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決仍難以預測
由於石川的口供筆錄未被作為證據採納，檢方失去了最有力的直接證據，只得通過羅列間接證據證明小澤不知情難以説通。檢方引用2003年最高法院的判例，希望拉低舉證的門檻。在這個判例中，黑幫頭目的保鏢因非法持有槍械被判有罪，雖沒有直接證據，但是最高法院認定該頭目為合謀也被定罪。
對此，辯方指檢方歪曲了此判例的宗旨，不能拿犯罪高發的黑幫組織與政治家同秘書的關係進行比較。同時檢方引用了1998年的殺害母子案的判例，在這個判例中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有罪，一審二審根據間接政局判處被告死刑，最高法院指出“如果不存在被告不是兇手就無法合理説明的事實關係，不能定罪”，駁回死刑判決。在小澤案的庭審辯論中，辯護律師逐一分析了檢方列舉的間接證據，指出不存在小澤不是同謀就無法説明的事實關係，要求嚴格貫徹疑罪從無的原則。
有媒體認為，辯方引用的判例爭論的焦點是被告的“犯罪行為”而小澤案中焦點是是否“知情”，兩者的性質有很大差異。早稻田大學教授川上拓一稱，檢方引用的判例看上去像是特殊的案件，但是如果認定小澤與原秘書存在默契，這個案例是可以參考的。
原東京地方檢察院刑事部副部長高井康行稱比較控辯雙方的陳述，控方的推理更為合理，有罪判決的可能性稍高。他認為認定小澤同謀的關鍵點是池田光智的口供，這份口供在對池田審判中已經被作為證據採納，此後其可信性應不會推翻，據此有罪判決的可能性稍大。
更多的分析認為無罪的可能性更大。原法官山室惠氏就控辯雙方的表現稱，雙方的比分是1比0,辯方佔優。檢方列舉的間接證據都是“應該是這樣”的表述，過於主觀，留下了反駁的餘地。辯方在庭審之處就強調檢察審查會決定強制起訴的只是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做假賬的部分，不涉及4億資金來源的是否合法的問題，因此檢方指小澤作假的動機只能停留在為了隱瞞持有4億日元資金上，無法深究。對此指控辯方很容易反駁，作為政治家的小澤對持有4億日元現金的事實沒有必要隱瞞，因此不存在作案的動機。
宣判將在4月26日進行，不管判決結果如何，都將多日本政局造成深遠影響。
新聞連結 “小澤案”與《政治資金規正法》
日本民主黨前黨代表小澤一郎的資金管理團體“陸山會”于2004年10月購入東京都世田谷區的一塊476平米的土地用於建造秘書宿舍。但從小澤處借入的4億日元買地費用並未記入2004年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
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于2010年1月以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的嫌疑逮捕了石川知裕等3名小澤的前秘書，隨後進行了起訴並被判有罪。
檢方因證據不足決定對小澤不予起訴。東京第5檢察審查會在同年9月認為小澤與其秘書進行了合謀，表決應起訴小澤。2011年1月31日，東京地方法院指定律師擔任檢察官，以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的罪名起訴了小澤。
名詞解釋 檢察審查會制度
日本的公訴權原則上只掌握在檢察院手中，為使檢方的裁定更加反映民意，同時限制檢方不恰當的不予起訴的決定，日本149家地方法院和地方法院分部設置了165處檢察審查會，應不服檢察院決定的國民請求，對檢察院不予起訴的決定進行審查。
檢察審查會由隨機抽選出的11名普通國民組成，任期6個月，成員不能是法律工作者。檢察審查會可以對檢察院不予起訴的決定提出“應當起訴”、“不起訴不當”或“不起訴恰當”等3種決議。“應當起訴”決議需11人中三分之二的人數，即8名通過才可成立，其餘兩種決議需要半數以上通過。
2009年5月，新的《檢察審查會法》實施後，檢察審查會的決議被賦予了強制性。當檢察審查會作出“應當起訴”或“不起訴不當”兩種決議時，檢察院必須重新立案調查。針對“不起訴不當”的決議，如果檢察院經過調查再次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案件就按不起訴處理，審查會無權再次審查。但針對“應當起訴”的決議，檢察院即便繼續做出不起訴的決定，審查會還有權進行第2次審查，如果再次得出“應當起訴”的決定，就要繞開檢察院進行強制起訴，公訴人由法院指定律師擔當。(記者 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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