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虛偽”侵蝕民眾政治權利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何平 環球時報記者 陳子帥 趙霜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王曉雄】編者的話：2022年有望見證美國有史以來最昂貴的中期選舉——據美國無黨派廣告追蹤機構AdImpact估算，在11月8日選舉日來臨前，兩黨的整體競選廣告支出可能達到97億美元。選舉費用不斷創造新高，凸顯出美國“民主選舉”的虛偽。在這個“山巔之城”，政治只是富豪的遊戲，普通民眾不過是其中的配角。其實從建國以來，金錢就是美國政治的代名詞：喬治華盛頓曾把自己第一次政治競選時籌集的所有資金都用來買酒，以吸引口渴的選民；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在贏得大選後，將很多高級職位回饋給“金主”，還由此創造了“政黨分贓制”這一術語。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以“保護言論自由”這一“政治正確”理念而做出的裁決，更是讓“黑金”漫灌該國政治。在洶湧的金錢浪潮中，普通民眾的聲音早已被淹沒，“民選”“一人一票”已成水中泡影。

　　美國已變成被財閥統治的國家

　　富人的遊戲

　　“在美國政界，有兩樣東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錢，第二我就不記得了。”一百多年前，美國聯邦參議員漢納道出該國政治的“真諦”。一百多年後，這一“真理”依舊不斷得到印證。AdImpact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20日，也就是距離美國中期選舉還有50天左右的時候，各參選人花在廣告宣傳上的費用已達61.5億美元，超過2020年除總統選舉外所花的59.5億美元，以及2018年中期選舉時的39.6億美元。

　　“它（美國政治體制）對普通公民不利，對富人有利。”紐約州前聯邦眾議員唐尼在名為《參見金主》的紀錄片中説。美國政治和選舉已變成富人的遊戲。首先，絕大部分參選人都是有錢人。2018年，威斯康星州鋼鐵廠工人布萊斯和紐約州餐廳服務員奧卡西奧-科特茲競選聯邦眾議員引發廣泛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兩人的競選活動打破美國政治的“自然秩序”。

　　其次，對美國選舉結果起舉足輕重作用的是站在參選人身後的“金主”，而他們只佔美國總人口的微小部分。非政府組織“公開的秘密”分析説，2020年美國的選舉費用達到144億美元，而2016年這一數字為65億美元。2016年年底，《紐約時報》的研究發現，158個富裕家庭為總統候選人提供了近50%的競選資金。億萬富翁湯姆斯泰爾2014年為民主黨中期選舉投入7400萬美元，使他成為當時美國最慷慨的公開個人捐贈者。這名清潔能源公司創始人表示，自己的捐款都是透明的，而真正影響政治的“黑金”則既無法知道是從哪來的，也不知道到哪兒去了。導致美國政治“黑金”氾濫的原因，則是該國最高法院以“保護言論自由”為名作出的裁決。該裁決允許法人實體和工會花費無限制的資金來宣傳或攻擊某名候選人。

　　美式選舉選出的高官和議員大部分都是富人。“金主”助力政客上臺，自然不是為了做慈善。曾經的電信巨頭施瓦茨是民主黨的鐵桿捐贈人，曾在2016年為希拉裏籌款。他聲稱自己不會對政治決策過程施加任何影響，“我不要求政客們照我説的去做……當我遇到問題時，我希望他們能聽到我的聲音”。有研究發現，所謂“民選”的參議員，其立場反映的是“金主”的意願，而不是選民。“美國不再是一個‘民治、民享’的國家，而是由財閥統治的國家。”這是《野獸日報》等多家美媒的共同感慨！

　　要投票也不容易

　　因為難以籌集到鉅額資金，普通民眾本已經難以成為參選人，而要成為投票人，他們面臨的阻礙也越來越大。已經“嚴控”投票權的得州2021年再次修改法律，進一步收緊民眾這一重要的政治權利。比如得州法律要求選民將個人身份證件（包括駕照、護照等）號碼填到郵寄選票申請表中，這個號碼必須與選民登記記錄中的身份證件號碼完全匹配，否則其申請就會被駁回。佐治亞州2021年通過《選舉公平法》。根據這部長達98頁的法律，每10萬選民只能有一個投票箱，這意味著擁有50萬活躍選民的迪卡爾布縣今年只能設置6個投票箱，遠低於2020年的31個。此外，選民向選舉機構申請缺席投票並寄回選票的時間從176天降到59天。

　　近年來，不斷削弱公民投票權的不止上述兩個州。根據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截至2022年5月，18個州通過總計34項限制投票的法律，使得選民申請、接收或投出郵寄選票變得更加困難。研究顯示，低收入人群的投票可能性比高收入人群低得多，他們更經常因交通、疾病或其他自己無法控制的問題而不能投票。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表示，美國1964年出臺《民權法案》，1965年出臺《投票權法案》，雖然在紙面和制度上給予少數族裔更多權利，但這些法律本身就具有局限性，少數族裔權利的兌現難以得到保障。他舉例稱，非裔、拉美裔選民在投票時仍然面臨阻礙，在教育、就業、醫療等諸多方面仍享受不了平等待遇。因此，美國“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等“政治正確”理念，首先在制度上就是虛偽的，它沒有辦法全面有效地解決少數族裔面對的問題，只能在口頭和形式上做足文章，而越是做文章，越讓少數族裔覺得自身並未獲益。

