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甲申年,作為失敗者的崇禎和作為勝利者的李自成的命運都是悲劇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內耗成就了滿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由於第二次國共合作及全面抗戰的達成,1945年,中國抗戰取得了勝利。這兩段具有驚人相似之處的歷史,卻有著迥異的結局。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候,明末農民軍沒有和崇禎達成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導致李自成和崇禎悲劇的關鍵原因。重溫並比較這兩段歷史,其中關於民族統一戰線、地緣政治和“關外問題”的經驗和教訓,將給未來中國以指導和啟示。

　　“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

　　——毛澤東

　　每逢重大歷史時刻,人們總會想起明末甲申年。1944年,郭沫若在中國抗戰取得勝利的前夕寫下了警世名篇《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説:“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同志在西柏坡説:“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説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複雜,應該説,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自1644年明亡迄今,甲申年已過了它的第六個甲子。今天再祭這個年份,回味其前後發生的人和事,會有新的認識和體會。

　　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20世紀30年代初,面對日益壯大的紅軍力量,蔣介石曾多次借古喻今地悲嘆:“亡明覆轍,殷鑒不遠。”1949年初,毛澤東進京前表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國共兩黨領導人如此注重研究明史,大概是因為兩黨在1927年後的歷程與明末甲申年前後的故事——儘管結局大不相同——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明朝末期,階級矛盾極為尖銳,天災人禍不斷發生,農村破産、階級壓迫和剝削日益加重,全國到處都有農民起義爆發。1627年,陜北白水縣農民王二率領數百農民殺死澄城知縣張鬥耀,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1628年,王嘉胤、張獻忠、高迎祥、王左挂等紛紛起兵響應。1629年(崇禎二年),李自成在米脂投軍,因欠餉殺死參將和當地縣令後投奔高迎祥。明朝廷任楊鶴為三邊總督,對農民軍進行圍剿。在東北方向,金兵于當年(1629年)第一次入塞並兵臨京師城下,史稱“己巳之變”,明朝廷急調兵力北上保衛北京,致使關內防務空虛,楊鶴圍剿失敗。

　　由此後推三個世紀的同一時期:1927年4月和7月,蔣介石、汪精衛等先後叛變革命,大規模屠殺共産黨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為了挽救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9月,中國共産黨在湖南、江西邊界領導和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率軍進入井岡山。1928年4月,毛澤東與朱德會師。與此同期,日寇南犯日頻:1928年5月,日軍製造“濟南慘案”,打死中國軍民一千多人,佔領濟南;6月,日本在瀋陽皇姑屯車站炸死張作霖;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瀋陽製造“九一八事變”。

　　1633年(崇禎六年)冬,李自成與張獻忠等合兵,衝破官軍包圍,渡過黃河而後入河南,下鄖陽(其區域大致相當於今湖北十堰市);張獻忠部取信陽等地,馬守應部逼四川,李自成轉漢南。1634年(崇禎七年),李自成在興安(今陜西安康)車箱峽用計脫險後,攻殺平涼。年末,明朝廷又提升已于崇禎四年接替楊鶴任陜西三邊總督的兵部右侍郎洪承疇為兵部尚書,接替因招撫失敗放走李自成的陳奇瑜,總督陜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廣軍務,統一指揮各路官軍對農民軍實行殘酷圍剿。1635年1月,張獻忠等起義軍直搗明中都鳳陽府(今安徽東北),引起明王朝恐慌。1636年(崇禎九年)7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陜西周至)戰敗,被捕後犧牲。當年,李自成被推為闖王並率眾“以走致敵”、聲東擊西、避實擊虛,從渭南西進,連下階州(今甘肅武都)、隴州(今陜西隴縣)、寧羌(今寧強)——與毛澤東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推為中央軍事指揮的經歷及所採取的突圍戰術相似。後旋兵分三路入川並在昭化(今廣元西南)、劍州(今劍閣)、綿州(今綿陽)屢敗官軍。1637年11月,圍攻成都。同年,楊嗣昌會兵10萬,增餉280萬,提出“四正六隅”和“十面張網”策略——與蔣介石在江西採取的“步步為營”的圍剿方針相似,限制起義軍的流動性,以達到各個擊破、最後殲滅的目的。農民軍為此遭到重大打擊:1638年(崇禎十一年)1月,張獻忠兵敗降明。李自成圍攻成都多日未果,遂折師梓潼(今四川綿陽東北),遭洪承疇伏擊,失利後放棄四川北上入甘,在河州、洮州(今甘肅臨夏和臨潭地區附近)和洪承疇的追兵兩次交戰連遭失利。後又折而東返,轉戰川陜。10月,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孫傳庭的埋伏,近乎全軍覆滅。李自成帶著劉宗敏等18人進入陜南商洛山中。

