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了，美國還在給生物軍控使絆子

　　20年了，美國還在給生物軍控使絆子(環球熱點)

　　美國歷史學家傑弗裏凱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美國中央情報局近年來公佈的文件證實，美國曾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這些在細菌戰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很可能與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以下簡稱731部隊)有關。他還指出，美國德特裏克堡過去曾是、現在仍是美國生物戰的研究中心。國際社會應組建調查團對美國的生物軍事活動進行調查。

　　2001年，美國以“生物領域不可核查”等為由，單方面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20年來，美國一直獨家反對重啟談判，導致生物武器多邊核查機制遲遲未能建立。與此同時，美國卻在境外坐擁超過200個生物實驗室，開展秘密生物試驗；其境內的德特裏克堡也屢屢被外媒曝光發生生物安全事故。美國的種種行徑都與生物軍控的要求相悖。

　　研究活動最多最不透明

　　美國在生物軍事化研究方面早有“案底”。據美國廣播公司報道，二戰結束後，美國與侵華日軍731部隊達成一項骯髒交易，在幾年時間內，陸續派德特裏克堡的細菌戰專家前往日本，向石井四郎等731部隊頭目了解日本細菌武器等生物武器情況。為了獲取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細菌戰、毒氣實驗等方面的數據，美國向日本支付了高額費用，並隱瞞了石井四郎及731部隊的戰爭罪行，還聘用石井四郎作為德特裏克堡的生物武器顧問。公開資料顯示，在731部隊《炭疽菌實驗報告》《鼻疽菌實驗報告》《鼠疫菌實驗報告》三份人體實驗報告封面上，清晰印有“馬利蘭州德特裏克堡基地生物戰實驗室化學部隊研究與開發部”字樣，並蓋有“達格威實驗基地技術圖書館”的黑色墨印。

　　接手這些生物戰資料的德特裏克堡和達格威實驗基地，至今仍是美國生物軍事化研究的主要基地。作為美軍唯一的P4實驗室，德特裏克堡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擁有埃博拉病毒、炭疽桿菌、肉毒桿菌等67種高危病原體。多年來，該研究所多次被曝光發生安全事故，對公眾健康構成嚴重威脅。

　　據《今日美國報》報道，2001年9月，一名德堡研究人員把帶有炭疽桿菌的信件寄給數家媒體和兩名民主黨參議員，造成5人死亡、17人染病。據《華盛頓郵報》報道，2001年4月至2003年5月期間，德特裏克堡一處垃圾填埋場被挖掘出高達2000噸有害廢料，其中含有布魯氏菌、可引發肺炎的克雷伯菌和炭疽芽孢桿菌等活病原體，還含有美國曾在越南戰爭中使用過的劇毒落葉劑“橙劑”。

　　位於猶他州的美軍達格威實驗基地，則多次充當生化武器試驗場。據美國《連線》雜誌報道，達格威實驗基地有密布的炸彈坑，許多含有毒物的炸彈在這裡引爆，用以測試毒性。《今日美國報》報道稱，該基地曾于2015年誤將活炭疽標本寄給全美和世界各地的數十個實驗室。

　　發展生物武器，美國不僅危害本國民眾，還把他國當作實驗場。據韓聯社消息，美軍多年來向韓國秘密運入多種生物戰劑，釜山港第8號碼頭設有駐韓美軍生化項目“半人馬”及“朱庇特”項目的相關設施，引發市民強烈不滿。韓國《統一新聞》專欄文章稱，駐韓美軍在首爾龍山、釜山、群山和平澤4個美軍基地設立4所炭疽桿菌生化武器實驗室，所涉項目沒有經過申報或經韓國法律許可。據俄新社報道，俄羅斯安全委員會第一副秘書阿韋裏亞諾夫今年5月表示，美國和北約在俄邊境建立生物實驗室，對俄羅斯自然環境和邊境居民健康造成威脅。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沃洛金錶示，美國在東歐地區的生物實驗室或正在研究新型生物武器，這必須得到控制。

　　要論全球生物軍事化活動最多、最不透明的國家，當屬美國。俄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今年4月接受俄羅斯《生意人報》採訪時表示，截至2019年，美國已在世界各地建立200多個秘密實驗室，僅在烏克蘭一國，美國就設立了16個生物實驗室。俄國防部官方網站的一份報告顯示，美軍在海外設立生物實驗室，直接目的是研發用於運載生物武器的技術手段，間接目的則包括在地緣政治對手周邊建立軍用實驗室、收集特定地區高危微生物的菌株、用毒性藥劑進行人體實驗、收集“單一民族”的生物資料等。多家俄媒指出，儘管美國稱其研究是“和平目的”的“防禦性研究”，但由於美國對具體實驗內容一直三緘其口，且其境內外的生物實驗室屢次被曝光泄漏事故，美國生物軍事化活動的真實目的和安全性令人生疑。

