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下內容摘編自2004年7月17日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在北京大學百年世紀講堂給參加“2004年臺胞青年夏令營”活動的青年臺胞們做題為《我的讀書教學生涯》演講時的內容。


歸來

　　我的一生就像劃了一個圓，從一個地方開始，去了很遠的地方，現在又回來了。

　　我回到清華園後創作了一首詩，題為《歸根》：“昔負千尋質，高臨九仞峰。深究對稱意，膽識雲霄衝。神州新天換，故園使命重。學子淩雲志，我當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談笑中。耄耋新事業，東籬歸根翁。”

初戀

　　我初戀的女孩子，她現在已經不在了，叫做張景昭。她是浙江人。那個時候女同學都穿著藍布大褂，只有她穿著紅色西裝，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她是數學系的學生，我父親是數學系主任，她常常到我家裏來，我父親和母親都很喜歡她，我猜想她大概對楊振寧也有好感。可是她對我的影響是這樣的，最開始我發現我到處去打聽，張景昭今天在什麼地方上課，我就請假在她的教室旁邊徘徊，她出來時可以跟她講話。

　　這樣一兩個月以後，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覺得張景昭對我影響不好。我當時有個很清楚的確定，張景昭來以前，我自己的情緒像很平靜的湖水，張景昭來了以後就變成風暴，整天使我情緒不定。最後我做出決定，這樣下去對我不利，後來我就不大去看她了。我們還是見面的，可是我的情緒上平淡下去了。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西南聯大我做中學老師的時候，學到了很多東西。不止是書上的東西，還學到了到底物理研究的精神是什麼？我為什麼能講這句話呢？因為每一個學問裏頭都有很具體的東西，可是它有一個精神，這個精神在不同的時代是不一樣的，如果只是在最底下摸來摸去，不能窺全貌。你要達到一個程度，不僅在底下看得清楚，還要知道長高是怎麼一回事情。那個時候我確實是學了很多東西，所以可以有一個看見全面的能力。那時候我對三個人的工作特別欣賞，第一位就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比我大43歲，後來我到美國看見過他，還跟他談過，但是我看見他時他年紀已經很大了，所以沒有跟他談過很多的物理。另外一位叫做蒂瑞克，他比我大20歲，他是英國物理學家，後來我跟他也很熟。第三位叫做艾米。他們三位的物理學我非常喜歡，我了解到物理有很複雜的現象，但是很複雜的現象背後有很精密的定律，而他們能把這些定律精神一語道破，這是他們偉大的地方。我很幸運能跟他們有很多的接觸。

　　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的8月裏，我因為考取了留美公款，我跟2二十幾位同學經過印度，經過大西洋到了美國，去做研究生。其中1945年到1949年是在芝加哥大學。在芝加哥大學不僅看到了艾米教授，還有一位比他年輕的泰勒教授，我看見他的時候，他還不到40歲，已經是很有名的物理學家，後來他變得更有名，後來他被公認為美國氫氣彈之父。原子彈和氫氣彈是20世紀最重要的核武器，知道它的製造原理以後，後面不是理的問題，而是工的問題。但是氫氣彈不一樣，會造原子彈，要做氫氣彈還要有竅門，這個竅門在美國是泰勒發現的。

　　我從泰勒跟艾米那兒學到很多東西，很重要的是我吸收了一點！原來我在中國所學的物理很好，但那只是物理學的一部分，因為芝加哥大學所注重的物理，也就是泰勒和艾米所注重的物理跟我在中國所注重的物理，精神不一樣，雖然內容是一樣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在國內所學的物理學是書本上的知識，是已經做好的，就像是菜已經烹調好了，你來吃。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我從泰勒和艾米那兒所學到的不是怎麼去吃這個大餐，是怎麼做這個大餐。所以他們所注意的是一些還沒有被了解的現象，希望把這個現象通過他們的研究可以了解歸納出來規則。在芝加哥大學是從一些還沒有了解的現象裏頭提出它的精神，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方向，但都是重要的。一個學生在研究工作的時候，必須要把這兩個方法融會貫通，這樣才能有大成。

