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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來之不易,是兩岸交流交往發展過程中的産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解放軍加緊準備解放臺灣;蔣介石集團敗退臺灣,處心積慮圖謀反攻大陸。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軍隊進入臺灣海峽,扶持國民黨統治集團,阻撓解放軍進軍渡海登島,臺灣問題由此産生,兩岸進入長達38年的隔絕狀態。
38年間,兩岸政治水火不容,意識形態鬥爭尖銳激烈;軍事嚴重對峙,武裝衝突20來年持續不斷;經濟不相往來,僅有經港澳轉口中藥材等微額貿易;文化交往全面中斷,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傳承發揚。嚴重的隔絕對立對兩岸的安全、發展和民眾生活造成重大影響。親人不得相見,官兵枕戈待旦,骨肉老死不相往來,雙方預設戰場當面建設長期停滯,臺灣海峽始終處於“熱點”狀態。
其間,兩岸有關方面也曾就解決臺灣問題的時機和辦法等進行過秘密接觸,一度還比較熱絡。但由於種種原因,最終無果而終。但雙方矛盾的焦點,是意識形態對立,而非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臧否。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上,海峽兩岸均不含糊。這也是38年間兩岸雙方始終沒有徹底軍事攤牌,甚至在維護一個中國大局上還有一定戰略默契的原因所在。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陸續推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政方針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1980年代中期臺灣當局推行“政治革新”,“反對運動”風起雲湧,開放兩岸交流交往成為全社會呼聲。加之中美建交,臺灣對美戰略地位下降,美壓臺灣實行“民主”,不再盡力呵護臺灣,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不得不大幅調整兩岸政策,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進而放棄“三不”政策。與此同時,兩岸交流亦從民間、海外肇始,文化、體育、學術充當了開路先鋒。1987年11月2日,臺灣當局正式開放赴大陸探親,標誌著長達38年之久的兩岸隔絕狀態終被打破,兩岸關係進入新階段。“探親熱”、“旅遊熱”、“投資熱”等等此起彼伏,開放“三通”的呼聲日趨強勁。
但與此同時,兩岸交流交往的陸續開放也衍生了一系列問題,包括突發事件處理、偷渡客遣返、各類刑事犯罪、商業仲裁、法律服務、信函查證等等,一時無法解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兩岸關係經濟文化交流關係的發展,必然從政治上對兩岸關係的提升提出要求,開啟政治接觸交往進程已不可避免。先後發生的“移交臺軍飛行員浮屍”、“華航貨機事件”及“閩平漁5540”、“5202”、“5581”等一系列突發事件,起到了激發和催化作用;兩岸紅十字組織“金門協議”的簽署,則是兩岸走向機制化商談的初步探索。
換言之,如何構建兩岸全面化機制化聯繫渠道,有效處理兩岸交流交往衍生的各類問題,確保兩岸同胞的利益,為兩岸關係順利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成為擺在兩岸人民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如何確立兩岸交流交往的政治基礎,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前提,海協會海基會交流機制及“九二共識”遂應運而生。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臺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在權力地位尚脆弱的初期,明確表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推進兩岸統一。1990年10月,臺灣當局成立“國統會”,11月推動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擬作為民間機構與大陸對口單位打交道,辜振甫任董事長。1991年3月3日,該會掛牌運作。1992年7月,臺“立法院”通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將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國兩區”。
對於成立與臺灣方面打交道的機構,大陸方面也早有方案。大陸方面主要關心的是,不能讓臺灣有關方面借機推銷“中華民國”,變相實行“兩個中國”。1990年11月26日,國臺辦副主任兼發言人唐樹備正面回應臺方成立海基會的舉措。1991年12月26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宗旨是促進海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汪道涵任會長。
在兩岸兩會成立過程中,雙方的官方、學界和媒體等在兩會宗旨是否以和平統一為指向、“對等往來”的內涵等問題上,一度有所爭論,但沒有妨礙大局。特別在接連發生的“莆田車禍事件”、“三保警事件”等中,兩岸兩會機制初試啼聲,獲得成功,有力推動了兩會交流機制的構建。
1991年4月28日,海基會訪問團首次訪問大陸。大陸方面提出海峽兩岸交流交往的五項原則,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主張。五項原則為“九二共識”的提出,作了有效鋪墊。
此後,海基會接連來訪。大陸各級領導人在會見訪團時,均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立場。臺灣方面內部則有不同的聲音。其高層總意圖是,將事務性協商與政治協商分開,使兩會機制不涉及任何政治議題。
兩岸的有關爭議直接影響了此後發生的對“鷹王號事件”、“閩獅漁事件”的處理。事實證明,沒有共同政治基礎,兩岸正常交流交往不可持續;兩會雖成立了,但兩會機制並不一定能正常運作。
