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採訪的次日，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在《中國經濟季報》中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將在2005年達到9.3%，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並判斷：中國處於有利的宏觀經濟和金融背景中。當世界各國在今日驚嘆于中國的經濟成功，甚至紛紛揣測她逐漸壯大的經濟實力可能改變日後的國際格局時，黃亞聲卻冷靜地提醒道：“中國在發展內資方面不如印度。”

　　中印的改革方向不同

　　“中國最豐富的就是人力資源，並依靠它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資(FDI)。但與此同時，中國卻忽視了對本土企業的扶持。這一點，從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經濟改革的印度要做得更好。”黃亞聲比較道。

　　他介紹説，“在金融改革中，印度願意讓國內銀行私有化，同時允許國際銀行進入。如果你到印度去看一看，在當地辦得最好的一定是印度本土的私人銀行，而不是來自美國的花旗銀行。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最了解印度市場情況的肯定是內資的銀行，比如，比較偏遠的地方外資大銀行往往不願涉足，那裏的商機都被本地銀行獨佔了。由此可見，印度銀行改革相當成功。”

　　“反觀中國，除了民生銀行有四分之一的民營資本以外，其他都是國有銀行。”黃亞聲説，“中國金融業的呆帳、壞帳由來已久，但是每一次政府都靠注資的方式試圖挽救，均不見效。這就相當於給國有銀行更多的錢去‘揮霍’，卻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現在，中國的幾大國有銀行不但沒有將經濟觸角伸展到大城市之外的鄉村和邊緣偏遠地方，反而將那裏的很多分支機構撤回來，或打破，或出售支點。這如何才能有競爭力？”

　　在他看來，金融體制的弊病直接影響了中國民營企業發育不良。“中國大銀行在貸款時，總喜歡貸給外資大企業，而後者往往是資金充裕，並不需要太多的貸款。相反，中國的本土企業在成長初期最需要的就是銀行的資金支援，但卻因為對方門檻太高，而得不到貸款。但是，從一個國家經濟長遠利益著眼，鼓勵私營銀行的發展是幫助民營企業成長的重要融資手段。”

　　“值得慶倖的是，最近兩三年來，中國政府已經有了一些政策上的調整。保護私營企業的‘36條’出臺後，馬上中國就有私營企業涉足石油業，這是在過去20年內聞所未聞的。”黃亞聲不無欣慰地説，“但是，扶持一個企業就像養一個孩子一樣。這還是需要一個過程。印度90年代開始扶植內資，到90年代末才見成效。”

　　黃亞聲在研究中發現，中國能保持高速的GDP增長，外貿收入是主力軍，佔了70%的份額。這也是中美兩國經常爭吵不休的原因之一：從紡織品配額的提高，到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中美貿易問題很多都是美國的問題。”黃亞聲説，“我認為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不應該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不該升的就不要升。繼續升值對中國是很不利的，尤其是對本土的私營企業而言。”

　　中國內需不足，農民消費能力尚待開發

　　黃亞聲分析道，“中國本土企業最近幾年發展並不順利，贏利率一直在降低，它們中的出口企業賺錢空間也都是很小的，過去這麼多年一直都靠低成本産品。如果人民幣匯率上漲了2%～3%，對它們來説影響很大。”

　　“中國50%以上的出口都是靠在華的外資企業的業務，它們和民營企業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做的是出口加工，從美國、韓國進口材料後在中國加工，然後再將成品出口西方。人民幣的升值雖然讓外資企業的出口價格貴了，但是進口時也便宜了。因此，它們出口成本的升高能從進口成本的降低中得到抵消，影響並不大。”黃亞聲話鋒一轉，“但是，中國民營企業用的原材料都是從本地採購，因此，匯率提高只會對其出口造成壓力，而沒有其他辦法彌補。”

　　將視野放遠，黃亞聲説：“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不是幣值，而是對海外市場的依賴性太高了，而這種高依賴性歸根結底是因為國內消費需要不足，佔中國總人口70%的中國農民的收入增加很慢。改革20多年，中國的經濟實力仍然無法為幾億農民都多買一台洗衣機，或是將他們家中的電視換成20寸的大彩電。”

　　“要提高農民消費能力，首先要減少他們的支出。若是農村孩子上小學還要每月花費幾百元人民幣，怎麼才能有錢買別的東西？”黃亞聲一語道破問題的所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GNP也是每年以8%的增長，很大程度是靠農民的收入增加和消費增長在支援。那10年可説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階段。到了90年代，中國則把農民的一部分收入挪入城市，才造成農民實際生活水準降低。”

　　10月26日，美國又將中國的智慧財産權問題訴諸到WTO討論，以施壓後者加強反盜版的力度。談到這個議題，黃亞聲開出的經濟處方仍然與眾不同。

　　“智慧財産權問題的確在中國存在，但是問題在於，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經歷這個過程。”他説，“美國經歷的時候是20世紀初期。那時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規範還不健全，也沒有這麼多壓力。現在中國經歷這個過程則遇到了一系列環境的限制。中國自身來説當然應該注意。”

　　然而，他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中國本土公司本身沒有多少智慧財産權。任何一個國家開始重視保護智慧財産權都是在本國公司強大了，有了自己的産權後，才開始意識到保護它的重要性。”

　　“中國過去的政策都是限制自己的本土企業去創造智慧財産權，別的國家卻在拼命扶持。”黃亞聲又回到了他的核心論點上，“本土企業得到的研發資金少，怎麼有能力開發出新的技術？沒有智慧財産權的創新能力，自然談不上有強烈的産權保護意識了。”(來源：《華盛頓觀察》週刊，作者：李焰、徐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