　　獨家反對多邊核查機制

　　據英國《金融時報》消息，8月30日至9月8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系列專題會議在日內瓦舉行。與會專家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提高了人們對生物武器的警惕性，在此情況下，有必要強化公約機制，加強對生物武器的控制。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第一份禁止發展、生産、儲存專門類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多邊裁軍條約，于1972年4月10日開放簽署，1975年3月26日生效，截至2020年4月共有183個締約國。生效以來，公約對於防止生物武器擴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諷刺的是，作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之一的美國，如今卻成了唯一阻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的國家。早在2001年，國際社會已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基本達成一致，正是美國以“生物領域不可核查”等為由，突然單方面退出，導致國際社會的努力付諸東流。20年來，美國一直無視國際社會呼聲，獨家反對重啟核查議定書談判。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軍控研究中心主任郭曉兵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由於生物武器的研發工作可在小規模範圍內隱蔽進行，痕跡易於清除，因此，相比核武器、化學武器等，生物武器的核查工作難度更高。“在美國2001年獨家反對核查議定書談判前，公約締約國經過多年談判、多輪協商，已形成了豐富詳細的核查措施。國際社會如果能成功簽訂核查議定書，將使防範新型生物武器的工作更為順利。如今，《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與核不擴散武器條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等國際軍控條約相比，其核查機制仍是最薄弱的。”

　　作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締約國和超級大國，美國有責任、有義務禁止生物武器並防止其擴散。但是美國的做法恰恰相反，一面反對建立多邊生物核查機制，一面在其境內外生物實驗室開展秘密實驗，還美其名曰“防禦性研究”。對此，郭曉兵指出，生物武器的進攻與防禦研究往往難以區分。鋻於美國漫長的生物武器“黑歷史”、美國政客執迷于玩弄雙重標準的惡習、美軍實驗室遮遮掩掩的態度，“防禦性研究”的説法難以取信於人。

　　近期，美國還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大搞政治操弄，大玩雙重標準，脅迫世衛組織調查其他國家生物實驗室，卻對德特裏克堡的重重疑雲選擇性無視。此種惡劣行徑，不僅與《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要求背道而馳，而且與其聲稱的“生物領域不可核查”的立場相悖。如此自相矛盾，美國究竟在打什麼算盤？

　　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科技發展與合作處研究員王小理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在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履約上一直採取機會主義態度。冷戰期間，美國加入公約更多是因為傳統生物武器的軍事效果不如預期。冷戰結束後，由於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火熱進行，新世紀以來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等生物科技的發展，美國重新審視了生物武器的戰略價值，將維護本國生物科技優勢、搶先發展軍事生物技術，作為美國首要的戰略目標。“從一開始，美國就對要求透明度和受國際法制約的多邊核查議定書持謹慎態度。美國國內多變的政治氣候，加上美國生物制藥和生物技術産業對公約核查抵制性的遊説，使得美國游離于國際多邊體系，與核查談判桌漸行漸遠。”

　　必須重啟核查議定書談判

　　王小理指出，美國出爾反爾，削弱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權威性、普遍性和有效性，導致國際生物軍控進程進入徘徊期，給全球和地區和平穩定投下陰影。同時，美國政府以“反恐”為名率性而為，大肆發展進攻性軍事生物科技能力，有可能導致尖端軍事生物技術改變戰爭形態，衍生新的風險，為未來生物軍控談判增加新難題。

　　不只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美國近年來在軍控和防擴散領域大行“美國優先”原則，一再毀約退群，已先後退出《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撤銷簽署《武器貿易條約》，退出伊核全面協議，迄今沒有銷毀庫存化學武器。然而，這位全球軍控進程的頭號破壞者，卻年年炮製所謂《軍控遵約報告》，自我標榜為軍控“模範”。

　　郭曉兵指出，當前，美國在軍控等國家戰略方面呈現嚴重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傾向，把軍控作為打壓對手、實施大國競爭的新手段，早已扭曲了軍控的出發點。“世界經歷了二戰和冷戰期間兩輪生物軍備競賽，教訓慘痛。未來，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新型生物武器出現的可能性提升。如果國際社會不建立有效的生物武器核查機制，一些國家、地區甚至恐怖組織有可能趁機研發生物戰劑，引發第三輪生物軍備競賽。”

　　9月8日，中國裁軍大使李松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強化公約機制專題會議上指出，重新啟動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勢在必行。建立了核查機制，誰遵約、誰違約就會一目了然。作為世界上從事生物軍事化活動最多的國家，美國境內外生物防禦基地和生物實驗室嚴重缺乏透明，存在不容忽視的安全隱患，是國際社會重大關切。敦促美方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履行公約義務，對本國境內外的生物軍事化活動進行全面澄清。會議期間，中國關於重啟核查議定書談判的主張得到廣泛響應。不結盟運動代表123個締約國作共同發言，敦促美國改弦更張，呼籲儘快重啟這一重要談判。

　　“美國依然是世界上生物技術最發達的國家，其所謂‘生物防禦計劃’也是最複雜、最先進的體系。如果美國一意孤行，繼續阻攔核查議定書談判，未來，國際社會建立完備生物軍控體系的前景不容樂觀。”郭曉兵説。

　　“鋻於美國單邊主義態度、世界生物科技發展、國際局勢的複雜變化等因素還在持續發酵，在2022年公約第九次審議會前，國際生物軍控進程前景依然陰雲籠罩，核查議定書很難有實質性突破，更多是加強公約機制的各類替代性方案。”王小理説，“未來，回應國際社會對生物安全治理的共同關切，需要從國家、國際組織層面同步發力，統籌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和社會、人文等多種因素，推動全球生物安全體系各要素的再平衡，使生物安全態勢重新趨於良性軌道。”

　　林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