　　鋻於農民軍受到重挫,崇禎調孫傳庭、洪承疇等往遼東防務線。此舉使處於革命低潮中的李自成在商洛山中獲得休整喘息。與此同期,東北方向狼煙再起:金軍于1634年、1636年(此年後金改稱“清”)和1638年三次入塞。

　　1638年5月,崇禎提出“剿兵難撤,敵虜生心”的題目請諸臣破解,兵部尚書楊嗣昌為此提出“必安內方可攘外”的解決策略,力主通過與清議和而得以全力清剿關內農民義軍,此提議得崇禎默許,但遭到宣大總督、勤王兵總指揮盧象升及全國上下的激烈反對,致使崇禎舉棋不定。而清軍方面則坐等李自成和朝廷軍隊的內耗進一步加劇以圖漁利。

　　由此後推三個世紀的同一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也在與國民黨軍隊進行著反“圍剿”戰爭。1930年11月,國民黨調集約10萬餘兵力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進行大規模圍剿。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殲滅國民黨軍1.5萬餘人,活捉敵第18師師長張輝瓚,紅軍獲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1931年2月,蔣介石再發20萬人的兵力,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對紅一方面軍實行“圍剿”。中央紅軍“誘敵深入”,連打五個大勝仗,殲敵3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6月,蔣介石親自坐鎮南昌,自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約30萬兵力,採取長驅直入、先擊破紅軍主力,搗毀根據地,然後再深入進行全面清剿的作戰方針。紅軍方面軍總前委決定仍以誘敵深入方針應對,斃傷俘敵3萬餘人,獲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1932年5月,蔣介石採取逐次轉移重點,實行各個擊破,最後對中央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第四次“圍剿”。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沉著應戰,黃陂、草臺岡兩仗,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萬餘名,繳槍萬餘支,第四次“圍剿”基本破解。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發動第五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路線把持中央領導機關,提出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口號,與國民黨軍隊實行正面決戰,致使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並被迫進行長征。1934年11月湘江之戰失敗後,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為了糾正“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會議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成為紅軍作戰的指導方針。遵義會議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産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標誌著中國共産黨真正走向成熟。

　　1935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在強渡大渡河後與四方面軍會師。此時,中央內部出現張國燾南下入川還是毛澤東北上陜北的不同主張和張國燾脫離堅持北上的中央、率軍南下川康的分裂事件。毛澤東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方面軍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翻越六盤山,突破國民黨軍最後一道封鎖線,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紅軍到達陜北延安一帶,建立陜甘根據地——此與李自成蟄伏商洛山隔河相望且直逼中原的經歷相似。與此同時,蔣介石調張學良東北軍——張扮演的正是當年洪承疇、楊嗣昌的角色——到陜西圍剿陜北紅軍。

　　在東北方面,1933年1～5月,日本侵略軍已佔領中國熱河、察哈爾兩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進逼北平、天津,國民黨政府鋻於所謂“亡明覆轍”的教訓,也提出與楊嗣昌相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設法與日本人議和並簽署了限令中國軍隊撤退的《塘沽協定》。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冀東22個縣宣告脫離中國政府管轄,淪為日本殖民地。此事促使北平學生爆發“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中華民族陷入全面危機。蔣介石為打內戰不惜投降賣國的政策遭到中國共産黨的揭露和全國人民的反對。1937年8、9月,蔣介石約見德國大使陶德曼,謀求與日本外交“調停”。蔣介石——與崇禎面臨的壓力和選擇結果相似——在國人巨大輿論、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兵諫”的壓力及日本侵略者“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重重倒逼下,最終放棄此努力。

