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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出現新群體引發擔憂
“無地農民工”：抓得到的現在，看不見的未來
“沒有了土地，我還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農民麼？”22歲的新生代農民工魏雪俠以一種開玩笑的口氣向記者質疑。她現在上海打工，雖然近期還沒有回家的打算，但她仍渴望自己的名下也擁有一份土地，就像村裏的大多數農民一樣。
記者在安徽、江蘇等地採訪中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中已經出現一個特殊群體：“無地農民工”。如果這個群體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無論滯留城市還是回到農村，都可能面臨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基層官員建議，應對“無地農民工”現象未雨綢繆，提前謀劃對策。
新生代農民工出現新群體：無地農民工
22歲的農民工魏雪俠現在上海市一家鞋廠打工。雖然她的戶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營鎮魏窯村，但在老家卻沒有土地。村裏20世紀90年代初最後一次土地調整時，她家因計劃外生育人口且未繳足計劃生育罰款，她沒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俠一樣的新生代農民工都面臨著這樣的尷尬：作為農民，她沒有土地作為基本的生産資料；而作為工人，她被鞋廠永久接納的可能性也很小。
對此，安徽省阜陽市市長孫雲飛提出了“無地農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説，“無地農民工”的存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部分無地農民是計劃外超生人口，他們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未能分到集體土地，還有一部分是農村土地30年不動政策實施後的新生兒。“無地農民”長大成人外出務工，就成了“無地農民工”。“無地農民工”的年齡層次基本都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範圍。隨著時間推移，這一群體的人數會越來越多。
目前，“無地農民工”數量已經具有一定規模。阜陽市政府勞動部門已經關注到無地農民工現象。據阜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汝天彬粗略估計，阜陽市228萬外出農民工中有“無地農民工”60萬人，估計今後每年有10萬沒有土地的新增勞動力進入社會。
以安徽界首市魏窯行政村魏窯自然村為例，該自然村目前共有2200多人，上世紀90年初，魏窯自然村對土地進行了最後一次分配；當時有50、60名計劃外出生人口沒有依法繳納計劃外生育社會撫養費(即計生罰款)，沒有分到土地；1990年8月以後出生的人口，也不能分到土地。這些人現在已經成為勞動力外出務工。村幹部魏天和粗略估算，截止到2008年底，魏窯自然村無地農民累計人數在400人以上。
邊緣中的邊緣：“無地農民工”不等同於失地農民
“無地農民”和失地農民不同。失地農民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其喪失土地過程是顯性的，失地農民不僅有一大筆土地補償款，還會被政府納入城鎮職工保障體系，在就業、養老、醫療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顧。但“無地農民”一直處於隱性狀態，游離于政府的目光之外，還無法享受到政府的額外關照和重視。
農村耕地資源日漸緊張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日益逼近的難題，“無地農民工”是由此産生的一個典型群體。汝天彬認為，由“無地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可以看出，農村中土地資源不均衡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農村，有的家庭女兒多，女兒出嫁後，剩下兩個老人種著10多畝地；有的家庭兒子多，常常10多個人口，土地還不到5畝。對於一些每人平均耕地連0.2畝都達不到的家庭，土地已經逐漸喪失了基本社會保障的功能。務農收入不再是他們日常收入的主要來源。
“無地農民工”的出現凸顯出土地資源不均衡趨勢現象。魏春影説，在他們村，有的家庭孩子已經考上大學，在外地工作了5、6年，脫離了農村戶口，但這些人一邊領著工資，各種社會保障齊全，名下還有一份土地。這對魏雪俠這樣的無地農民工而言，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無地農民工”的未來走向值得關注和研究。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分析，“無地農民工”群體分化為三類：第一類能在城市定居並成為市民，有著醫療、養老等保險。在當前戶籍、社保、教育等現有制度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能在城市擁有穩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並定居城市的，只有極少數人能成為第一類；第二類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隨著青春消逝，其就業選擇範圍越來越窄，甚至面臨失業，但由於長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願回農村，仍選擇留在城市，成為城市中的赤貧者；第三類將返回農村，耕種父母或親屬的土地，或者租種他人土地，以此為生。後兩類人將可能是“無地農民工”群體的主要去向。在社會經濟平穩的條件下，當他們喪失勞動力時，不管他們滯留城市還是返回農村，他們的未來生活保障和養老問題都會面臨難題；如果遭遇社會經濟環境突變，這些無地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同時他們在農村沒有土地等生産資料來保障基本生活，他們就有可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消極因素。
