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1年,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一個最大衝擊因素,就是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正式啟動,所以説2011年是ECFA元年應無疑義。正式跨入這個重要的年份,有大量的工作正等著相關部門去推動,這可能涉及到組織面、運作面,而且又分別與議題選擇、解題方式等形成多元複雜的內容,這也正是ECFA元年兩岸共同將面對的新情勢。
首先,在組織面上,兩岸已同意共同組織“經濟合作組織”就兩岸合作相關事宜展開協商。透過經合組織這個平臺,兩岸兩會與相關部會都可以正式坐上談判桌協商,把過去兩岸白手套的機制轉化為官方與準官方共組的協商團隊,這對未來兩岸某種形式的互不否認,甚或承認某種正式關係,都是一個奠基的里程碑。
同時,由於常設性的兩岸經合組織,就可以對雙方所要處理的議題做更有效、更有系統的整合,使得雙方經濟合作不但循序漸進,而且還能建構累積性與前瞻性,也才能慢慢去處理彼此體制上、制度上的差異,而不是僅僅被意識形態的歧異就限制住雙方可能的解決方案之研擬。
譬如,雙方在金融交流上,由於銀行這個最敏感的區塊已經有臺灣的銀行到大陸開設分行,接著就是陸資銀行前來臺灣設營業據點。這一道門檻跨越之後,在開放家數、分行數、經營業務或相關人員往來上不能一步到位的部分,就能透過正式協商的組織與機制,在相對更有效的時限內,找到彼此的共識,循序擴大交流與往來的管道。
又譬如在教育方面的開放,臺灣“陸生三法”總算通過,臺當局“教育部”正與大專校院試圖把陸生開放來臺的2000名員額如何透過“聯招”的形式開放,劍及履及的在進行一連串規劃,希望趕在今年8、9月間能順利完成招生的工作。這一步如果走得平順,那麼往後的開放就可以水到渠成,這些試點性的工作,都有其極具意義的重要性,必須步步為營。
如果回首檢討臺灣在推動兩岸簽署ECFA的過程,當局雖然已經盡了各種努力,但是在政策擬定與推展上卻遭遇了極大的困難,往往只看到臺當局孤單的迎戰反對人士的阻攔,卻未見ECFA簽署後,可能獲益的産業站出來力挺當局,這種局面應該要有所扭轉,也就是臺當局應與産業站在合作的立場,共同去減低或降低反對人士的顧慮,只有這樣政策的推動才能更平順。
就以上述所指的金融與教育為例,如果教育界與金融界合作作為臺當局開放大陸交流政策的支援者,一定可以降低若干阻力。去年“陸生三法”通過前夕,多數大專校院校長親赴“立法院”陳情並表達強烈支援態度,確實發揮了臨門一腳的效果。這樣的模式應該具有啟發意義,可作為今後臺當局在推動相關政策時的參考。
更重要的是,這兩個産業都是臺當局高度管制的行業,過去較習于當局決定政策,業者追隨的行為模式。但是在面對兩岸開放這種複雜而敏感的議題,這種“主從關係”有必要調整至“夥伴關係”,透過彼此共同參與決策的模式,共同承擔政策推動時所遭遇的阻力,共同防範政策推動時的負面效應,共同尋求化解之道,這才可加速開放的腳步。
所以,ECFA元年臺灣社會固然要做出更佳的準備,當局也應把民間力量引進,透過協商合作的夥伴關係,共同尋求化解社會的疑慮,共同創造兩岸交流的效益。唯有如此,兩岸ECFA才可以邁入康莊大道,併為兩岸民眾帶來最大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