　　1637年(崇禎十年)楊嗣昌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用“星星之火”來描述方興未艾的農動起義,稱當時的破産農民“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合之股股,不啻百餘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連廬、鳳,西盡漢、延,幅員數千里之間,一任往來飄忽,生靈百億萬之命,盡遭屠戮傷殘”。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陜西戶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勢”形容農民運動對明王朝將産生的衝擊,稱“九邊要害,半在關中”,“皆緣饑軍數數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有比較意義的是,1930年初,毛澤東為批判當時在革命形勢處於低潮時黨內的悲觀情緒,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預言中國革命“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歷史上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歷史鮮有相距三百年後連文獻用語都如此吻合的時段。大概是由於這兩段歷史所展現的驚人的相似特點,清朝以來多有政治家加入明史研究行列。“治史者證其真偽,治國者察其興衰。”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注意研究明史。1933年,蔣介石為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解釋道:“亡明覆轍,殷鑒不遠。”他不僅要求兒子蔣經國讀明史,亦要求軟禁中的張學良讀明史。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要求高級幹部學習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開篇處説:

　　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餘年。這無論怎樣説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郭沫若説得一點沒錯,即使在他這篇文章發表60多年後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對任何一個有民族使命感的人來説,都是不能釋懷的年份。

　　毛澤東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2017世紀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紀同一年代的中國歷史所展現出的相似的歷史邏輯,由於主角群體不同,演繹出的卻是完全不同的結果:毛澤東沒有成為李自成,蔣介石也沒有成為崇禎,日本人更沒有也不可能在中國續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被趕到臺灣島。由此前推約三百年即1644年4月25日(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于煤山(景山)壽皇亭;1645年9月,李自成率部到達湖北通城,遇難於九宮山。

　　重溫明末甲申年前後的人和事,我們不難發現促成20世紀中國避免重蹈“亡明覆轍”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是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以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産黨迅速抓住這個“時局轉換的樞紐”、作出了與蔣介石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英明決策。事實上,毛澤東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建立統一戰線的認識早在日本打入東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澤東説:“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後,中國共産黨就在1933年,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這個提議。”1936年12月12日,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的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的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在中共中央的主導和周恩來同志的推動下,事變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及全面抗戰的局面由此形成。

　　由此反觀三百年前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等,則沒有如此遠見。他們看不到明末出現的滿漢民族矛盾上升和漢民族內部階級矛盾下降的時代特點,不是主動抓住而是機會主義式地、透支性地反覆挫傷崇禎向他們率先釋放的“寇亦我赤子,宜撫之,不必專戮”的和解政策。這種被毛澤東稱之為“李闖式的流寇主義”的作風,終使明王朝失去團結一致、共同抗清的歷史機會,也使農民義軍失去在共同對外的統一戰線中“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的歷史機會。

　　1628年,陜西三邊總督楊鶴上疏,建議在“遼東戰事節節潰敗,西南西陲又捉襟見肘,前後喪師失律,士馬芻糧器械一時俱盡,封疆元氣大傷”的情況下,當“嚴為之程,寬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一靜”。對此,崇禎批示:“培養元氣,今日要務。” 1629年(崇禎二年),清軍第一次入塞,長期的遼東患亂已升級為民族衝突的戰火,同時黃土高原上的義軍烽火已成燎原之勢。當年崇禎在行人(掌傳旨、冊封等事務的官員)馬懋才反映陜西情況上陳中批示“本內寬恤事宜一併申敕行”。1630年(崇禎三年)2月,義軍攻宜川並圍韓城,崇禎在巡按吳煥加急上報的材料上批評當地政府“以撫失宜”,要求他們“加意輯綏,察吏安民,以底平康之治”。 8月,崇禎在河南道御史王道純上疏中批復:“饑民嘯從,由地方官失于撫戢。”當月又批復禮科給事中張第元上奏:“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撫字得法,自然盜息民安,撫按司道察宜核,著所司即與申行。” 1631年正月,崇禎在文華殿召見輔臣九卿及各省朝覲監司,談到三秦之亂時説:“寇亦我赤子,宜撫之,不必專戮。”4月,崇禎向陜西參政劉嘉面授機宜時再次強調:“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不可純剿。”