談及未來的打算，魏雪俠説：“最近還沒有回家的打算，還要再打幾年工，但我終究還是要回到農村的。我現在在工廠上班，每月都能拿到工資，沒有想過以後回到農村沒有土地如何生活生存，等到時候再説吧。”
“無地農民工”：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
基層鄉村幹部分析認為，土地資源不均衡分配目前還不會影響到農村社會穩定。當前，幾乎所有的年輕人一畢業就會選擇外出打工，不選擇留在家中種地。沒有土地的年輕農民的父母都是有土地的，從農村習俗來看，這些土地不僅是其父母的基本保障，也是他們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來源保障。所以土地資源不均衡目前尚不足以成為一個顯性問題。但以後如果土地分配不均趨勢加劇，則無論是回到農村的“無地農民”，還是留在城市的“無地農民工”，都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
一些基層幹部和專家認為，從未雨綢繆的角度來看“無地農民工”問題，主要應從三個方面來著手。一是國家有關部門應對這一群體進行完整系統的統計調查，對這一群體在地區分佈、大致人數等方面有宏觀的數據掌握，以便對其有宏觀的把握，了解這一人群的動態，從而能有的放矢，進行合理的統籌和管理，這個工作應該説是應對這一問題的根本工作。
第二是對於農村土地資源分配不平衡的現狀進行適當的調節和改革。在不違反大前提、不引發新矛盾的前提下，允許部分這類矛盾相對尖銳的地區進行試點改革，探索解決農村土地資源分配不平衡的方法。
第三是繼續加快城市化速度和水準，把一些有能力又有意願留在城市的農民工轉化為市民。在這方面，破除農民工進城務工、定居的戶籍、教育、社保等政策壁壘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樣可以在有條件的地方進行嘗試性的改革和調整。在城市化過程中，繼續加大中小城鎮的發展非常重要，在越來越多的大城市不堪重負的情況下，大量移民遷入中小城市將帶來各種資源，並促使勞動生産率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益提高、産業和服務多元化、收入和消費升級加快、就業機會更多，單一功能城市逐漸變成多功能城市，小城市逐漸成長為大都市。江蘇等長三角等地的“新市民”運動可以説是農民市民化的成功嘗試。
舉家外出新農民工漸呈“移民化”傾向
他們不再是遷徙的“候鳥”，他們攜妻拖子，使盡渾身解數，渴望能在城市尋一片遮風避雨屋檐。他們是新生代農民工中的一個典型群體。記者近日調查了解到，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了與父輩們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舉家”外出務工，基本脫離了農業生産和農村生活，對土地依賴性降低，“移民化”傾向日漸明顯。
分城市新生代和農村新生代兩大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民工戰略問題研究課題組認為，根據流動程度大小，可將農民工分為三個群體：第一類是基本融入城市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單位，收入相對穩定；第二類是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時流動性較強的農民工，比如春節返鄉，他們在城市有相對穩定的職業、收入和居住地；第三類農民工是間歇或季節性在城鎮務工，仍然兼顧農業生産。目前，第二類是農民工的主體，而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第二類農民工的主要組成部分。
據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分析，由於成長經歷和環境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在農村出生長大、走出去城市務工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第二是自小跟隨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長、學習，成人後留在城市務工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農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之間存在差異。相對於農村新生代來説，城市新生代更熟悉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産已經産生了疏離感，由於成長環境在城市，他們的參照係是城市同齡人，其不平等感、被剝奪感會強烈一些，心理預期和現實狀況落差較大。農村新生代參照係是農村同齡人，被剝奪感相對較弱。
不管是城市新生代，還是農村新生代，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受教育水準、職業選擇等方面都已經發生改變。他們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輩們對賴以生存的土地的“戀土意識”，由於長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觀念影響，對家鄉農村和農業的依戀在減退，不願甚至無法回歸農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們生活方式和習慣已經基本融入城市，雖然明知自己戶口還在農村，但他們更傾向於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習慣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産。
