地解決社會日益突出的兩大矛盾，政府要扮演好兩種角色：一是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的轉變；二是強化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目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長與公共産品供給的短缺、公共服務的不到位，已是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各級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相當薄弱，對擴大和強化公共服務職能缺乏充分的估計和深刻的理解，緊迫感不強。為此，遲福林建議，應建立中央、地方的公共服務分工體制。他分析説，我國實行分稅制以來，在中央集中財力的同時，省、市兩級也進行了財力的集中。但在財力向上集中的同時，職能和責任並未相應調整。結果出現了越往下，政府承擔的社會發展責任越重，但所具有的財政資源越有限的局面。我國自1993年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與地方的經濟關係基本沒有新的變動，現在中央與地方的經濟關係有諸多問題需要解決。因此，“十一五”時期，從建立公共服務體制的需求出發，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的職權範圍，併為減少行政層級奠定基礎。與此同時，加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一是要明顯提高公共服務支出的比重；二是建立規範的轉移支付制度促進地區間公共支出的基本均等化；三是要逐步實現財政預算和管理的透明化、制度化。

    　遲福林進一步建議，應按照建立公共服務體制的要求，推進政府改革和事業機構改革。一是以擴大公共服務職能為重點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我國現行的五級政府體制效率比較低，需要減少行政層級。“十一五”時期，全國大部分地方實行“省管縣”的條件將成熟。二是以建立農村公共服務體制為目標推進鄉鎮政府改革。鄉鎮政府改革要與建設農村公共服務體制結合起來。三是將事業機構納入公共服務體制統籌規劃和改革。按照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要求，統籌考慮和設計事業機構改革方案。

   　 他指出，應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適度競爭、監管有力的公共服務體制。他認為，一個有效的公共服務體制既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又要適當引入市場機制。一要把一部分競爭性、經營性強的準公共産品交給企業或非贏利性組織，以便政府將更多的財力集中到提供基礎教育、基本醫療、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及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上來；二要注重發揮民間組織在公共服務中的作用，形成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關係；三要建立政府、社會、個人責任與義務相平衡的公共服務機制；四要把政府公共服務的供給者和監管者的職能分開，以有效地實現對公共服務的監管。當前，要鼓勵民間組織在解決就業、環境保護、扶貧開發、艾滋病防治、社會福利、社區服務、慈善救助等方面發揮作用。

    　最後，遲福林提出，2005年以全國範圍內農業稅的取消、非公經濟發展36條的出臺、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推進為重要標誌，拉開了新階段改革攻堅的序幕。這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改革力度比較大的一年，是某些領域改革取得重要突破的一年，是改革攻堅和啟動“十一五”時期改革具有重要影響的一年。今後幾年的改革攻堅，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更具深刻性和複雜性。建立公共服務體制，涉及到政府職能、政府治理理念、政府治理結構的轉變，還涉及到重大利益關係的調整。在這個特定背景下，加強改革的總體指導和統籌協調至關重要。

來源：中國改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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