　　與蔣介石在“皖南事變”中口是心非的作法完全不同,崇禎是這樣説的,也是這樣做的。1631年(崇禎四年)初,三邊總督楊鶴以隆重儀式接受受到重創的陜西最具戰鬥力的神一魁起義軍“歸順”,楊鶴授其守備官職,發降兵饑民印票,允其回鄉。崇禎對此極為滿意,讚楊鶴“相機招安,允協朕意”。為表示誠意,楊鶴下令官軍都安營休息,非奉總督軍令,不許妄殺一人,此政策使神一魁降軍處於完全自由的無約束的狀態。楊鶴還向皇上申請帑銀二萬兩,作為降丁的“續命之膏”。

　　1633年(崇禎六年),金兵攻取旅順。11月,包括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在內的各部義軍首領向京營總兵王樸表示願意接受招安。在被接納後,各部首領中的10多人還“環跪泣請,惟命生死”。然而,就在官軍北向抗清之際,這些剛發過誓的人利用朝廷的優撫政策暗渡黃河,隨後即再度反叛:攻克澠池縣城後即向新安、洛陽進發。史載農民軍“來則十余萬,如飄風驟雨。卒難回避”。湖廣、陜西、四川各地大吏,上章告急。

　　1634年(崇禎七年)初,廣鹿島明守將尚可喜降後金。7月,金兵攻克保安,沿邊眾城堡失守。京師戒嚴。8月,李自成被官軍困于漢中府興安州車箱峽。適逢大雨,弓槍生銹,戰馬死亡過半。“自成大窘,乃自縛乞降”,向五省總督陳奇瑜表示願接受安撫。陳奇瑜請示並經崇禎批准後接受李自成的請求。特許李自成撤離至安全地帶,各給免死牌,供其糧草,對願意返鄉的,要求地方政府沿途不得襲擊。在陳奇瑜的安排下,農民軍各部安然走出天險道,一路有士兵護送,供其酒飲,易馬而乘,抵足而眠,盔甲都換上了新的,補上丟失的弓箭,農民軍不僅脫離了全軍覆滅的險境,而且還得到完全的休息。但李自成行至寶雞後遂而反約,殺遣送官參將柳國銘等50余人,各部農民軍盡縛安撫官員,或殺頭,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于道旁。隨後進攻寶雞、麟遊等七縣城。在遼東事起的情況下,崇禎無奈急調河南官兵進入潼、華,湖廣官兵進入商、洛,四川官兵經由興、漢,山西官兵出蒲州、韓城,合力圍剿農民起義大軍。即使如此,崇禎也沒有完全放棄對農民軍招撫的政策,要求各部“分別剿撫”。由此可看出當時崇禎——若比較三百年後同期的蔣介石在“皖南事變”中對待中共的立場——與農民義軍建立統一戰線的願望是真誠的。

　　11月,崇禎下令逮捕安撫失敗的陳奇瑜。主張力剿農民軍的洪承疇總督山西、陜西、四川、湖廣、河南軍務,仍兼三邊總督,令河南、湖廣、四川、山西兵馬入陜力剿農民軍。農民軍避實搗虛分兵突出陜西,一分為三:一路由陜西上平陽、入山西;一路由武關向襄陽,進入湖廣;一路由盧氏東向進入河南。以後其他二路也陸續由山西、湖廣進入河南。“數十萬大軍會集于河南,其聲勢之大已非昔日澠池渡時可比了。”45崇禎不得不將山海關寧遠一線的勁旅調到關內,由此造成關外失守。

　　就在崇禎調洪承疇、盧向升大軍在中原堵截農民軍的時候,1636年(崇禎九年)6月底,北方清軍突破長城要塞喜峰口,迫使北京于7月3日宣佈戒嚴。清兵鐵騎攻至皇陵所在地天壽山,進抵昌平,其前鋒已達西山,明朝兵部急調山東總兵劉澤清、山西總兵王忠等入援京師;同時朝廷還要與農民軍作戰。7月中旬,高迎祥軍被圍困于陜西周至黑水峪,高迎祥被俘殺。此事導致農民軍紛紛向官軍投降,再次請求朝庭赦免。

