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革命根據地及主要創建者（奮鬥百年路 啟航新征程）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點燃勝利燎原的星星之火
井岡山是革命的山、戰鬥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榮的山。位於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的巍巍井岡山，以“中國革命的搖籃”著稱於世。1927年秋，面對大革命失敗後的血雨腥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此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引發革命勝利的燎原之勢，譜寫出革命史詩的光輝篇章。
開創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新天地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著一張刻有圍棋盤的方桌，這是井岡山時期紅軍在戎馬倥傯時下圍棋用的。在中國革命的大棋局中，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高手，他從偏居一隅的井岡山出發，以“工農武裝割據”——即以武裝鬥爭為基本形式，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農村根據地為基本手段和突破口，最終開創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工農武裝割據的基本形式是武裝鬥爭，主要組織形式是軍隊。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尤其重視軍隊建設。在轉兵井岡山途中，他領導工農革命軍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確定“支部建在連上”，奠定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井岡山麓西南荊竹山下，一塊叫作“雷打石”的隕石，見證了這一永載史冊的時刻。1927年10月24日，毛澤東站在這塊石頭上，對部隊宣佈了三項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三、打土豪要歸公。初上井岡山，毛澤東又明確要求工農革命軍改變過去軍隊只顧打仗的舊傳統，擔負起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這些規定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對於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係、軍民關係和瓦解敵軍等，都起了重大作用。“紅軍薈萃井岡山，主力形成在此間。”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部轉戰千里，與毛澤東會師井岡山，深深植根于這塊紅土地的“朱毛紅軍”不斷發展壯大。在戰爭實踐中，他們在總結經驗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連續打破國民黨軍的“進剿”和“會剿”，使根據地日益擴大和鞏固。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是同土地革命分不開的。根據地建立之初，分田只是在個別地區試行。隨著根據地逐步鞏固，1928年5月至7月，邊界各縣掀起分田高潮。當年12月，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正式頒布《井岡山土地法》。這是中國共産黨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和地，窮人笑哈哈，跟著毛委員，工農坐天下。”這首歌謠唱出了農民的喜悅心聲。祖祖輩輩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土地的貧苦農民，由衷喊出了“共産黨萬歲”。他們從分得土地的事實中認識到紅軍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奮鬥的，從各方面支援紅軍和根據地發展。這是井岡山根據地能夠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非常重視根據地建設，他形象地比喻説：“革命要有根據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是老走著、老站著，定然不會持久。”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就必須建立有力的紅色政權。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縣城，毛澤東就指導成立了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很快，湘贛邊界六個縣也相繼成立紅色政權。1928年5月，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邊界農民群眾從封建的枷鎖下獲得了解放，他們用客家土話親切地稱紅色政權為“埃政府”，意思是“我們的政府”，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政權建設和保衛根據地的鬥爭之中。中國革命的歷史證明，正是通過建立和鞏固根據地，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最後實現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抒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精彩開篇
如果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比作一部鴻篇巨著，那麼，井岡山鬥爭就是這部巨著的精彩開篇。毛澤東不僅在實踐中創造性地解決了堅持和發展農村根據地必須解決的一系列根本問題，而且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出明確説明。
在井岡山的茅坪村謝氏慎公祠後面，有一棟赭黃色的兩層小樓房，房子的樓上有一個八角形的天窗，當地群眾都習慣地稱它為“八角樓”。“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啊閃銀光。井岡山的人哎，抬頭望哎，八角樓的燈光，照四方。我們的毛委員，在燈下寫文章……”這首歌深情再現了當年毛澤東的工作情形。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澤東經常在八角樓居住辦公。紅軍的生活非常艱苦，毛澤東晚上辦公經常到深夜。根據地的用油十分緊張，按規定毛澤東晚上辦公可以點三根燈芯，為了節省用油，他卻只點一根燈芯。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毛澤東苦苦思索中國革命的未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奮筆疾書寫下了一系列光輝著作。