　　不公正劃分選區，民意遭無視

　　保護少數族裔的投票等權利，是美國“政治正確”的要義所在，但自2013年以來，美國最高法院已經兩次移除或者刪改《投票權法》的重要條款，而現在這部具有歷史意義的法律再次面臨被拆解的風險。這次讓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以及自由派大法官吵得不可開交的是國會選區的劃分。

　　“如果你讓美國人描述政府與公眾脫節的原因，許多人會把國會選區的不公正劃分排在第一位。”《紐約時報》寫道。美國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後據此重新劃定國會和州議會選區，劃分選區的權力掌握在各州的執政黨手中。因為人口的變化，身處更多人口選區選民的發言權就不如人口較少選區選民的發言權大，因此劃分選區要讓每一個選區的人口基本持平。不過在執行層面，各州執政黨通常會無所不用其極，使選區劃分儘量對本黨有利，比如儘量將另一政黨支援者劃分至多個選區，以達到稀釋對方選票的作用。美國聲稱是民眾選舉官員，而實際上在民眾選官員之前，已經被兩黨提前“挑選”了。

　　因為不公正劃分選區，美國從國會到州議會等各級選舉，很多不能反映民意，進而導致一些政府頒布的政策以及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不能反映大部分民眾的意願。非政府組織“美國進步中心”舉例説，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北卡羅來納、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4個州，贏得州議會多數席位的政黨並未獲得多數選票。

　　形式上的民主和投票權讓越來越多美國人對投票不再感興趣，很多選民對美國的政治制度感到失望。10月10日公佈的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選民認為該國的政府運轉不靈。58%的受訪者表示，美國需要進行重大改革或徹底改革。

　　“政治正確”愈加極端化，民眾遭殃

　　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正確”，其核心觀點是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社會一直被所謂的“白人男性權力結構”和“男權霸權”所主導。一個相關的觀點是，除白人異性戀男性之外，所有人都遭受過某種形式的壓迫，被剝奪了發言權，不被允許擁有“差異性”。“政治正確”的出現最初是為了保障少數族裔、性少數群體等的權利，然而在現實中卻因為矯枉過正以及和黨爭相互交織變得越來越極端化，使不少民眾成為“犧牲品”。

　　“我覺得‘政治正確’已經妖魔化了。”正在華盛頓攻讀碩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小張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在學校裏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大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敢碰觸到“政治正確”的禁忌，否則學業和職業生涯可能毀於一旦。小張介紹説，美國很多大學幾乎都有非裔、性少數群體的組織，很多學生一開始加入這些組織是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利，然而隨著“政治正確”在美國不斷極端化，一些人加入上述組織是為了獲得額外的權利。這給其他人帶來很多問題，比如聲稱自己內心是女性的男學生要進女廁所，如果女學生對其進行阻止，可能會被扣上大帽子，並遭到一些人的攻擊。

　　學校中由“政治正確”帶來的問題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縮影，這一理念在美國引發很多荒謬現象，比如沒有做變性手術的跨性別者被關進女子監獄，強姦其他女囚犯致其懷孕；認為應該就“政治正確”進行討論的學者被抵制或者開除；亞裔學生在申請大學時要考更高的分數，才能與非裔學生競爭。“政治正確”已經在美國引發反彈。有民調顯示，約八成的美國普通民眾認為“政治正確”是國家的問題。“政治正確”意在保護的非黑人少數族裔，包括亞裔（82%）、西班牙裔（87%）和美國印第安人（88%）最有可能反對“政治正確”。

　　讓事情更加複雜的是，“政治正確”已經成為兩黨互相攻擊和謀求政治利益的工具。今年6月，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的美國最高法院取消對女性墮胎權的憲法保護震動全美。支援女性墮胎權被很多人視為“政治正確”，而兩黨就此展開的博弈更多的是政治算計。在特朗普執政時期，3名保守派大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從而使這一本應“平衡”的機構迅速右傾。共和黨希望通過取消墮胎權鞏固其保守派選民，而以美國總統拜登為首的民主黨也希望通過動員捍衛墮胎權的選民，保住更多國會席位。

　　8月16日，拜登簽署《通脹削減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將在氣候和清潔能源領域投資約3700億美元。應對氣候變化一直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在民主黨內部不僅是“政治正確”問題，還能幫該黨拉選票。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民主黨的支援者往往來自美國都市化程度較高的經濟發達地區，這些選民對能源、居住環境的清潔化要求更高，對削弱高能耗企業在美國國內經濟構成中的佔比持認同態度。與之相對，來自美國經濟水準不高的農村地區的選民對氣候議題不敏感，而他們恰恰是共和黨的基本盤。李海東説，拜登在中期選舉即將來臨之際簽署《通脹削減法案》，實際上是為其基本盤吹響“團結號角”，讓他們更加支援民主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