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浴血奮戰,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殊死搏鬥。但長期以來,總有人指責中共在抗戰中“遊而不擊”,貶低敵後戰場的貢獻。其實,這種論調早在抗戰時期便十分“流行”,而且由於國民黨當時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導致外界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一直缺乏了解,使不少人産生了誤解。
1944年,外國駐華記者獲准組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對延安等抗日根據地進行了長達數月的採訪。歸來後,美聯社記者岡瑟 斯坦因立即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撰文説:“在封鎖線後面我發現了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來,在重慶對共産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吃驚的擦拭著自己的眼睛。”1945年回國後,他又出版《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並在書中列出專章“中共作戰努力目擊記”,從不同方面引證了大量的材料,證明中共部隊在英勇作戰。他還澄清:“從我所見到的一切證據來看,我的結論是:延安所説的中共領導的戰績,比我在重慶和西安所聽到的國民黨的戰績可靠得多。”
美國合眾社記者哈裏森 福爾曼回國後在《北行漫記》一書中寫道:“當人們想起共産軍以雲泥之差的劣勢對抗敵人時,共産軍的成就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我在延安聽他們講的時候,我也不相信,但是後來我到了淪陷區,與在敵後活動的八路軍共處了兩個多月,我親眼看見了他們攻取並破壞敵人據點與碉堡,因此,我得到了一個確信,就是:共産黨的發言是絕沒有虛張聲勢的地方的。”
繼中外記者團之後,美國《紐約時報》駐中國特派員艾金山也進入邊區訪問。他後來也指出:“隨共軍進入戰地的外國記者都認為中共軍隊的確竭力抗擊日寇。有許多在淪陷區跳傘降落的美國航空隊多由中共遊擊隊營救出險,對中共尤為感激與讚揚。”
1944年外國記者的延安之行,是抗戰時期國際輿論界對共産黨根據地僅有的一次大規模集中採訪活動。通過這次採訪,他們將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傳播出去,使國際社會對中共抗戰有了新的認識和評價。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黨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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