1928年10月5日，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決議案指明瞭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以及中國革命政權的實質，總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及其他地區建立小塊紅色政權的經驗和教訓，首次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這個決議案的第一部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此文著重分析了中國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報告，進一步闡明“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對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各個基本問題，如土地革命中如何爭取中間階級的問題，政權建設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問題，建黨問題上如何糾正非無産階級思想的問題等，作了明確的解釋和解決。這個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井岡山的鬥爭》。
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賴家坊，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對廣大指戰員進行形勢與任務的教育。這封信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在信中表達了革命必勝的前景和信念：“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井岡山的道路，共産黨人的夢想，中國革命的未來，被毛澤東描述得如詩如歌，極大地堅定了邊界軍民對敵鬥爭的必勝信心。
以上著作，提出和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標誌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
八角樓那微弱的油燈之光，在茫茫黑夜裏照亮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化為中國革命勝利的萬丈光芒。一代代中國共産黨人化身“追光者”，前赴後繼、頑強奮鬥，奪取一個又一個勝利。
鑄就跨越時空的寶貴精神財富
偉大事業鑄就偉大精神，偉大精神成就偉大事業。井岡山時期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跨越時空的井岡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勇闖新路，依靠群眾、勇於勝利。
理想因其遠大而為理想，信念因其執著而為信念。在井岡山鬥爭時期，“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幹稻草，軟又黃，金絲被兒蓋身上，不怕北風和大雪，暖暖和和入夢鄉”，是紅軍在艱苦條件下樂觀向上的真實寫照。“革命理想高於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經點燃，就永遠不會熄滅。”正因為如此，共産黨人和紅軍將士面對艱難困苦毫無畏懼、永不退縮，面對生死考驗大義凜然、威武不屈。井岡山鬥爭中，弱小的紅軍與敵人殊死戰鬥，他們脖子上都係著紅帶子，取名“犧牲帶”，表明為革命獻身的決心。在這一時期，犧牲的革命烈士近5萬人，留下姓名的只有15744人。正是靠著堅如磐石的革命信念，無數先烈為了革命事業，前赴後繼、流血犧牲，才換來中國革命的成功。
方向決定前途，道路決定命運。當大革命洪流被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的濁浪所阻遏，中華大地被血雨腥風籠罩的危急之際，路在何方？從南昌起義到秋收起義，接連的失敗證明，面對懸殊的敵我力量對比，以城市為中心的蘇俄式暴動之路，在中國根本走不通。生死攸關之際的引兵井岡山，為大革命失敗後共産黨積蓄力量找到了落腳點，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路應運而生。然而，這條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絕非一馬平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以實事求是的執著，披荊斬棘，勇闖新路，在這方被稱為“天下第一山”的紅土地上創下無數個“第一”：第一塊農村根據地，第一支工農武裝，第一個紅色政權，第一部土地法……這無數個第一，成為井岡山道路的閃亮標識。凡是過往，皆為序章。在前進的道路上，秉持實事求是、勇闖新路的精神，我們將創造更多新的“第一”。
我們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黨和紅軍在井岡山之所以能站穩腳跟，之所以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重要的一點就是始終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和人民群眾結下魚水深情。“紅軍宗旨，民權革命”，“革命成功，盡在民眾”，這則《紅軍第四軍司令部佈告》簡練而鮮明地表達了共産黨堅定的人民立場和深沉的人民情懷。“毛委員大井訪貧”“朱軍長送鹽”“陳毅大井割稻”“彭軍長分發銀元”……這些在井岡山廣為流傳的故事，樹立起共産黨的口碑：群眾冷暖，牽掛在心；人民利益，高於一切。以心換心，人民群眾義無反顧地參加革命，傾其所有支援黨和紅軍，形成了一道道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銅墻鐵壁”。在龍源口戰鬥膠著之際，當地黨組織一聲召喚，2000多名農友二話不説，冒著炮火走上戰場。在黃洋界保衛戰危急之時，農民赤衛隊、暴動隊手持梭鏢大刀投入戰鬥，婦女老人日夜削制埋設竹釘阻敵，留下了“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的人民戰爭的動人史詩。
歷經歲月洗禮，井岡山精神已經深深地沁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激勵著一代代中國共産黨人為革命、建設、改革事業而不懈奮鬥，鼓舞著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勇向前。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堅定執著追理想、實事求是闖新路、艱苦奮鬥攻難關、依靠群眾得勝利，讓井岡山精神永放時代光芒。
（執筆人：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古琳暉）
中央革命根據地——
