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雪梨先驅晨報》3月16日文章,原題:澳大利亞有必要鄭重反思我們對待盟友的方式 1973年4月,我前往北京,懷揣著一份如今已成為歷史性文件的信函;這份8頁的信函是時任總理高夫 惠特拉姆交給我的,而我當時是駐華大使。它講到了澳發展對華關係的構想,以及我們的長遠目標。
這份歷史性文件的主旨仍然切中如今的現實。高夫寫道:“我們尋求在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礎上發展與中國的關係,與我們已經擁有或尋求與其他大國(暗指美國,英國以及日本)發展關係相當的那種關係。”它意味著在政府和社會方面相當的熟悉,差不多的親密、親近和信任,以及施加影響的潛力。在高夫看來,還有能夠維護我們自己的利益,以及能夠説“不”。但澳大利亞從未與中國發展出這種“相當的”關係。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對華關係“與我們已經擁有或尋求與其他大國發展的那種關係相當”。為什麼?因為我們如今活在一個“中國世界”。但我們的對華關係與此不相匹配。
在亞洲,我們開始邁入一個新的時代,它或許可被稱為“中國時代”。這個事實不僅涉及中國的財富和權力,還有影響——政治和社會的,不僅僅是經濟的。中國融資、修建和獲得基礎設施的影響力;中國遊客、商人、學生和移民的影響;龐大的資金外流的影響;中國人帶來的文化,包括商業文化的影響;中國國家主導的活動及其尋求重新激發華人的中國意識,對我們國內社會的影響。
現在,這種影響大多數是友善的,對我們有益和受歡迎的。澳大利亞政界似乎對此沒有做好準備。他們往往拒絕承認中國的影響力。現在,我們必須甩掉依賴美國的精神包袱,這樣我們才能看清楚中國,從我們的國家利益角度理解中國,按照我們的條件與之打交道。現在是我們而非美國活在“中國世界”裏,是我們不得不設法應對其帶來的衝擊。(作者史蒂芬 菲茲傑拉德,喬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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