問題集錦

　　臺胞：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中國國籍的人獲得諾貝爾獎，但是華人有，這是不是和當前中國的研究體制有關？能不能比較一下中國與美國在研究形式方面的利弊？中國有哪些需要改進？

　　楊振寧：這個問題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這個問題的提法有點不太正確。原因是我和李政道得獎的時候，我們的護照都是中國的護照，那個時候還沒有入美國籍。很多人問為什麼沒有華人得獎？我的回答是這樣，做出很重要的工作要有很多條件，一個條件是要有很聰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平均起來不比別的國家的人差。 
　　第二，要有好的傳統。這一點我想大家也承認，中國的傳統有他的壞處；可是教育下一代，對於年輕人有耐性、有忍力，都是中國傳統好的地方。 
　　第三，要有決心。像在清朝末年的時候就沒有決心，那時候還在討論要不要引進西學，今天已經一掃而空，不管是臺灣、香港、大陸，大家都認要一心向科學技術進軍。可是這些加起來還不夠，還需要有經濟的支援。今天比起從前好得多，可是比起先進的國家還是差得很多。
　　資金增加以後，過一些時候，我相信在臺灣、香港、大陸能夠做出來得諾貝爾獎的工作，我相信一定會發生的，大家不要太著急。另外有了這個條件以後還要有一個傳統，這個傳統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建立起來的。

臺胞：您能夠取得今天的物理學成就，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在哪？

　　楊振寧：我想成功的特別條件是需要機遇，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幸運的。我出生的時候，中國非常貧困，跟我同年級的有千千萬萬的小孩，可是他們多半連上學的機會都沒有，我能夠在一個被保護起來的清華園裏成長，這當然是我個人的幸運。後來到西南聯大，能夠接受最好的大學教育。再後來到美國，能夠接受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恰恰我走到了一個領域，這個領域叫做高能物理學，是當時剛剛開始的一個領域。
　　一個年輕人能夠跟一個領域一塊成長，他能夠成功的機會是最大的。我想機遇是第一重要。當然，有了機遇還得要你自己認識到這個機遇的意義以及你自己的努力，當然你過去的經歷跟你的喜愛有關係。我想每一個年輕人，第一，對他自己有一些了解，知道自己什麼東西做的好，什麼東西做的不是那麼好。第二，要對前途、可能走的方向有一個了解。
　　這一點上，美國的學生跟中國學生有一個相當大的分別，西方的學生，尤其是美國的學生，興趣廣，東看看、西看看，這樣的好處是把觸角伸得廣，知道哪些領域是自己容易走過去的，哪些領域容易發展。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大陸，從一開始就把學生限制到幾條路上去，讓他很專，這樣有好處，也有很大的壞處，就是觸角伸得不夠廣。在座的同學，我建議在你們受教育以外，能把自己的觸角伸得遠一點，能夠看見更多的機會。

　　提問：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最令人感動的事情是什麼？當您站在諾貝爾獎領獎臺上時，您的心情是什麼樣的？當您遇到困難挫折時是怎樣克服的？

　　楊振寧：我想近年來我最感動的時候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眼看著“大英帝國”英國退旗撤兵，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之中上升。我想在座的同學都是十幾歲、二十幾歲，可能不能完全了解我當時的感受。我父親那一代的人跟我這一代的人，對於20世紀中國的變化所發生的自我的一個感情，是年輕人不能夠了解的。因為你們不知道在20世紀初，中國是在一個怎樣被欺負、被看不起的狀態。所以我説1997年7月1日我在香港觀禮時候的感受是最近一些年最感情豐富，感情衝動是有道理的。 
　　我一生當中遇到的困難很少，我實在是太幸運了。我跟大家講的，我當時很喜歡張景昭，後來由於感情上的波動，那個是我一生比較複雜的一個轉捩點。我是幸運兒，我從來沒有找事情，都是事情來找我的，所以沒有失業的困難。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什麼大的挫折。

（責任編輯：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