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大本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黨創建的各個革命根據地中，中央革命根據地最具有代表性。”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位於江西南部、福建西部。1930年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在根據地建立中央局，由於毛澤東、朱德領導下的贛南、閩西根據地是當時全國各根據地中面積最大、力量最強的，中央遂決定將蘇區中央局和蘇維埃中央政府設在這裡。此後，人們便把贛南、閩西根據地稱為中央根據地或中央蘇區。
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
1928年12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發動了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為打破敵人進攻，紅軍決定採取“攻勢的防禦”方針，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1929年1月14日，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波瀾壯闊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展歷程，也由此拉開序幕。
在執行“攻勢的防禦”戰略中艱辛開創新根據地。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後，由於脫離根據地依託，作戰十分不利。1929年2月10日，紅四軍取得大柏地戰鬥勝利，扭轉了下山作戰的被動局面。17日，紅四軍抵達吉安的東固根據地，與李文林領導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會合。此時，傳來了井岡山失守的消息，紅四軍遂決定於2月下旬經廣昌、石城等地向閩贛邊挺進。3月，紅四軍進入福建。20日，紅四軍前委在長汀召開擴大會議，研究提出“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範圍，從遊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的設想，並強調“這是前進的基礎”。4月上旬，紅四軍利用蔣桂戰爭之機在贛南發展工農武裝割據。5月至10月間，紅四軍又兩入閩西，殲滅當地軍閥。至1930年春，贛南根據地和閩西根據地形成。6月，紅四軍和閩西、贛西南的紅軍合編為紅軍第一路軍，隨後改稱紅軍第一軍團。所有這些，為後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礎。
在粉碎敵人三次“圍剿”中奠定中央根據地基石。1930年8月，共産國際向中共中央提出“奪取一個有足夠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發展前景”，並特意説明“目前顯然贛南、閩南、粵東北地區首先能夠成為這樣的根據地。”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等9人組成的蘇區中央局。24日，中央在討論全國蘇區工作計劃時，“確定湘鄂贛連接到贛西南為一大區域，要鞏固和發展它成為蘇區的中央根據地。”1931年1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成立。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國民黨軍陸續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的三次“圍剿”。根據地軍民在毛澤東、朱德等正確領導下，先後取得反“圍剿”的勝利。在此前後，紅軍還積極向閩西北和贛西南開展工作，使得贛南、閩西基本連成一片，並擴大到20余縣的廣大地區。受紅軍勝利影響，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軍1.7萬餘人在趙博生（中共地下黨員）、季振同、董振堂等領導下宣佈起義，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
在全面開展各項建設中迎來根據地發展空前盛況。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迅速在政權、廉政、法制、經濟、文化、教育、衛生、交通、郵電等方面開展大規模建設，中央革命根據地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1931年9月後，由於黨在國統區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成立了由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1932年10月，堅持正確方針的毛澤東在蘇區中央局召開的寧都會議上受到錯誤指責，不久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左”傾錯誤進一步擴大。慶倖的是，周恩來、朱德排除干擾，指揮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勝利。至此，中央革命根據地擴大到地跨江西、福建、廣東三省的廣大地區，建立起數個省級和一大批縣級蘇維埃政權，紅軍人數發展到12萬餘人，黨員人數達到13萬以上。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和負責軍事指揮的李德等人強令紅軍同敵人拼消耗，又執行關門主義的錯誤方針，致使紅軍喪失了打破敵人“圍剿”的可能。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偉大長征。留守的廣大軍民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直至全國抗戰爆發被整編為新四軍。
永不磨滅的革命貢獻
作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創建的眾多根據地中最大最重要的一個，中央革命根據地對中國革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為土地革命戰爭提供了最為直接有力的堅強支撐。中國革命的特殊環境表明，只有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才能為革命戰爭提供可靠依託，否則無法建立起強大的紅軍。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後，逐漸發展成為橫跨3省、面積達8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450余萬的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時期黨領導武裝鬥爭的主戰場和主陣地。在粉碎國民黨軍四次“圍剿”的鬥爭中，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的歷經三灣改編、古田會議洗禮的紅一方面軍不斷壯大，下轄6個軍團近10萬人。正是這支強大紅軍，擔負著抗擊國民黨“圍剿”軍大部兵力的艱巨任務，並在經歷長征後成為人民軍隊的骨幹。