　　1638年正月,張獻忠、劉國能等求撫。儘管楊嗣昌反對,崇禎仍堅持“不可盡殺”,要求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燦、監軍劉元斌“剿撫並用”,這“事實上已默許熊文燦、劉元斌大膽招撫”。崇禎的寬待使接受招撫的張獻忠仍能保持著自主性:張獻忠仍可以掌握著自己的軍隊,不接受整編,其駐地谷城(湖北襄陽西)及羅汝才駐地房山、竹溪一帶反成了張羅二部的獨立王國,以至谷城知縣阮之鈿哀嘆無土可守,無民可牧,無賦可徵。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更是極言:“獻忠之降難信。”崇禎為了抗清大局對這些置疑“一概置之不理”。相反,為了説服大臣們,崇禎于當年5月初給大臣出了一道如何解決“剿兵難撤,敵虜生心”兩難問題的策論,要求“卿等忠能體國,才足匡時,其悉心以對”。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農民軍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孫傳庭的埋伏後轉入陜南商洛山中陷於絕境時,皇太極率清兵于1638年9月分兩路迅速突破明軍長城防線,大舉入關南下。1639年(崇禎十二年)正月攻陷濟南,3月,由青山口出長城北歸。此次清軍深入2000余裏,半年時間攻佔70余城。崇禎不得不再次抽調大軍支援。張獻忠趁關內防務空虛再次反叛,並與李自成會合重新向朝廷發起攻擊;清人則在關外屯積重兵,準備坐收漁利,黑白通吃。

　　1643年(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政權,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同年9月,在河南汝州殲滅明陜西總督、七省督師孫傳庭的主力;10月,破潼關,孫傳庭陣亡,旋乘勝進佔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定都長安,年號永昌;同年3月18日,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4月,多爾袞率八旗軍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在山海關內外擊敗李自成。6月,李自成渡黃河敗歸西安。1645年(順治二年)正月清軍破潼關,李自成經襄陽入湖北;3月底,進入武昌,後被清軍擊敗棄城而逃;4月底,在距江西九江40里處被清軍攻入老營,劉宗敏被俘殺害、宋獻策投降、牛金星不告而別,李自成逃至湖北通山縣,9月亡命于九宮山。就這樣,崇禎和李自成在拉鋸式的反覆火並中最終雙雙倒在清人腳下。

　　今天看來,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漢民族內部階級矛盾下降的時期,崇禎提出的安撫為主、“培養元氣”,以求階級合作共同對外的政策,儘管不得已,但還是非常英明的。遺憾的是,這一由崇楨主動發出的與農民軍建立抗清“統一戰線”的正確願望卻遭到具有濃厚“流寇主義”作風的各路農民軍透支性和破壞性的利用,以致雙方最終走向魚死網破的結局。

　　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從不同的立場看到了李自成流寇主義作風産生的政治危害。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説:“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闖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毛澤東注意到李自成無原則的“流寇主義”對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1929年,他在《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批評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招兵買馬”和“招降納叛”的流寇作風,強調説:“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環境所不許可。”

　　經驗與教訓

　　作為失敗者,崇禎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作為勝利者,李自成的命運也是悲劇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內耗則成就了滿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有趣的是,三方的悲喜結局竟在明末甲申年中不期而遇。郭沫若看中了這一年份的特點,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説“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溫故可以知新,時隔60多年後,我們重溫明末甲申年及其前後事件,會在如下三方面有新的體會和總結。

　　民族統一戰線。面對風雨中飄搖的明政權,崇禎自我解脫地説:“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明末“亡國之象”中自然有天的因素,但更有人的責任;在後者中,今天再看,明末農民軍不能認清矛盾的時代變化,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的時候沒有與崇禎捐棄前嫌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是導致李自成與崇禎在甲申年雙雙倒在清人腳下的關鍵原因。