22歲的劉坤是安徽阜陽市潁泉區伍明鎮青龍村人。他現在上海市閔行區經營一家漁具店舖。他10歲時跟著父母來到上海，先是在農民工子弟學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隨後進入一家職業技術學校。離家10多年來，他回安徽的次數累計只有三四次。“我戶籍還在村裏，但村子位置我已經記不清了，村裏人我認識的人少。我連説話口音都變了，阜陽方言我講不好了。”他説，父母每次催他回老家看看，他都不樂意，不習慣農村烏黑的夜晚和不便的交通。在他周圍還有一些年輕人和他一樣，從小就跟隨父母外出，有的五六歲就到了上海。
“移民化”傾向明顯
劉坤通過網路認識了一位安徽太和縣的女孩。他説，兩人戀愛關係確定後，會一起在上海發展，從來沒想以後會回農村老家長期生活。在上海，不僅有很多象劉坤這樣的從小在城市長大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還有越來越多的在農村長大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傾向於選擇在城市安家。
江蘇省農民工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曹炳泰説，在近期一項青少年農民工調查中，15%的青少年農民工表示，不管未來如何變化，一定要爭取留在城市發展，不願意再回到農村。這説明新生代農民工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方式，不願再回到農村生活。該調查還顯示，25%的男性、35%的女性全年都沒有往家中寄過錢，這説明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正在爭取從經濟上解放自己，希望用自己的勞動成果來過上城市生活，而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把大部分工資都寄往農村。
李中是一名在城市定居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典型。他來自安徽界首市田營鎮魏窯村。結婚前，他一直在上海的一家模具廠打工。2000年，他在家人的張羅下和同村女孩魏萍結婚。在村裏辦了婚宴後，夫妻兩人就一同來到了上海繼續打拼，李中在工廠上班，魏萍開了一家門面經營服裝生意，一般每年回家一次。2003年，兩人有了孩子，便把老家的父母接了過來，兩人回家的次數就更少了。
記者調查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常年在外務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季節性、流動性較強的務工形式相比有所改變，表明農民工流動已經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以在原籍務農為主、農閒時節外出務工的季節性流動，轉變為以外出務工為主、以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全年性、多年性流動，乃至在流入地長期居住的形式，原來的以個體勞動力為單位的勞動力流動形式轉變為夫妻兩人同時外出甚至攜帶子女前往勞動力輸入地的形式。他們基本上脫離了農業生産和農村生活，在現居住地穩定居住的持續時間逐年增加，返回戶籍地老家的次數減少，融入現居住地的趨勢比較明顯。這一系列現象表明越來越多地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舉家外出務工，“移民”化傾向漸趨明顯。
對城市公共服務渴求迫切
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以個體為單位的勞動力轉移，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是以戶為單位的轉移形式。這種“舉家遷移”的方式，決定了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對平等享有教育、醫療、就業落戶等方面的願望極為迫切。他們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對待、平等權益以及實現自我價值。
尤其是子女教育問題，更是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的迫切渴求。魏萍告訴記者：“孩子一齣生就在上海，現在已經6歲了，最頭疼上學問題。民工子弟學校教育品質差，但本地學校報名必須持房産證才行。最煩神的是高考，我們戶籍都在老家，難道還得回去上高中麼？我們兩口子都在上海，孩子一個人回去咋辦呢？必須得一個人放棄工作回老家陪讀。”説起孩子的教育問題，兩口子連連嘆氣，他們的收入雖然可以滿足在上海生活，但是要買一套房子，遠遠超出了他們承受的能力。
子女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制度阻礙如果不能及時解決，將會倒逼新生代農民工返流。這種返流是城市化水準的倒退，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一些農民工輸入地政府正在試圖破解這樣的難題。在教育方面，江蘇昆山市教育局規定只要能證明其父母在昆山有穩定工作、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均可進入政府制定的公辦學校就讀；在落戶方面，公安部門規定，在昆山購買80平方米以上的房産滿3年、連續繳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3年以上或與企業簽訂有勞動合同的外來務工人員，均可在昆山市落戶。據了解，每年約有1萬名外來務工人員在昆山市落戶。