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為我們黨在局部地區執政提供了現實可能。儘快組建全國性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産黨著眼革命形勢發展提出的重要任務。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在瑞金宣告成立，是中國共産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政權成立後，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的中樞指揮作用，産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而且在建設實踐中鍛造了一大批治黨治國治軍人才。據統計，除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政治領袖外，在開國將帥中，有9位元帥、7位大將、34位上將、114位中將、440位少將都曾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戰鬥過。此外，有130多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主要領導職務或首批駐外大使，其他領域人才更是數不勝數。
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為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成功開闢提供了深厚實踐沃土。八七會議後，黨就開始了“找著新的道路”的艱辛探索。早在1928年10月、11月，毛澤東就曾提出並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這一思想在贛南、閩西根據地創建中得到深化。1930年1月，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深刻指出，“紅軍、遊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産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此為標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正式形成。此後，在鞏固和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實踐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産黨人繼續在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黨的建設等諸多領域進行探索，在有力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同時，指明瞭奪取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
彌足珍貴的歷史啟迪
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科書。這部厚重書卷中，演繹著扣人心弦的鬥爭活劇，內蘊著歷久彌新的蘇區精神，將永遠給我們以深刻啟迪。
心有所信，方能遠行。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過程中，在異常嚴峻險惡的鬥爭環境下，廣大共産黨員和根據地軍民懷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勝信念，不畏千難萬險，不懼敵軍壓頂，前赴後繼、不怕犧牲、勇往直前。1934年12月，共産黨員江善忠在組織傷員轉移時被敵人包圍，為掩護傷員，他將敵人引向絕路棒槌峰，彈盡糧絕後咬破手指，在衣服前襟寫下血書“死到陰間不反水，保護共産黨萬萬年”，毅然跳崖壯烈犧牲。1933年5月，興國模範師5161人集體報名參軍，被蘇維埃中央政府譽為“創造百萬紅軍的先驅”。1933年7、8月間，安遠縣鎮崗鄉一個叫尊三圍的“紅色村莊”，面對國民黨軍的報復進攻，赤衛隊員英勇抗擊全部犧牲，剩餘村民堅貞不屈全部遇害。正是有了共産黨人和根據地軍民堅如磐石的信念信心，中國革命才最終迎來勝利曙光。這深刻啟示我們，革命理想高於天，無論任何時候都要矢志不渝、堅定不移。
實事求是，方能進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成功創建，離不開共産黨人實事求是的艱辛開拓；中央革命根據地大好局面的最後喪失，就在於“左”傾教條主義者背離了實事求是。1930年5月，毛澤東痛感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嚴厲批評黨記憶體在的“飽食終日，坐在機關裏面打瞌睡，從不肯伸只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調查”的惡劣現象，大聲疾呼“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僅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作過《尋烏調查》等十幾個切合實際的調查。正是由於堅持實事求是，我們黨才能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短短幾年中就創建了一支相當規模的紅軍和一系列革命根據地。1931年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最終導致包括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內的眾多蘇區幾乎喪失殆盡。這深刻啟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斷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向前推進。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産黨奮鬥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黨始終牢記群眾利益，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生活，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黨在贛南、閩西根據地就提出了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1931年2月，蘇區中央局明確提出，必須使廣大農民取得“他們唯一熱望的土地所有權”。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鄭重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正因為如此，黨才贏得了根據地人民的全力擁護。這深刻啟示我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任何時候都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這個根，永遠做忠誠的人民服務員。
（執筆人：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汪玉明）
《 人民日報 》（ 2021年06月09日 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