海協會成立後,兩岸兩會首開“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開辦海峽兩岸掛號函件遺失查詢及補償業務”兩項談判,同時協商籌備首次“汪辜會談”。其間,兩岸雙方就一個中國原則相關議題,進行了艱苦交鋒。
海協會主張,兩會的交往、事務性商談應遵循一個中國原則,即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應本著一個中國原則協商解決;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討論,並願意聽取海基會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
臺灣當局起初禁止海基會與大陸方面討論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他們認為,如果在兩岸事務性商談及協議中達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既臺對拓展“國際生存空間”非常不利,也無法達成通過兩會交流形成兩岸“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政治定位的目的。有人還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會掉進中共對臺政策的陷阱”。故此,在兩會交流商談中,海基會方面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言行不斷出現。
但由於海協會方面堅持立場,臺方難以在事務性商談中回避表明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無奈之下,1992年4月起,臺“國統會”牽頭,于8月1日作出關於一個中國涵義的結論,內容相對積極。於是,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兩會在香港進行工作性商談。在此前後,兩會就政治基礎問題的會談、函電數度來往。1992年11月16日,海協會致函海基會,同意各自用口頭方式錶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並提出海協會的口頭表述要點:“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至此,兩會就在事務性商談中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達成共識。當時的檔案資料、兩會函電往來、接觸商談記錄等,均可為證。
到2000年4月28日,時任臺“陸委會主委”蘇起先生將之歸納為著名的“九二共識”。在此之前,正在訪台的大陸重量級學者徐博東先生即提出,以兩岸兩會九二年共識為基礎,持續推進兩岸關係的設想。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當時他們兩人的初衷,都是想為即將上臺的民進黨解套,為延續兩岸正式交流、維護臺海和平穩定大局創造條件。
“九二共識”這四個字本身是個名詞而已,重要的是其歷史事實和核心意涵。正如我們不能因為直到十五世紀末哥倫布才發現“新大陸”,就否認美洲大陸此前早就存在一樣,“臺獨”分裂勢力不能因為1992年沒有“九二共識”這個詞彙,就無視“九二共識”歷史事實和核心意涵的客觀存在。
“九二共識”應兩岸交流交往需要而生,在此後兩岸關係的曲折進程中,經受住了“臺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涉勢力的各種挑戰。兩岸關係越是向前發展,便愈發顯示出其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正因為有了“九二共識”,兩岸在隔絕40多年後,先後於1993年4月實現兩岸高層首次“汪辜會談”、1998年10月舉辦“汪辜會晤”;2005年4月,實現國共兩黨領導人首次會談,共同發佈“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2008年6月,兩岸雙方恢復兩會制度性協商,先後達成ECFA等23項協議。也正因為有了“九二共識”,兩岸才能形成今天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大交流的態勢。
特別是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首次會面。這一里程碑意義的會面翻開了兩岸關係歷史性的一頁,為兩岸關係未來發展開闢了新的空間。習近平在會面時指出,兩岸雙方應該堅持“九二共識”、鞏固共同政治基礎,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但另方面,正是因為臺灣當局數度破壞“九二共識”這一政治基礎,才導致兩岸關係持續動蕩、和平大局面臨嚴峻挑戰。1995年5月李登輝訪美,臺海危機爆發;1999年7月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兩岸劍拔弩張;2000年至2008年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和陳水扁執政,兩岸關係進入高危期,戰爭一觸即發。當前,也正是因為新的民進黨當局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和認同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破壞了8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使得兩岸關係充滿變數。
歷史的教訓要汲取,未來的前景要兩岸共同創造。“九二共識”建立在中華民族大義和兩岸人民共同利益基礎之上,是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基石,是兩岸雙方的共同創造,彌足珍貴,理應由兩岸同胞共同維護,並戮力發揚光大,為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鄭劍,作者係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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