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身份普遍不認同
雖然安徽老家也不愁吃穿，但24歲的袁豐琳仍選擇來到江蘇昆山市務工。談及外出務工的目的，她説，“我想趁現在年輕，出來跑跑，掙錢並不是惟一的目的，主要是可以見些世面，長長見識。”
記者日前調研了解到，專家調研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輸入地純粹的雇傭勞動力，産業工人特點鮮明，心理定位更趨向於産業工人。
新生代農民工不“戀土”
在改革開放之初，第一代農民工當中的很多人雖説從事著工業生産，卻把自己定義為農民，對城市的感覺是邊緣的、疏遠的，對産業工人階層的歸屬感相對較低。目前，這種對産業工人的心理歸屬感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正在發生變化。
安徽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農民工辦公室主任劉邦安説，同樣是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妻子兒女和父母都在農村，對土地充滿感情，心理更傾斜于農村，他們經常會在農忙期間回家務農，即使回家的車旅費成本比莊稼收成還貴，但他們還是會選擇回家幫助收割莊稼，就像中國人對傳統春節的感情一樣；新生代農民工則不諳農事，他們的心理更傾向於城市生活。他們從小學讀到初中或高中，一旦畢業，就外出務工，幾乎沒有做過農活。尤其是那些跟著父母外出在城市長大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在城市求學生活，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戀土”意識較為淡薄，不適應農村生活，也不願意回到農村。
務工動因由“經濟型”轉為“生活型”
與老一代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動機不再停留在經濟層面上，見世面、開眼界，已經成為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外出的主要動因。南京師範大學《江蘇省當代農村進城務工青年價值觀研究———基於江蘇省蘇南、蘇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抽樣調查》調查組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是在衣食無憂的環境中長大，其外出動因已經由“經濟型”轉為“生活型”，他們受到老一代農民工的示範作用影響，看到外出務工明顯改善了生活水準，普遍認為留在農村是沒出息、沒前途的表現。
外出動因的改變，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把掙錢作為唯一目的。調查數據顯示，54.2%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因為要外出開闊眼界、提高自身素質，9.7%的人是因為家鄉生活單調、打工所在地生活較為豐富，還有4.2%的人希望從農民變成市民，把自己的農村戶籍改成城市戶籍，僅有31.9%的人外出目的是為了滿足經濟需要。
安徽省舒城縣千人橋鎮興豐村袁豐琳説：“我在學校，總想著外面的世界有多好，總想到外面去看看。”小時候她和哥哥上學，家裏特別缺錢，父親就到廈門打工掙錢接濟家裏。現在她哥哥大學畢業工作了，經濟條件寬裕了，她掙的錢不需要再供家中開銷，可她仍選擇外出打工。在興豐村，象袁豐琳這樣的年輕人要麼考上大學讀書，要麼就外出打工，基本沒有人留在村裏。
在農村地區，年輕人外出打工已經成為一種流行。在作為傳統農業大市安徽阜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柳廷峰説，在農村地區，人們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年輕人留在村裏種地，不外出打工，會被鄉鄰們認為沒有本事，不能掙錢。“連女孩都能外出打工掙錢，小夥子在家裏閒著，討個媳婦都難。”
對於農民身份普遍沒有認同感
新生代農民工對於農民身份普遍沒有認同感，只有8.7%的人認為自己是農民身份，他們更傾向於將自己看作工人群體，75%的人認為自己屬於工人群體。由此可以看出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把自我身份定位為産業工人，僅有較少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工”這一身份名詞持認同態度。該調查發放問卷2500份，調查對象包括製造業、服務業、採掘業等行業的新生代農民工。
安徽省界首市田營鎮魏窯村的魏芹説，雖然她是從農村地區到江蘇省無錫市的保健器材廠打工的，但她沒有感到自己是農民，每天上班、下班，生活規律和普通工人基本沒有什麼差別，每個月1000元的基本工資，並根據業務量提成，生意好的時候一個月可以掙到五六千元。“我現在的生活狀況應該算是個工人，即使以後回老家，我不會做農活，不可能會在家種地。”
這份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人生價值觀呈現出理想與現實矛盾的特徵，他們希望能夠融入城市，但又認為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普遍存在城市歸屬感弱的邊緣化意識。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對産業工人的歸屬感增強有助於加速農民變市民的進程，這對未來城市化水準的提高是一個利好消息。安徽省總工會研究室主任趙子席説，中國社會未來現代化取決於城市化，城市化取決於農民轉變為市民或工人，即農民工的市民化速度和水準。政府應當積極發揮引導作用，讓農民工有序、平穩地成為新市民，不僅要避免市民化速度過低阻滯城市化進程，也要避免市民化速度過快導致城市無法容納吸收。（記者程士華、郭奔勝、王恒志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