　　有比較意義的是,儘管崇禎和三百年後的蔣介石都主張“安內方可攘外”,但在崇禎的“內心深處仍是攘外重於安內”,而蔣介石則正好相反。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漢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下降的時期,與蔣介石比較,崇禎更能從政治的高度,以極寬廣的胸懷看待抗清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只是不逢天時,崇禎面對的是李自成這樣具有濃重“流寇主義”情結的農民武裝,這使他的抗清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可能有任何推進。比較三百年後同期的毛澤東,在國土淪喪、中華民族陷入危機之際,他卻能迅速抓住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造成的歷史機遇,逼使蔣介石與共産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國共産黨成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中流砥柱,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空前壯大,成為決定中國政治前途的根本動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與此相反,三個世紀前的李自成則因其反覆透支性詐用崇禎的階級和解政策,致使雙方愈挫愈奮,內耗日深並最終在“兩者不肯相舍”的廝殺中于明末甲申年(1644年)為清人“得而並禽之”。

　　這段相隔三百年的關於民族統一戰線的反正兩方面的教訓和經驗對未來中國具有永恒的指導意義。今天,中國已經崛起於世界的東方,這引起西方反華國家的圍攻,甚至剿殺。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澳大利亞電視臺採訪時説:“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地球資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歷史,尤其是明末甲申年及其後來的中國歷史表明,如果沒有內亂及由此産生的中國內部分裂,外來力量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是無可奈何的。大概也是基於這樣的經驗,毛澤東建國不久就告訴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堅持國家統一高於一切,大概也是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重要內容之一。

　　地緣政治。毛澤東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拒絕李自成的成功經驗。比較李自成流動作戰和毛澤東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會發現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的研究:在低潮時均沒有選擇入川尋求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動折師北上、進入貼近中原的陜南商洛山和陜北高原蟄伏,並由此再度崛起,隨後便長驅直入北京。

　　三百年間與此相反的人物是張獻忠和張國燾。張獻忠與李自成分離後轉戰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兩度步諸葛亮後塵由江淮西向入川並立都成都作偏安選擇,張獻忠本人連同他的政權于1646年被清軍剿滅。由此後推三個世紀,毛澤東與張國燾于1935年6月也發生過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當時毛澤東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説,“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事後張國燾歸隊及中國革命在陜北成功的經驗已使毛張這場爭論的是非有了明確的結論;同樣的理由,當年李自成入川後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決策要遠比張獻忠入川作諸葛亮式的盤踞高明。今天再讀並比較這兩段歷史,可以進一步補充的結論則是,如果當年張國燾真與中央分裂併入川實行割據,其結局決不會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張獻忠更好。

　　“關外問題”。在李自成的“種種的錯誤”中,造成“後來失敗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顛覆性的錯誤恐怕就是從戰略上忽視“關外問題”對於新政權生死存亡的迫切關聯性。郭沫若批評説,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後因小事丟失山海關,“實在是太不通政略”。

　　可能問題還不僅於此。張學良在晚年談到明史時説:“明清是一體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事實上,清朝以後的中國歷史變遷並沒有擺脫明朝所經歷過的“患亂同出於關外,內變共成于陜甘”的規律。毛澤東注意到了這條政治變動規律,1949年初,在聽完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這句話後,毛澤東補充説:“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毛澤東明白:腐敗在初取天下的農民政權那裏普遍存在,但並非都象李自成政權這樣甫立即亡;正是關外失控——而非僅僅是所謂新政權自身的“腐敗”——才是導致李自成敗退主要原因。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雲,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訓。

　　儘管歷史進入20世紀,但“關外問題”——這時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的意義。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説:“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這是説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之間齒唇依存的關係;但日本在1895年“甲午海戰”後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佔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都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並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衝擊。事實上,郭沫若提出的“關外問題”並非始於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後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作為政治中樞的北京。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是要麼國家分裂,要麼政權更疊。二者必居其一。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醞釀于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

　　毛澤東説:“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如果熟悉自隋之後的中國歷史,就會明白毛澤東“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歷史經驗。鋻於這樣的、尤其是李自成失敗的經驗教訓,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即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此舉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援,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及正確的決策使新中國避免了李自成政權悲劇,但這並不意味著今後的中國可以永遠遠離這一悲劇。習近平同志説:“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複雜,應該説,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這些“挑戰和問題”——比如曾被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明末乃至民國甲申年均遭遇到卻以失敗告終,最終由毛澤東圓滿解決的東北亞問題——將會不斷出現並需要我們回應,在這方面,我們還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從毛澤東戰略思想中汲取營養並向人民交出正確的答卷。

　　來源: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