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的悲劇在於，以利比亞這樣一個600萬人的小國，卻始終不能放棄領導世界的夢想。他先是夢想當阿拉伯世界的領袖，但苦於不能獲得承認。論錢，沙特比它多；論人口，它更無足輕重。他實在沒有理由抱怨他的壞人緣，記得有一年阿拉伯國家峰會，他戴了一隻白手套，公開稱是“避免與美國的走狗握手”。在爭當阿拉伯領袖受挫後，他又寄希望於能當“非洲合眾國”的第一任“總統”。在非洲砸錢為他帶來了尼日、布吉納法索等不少窮朋友，公道地説，如果卡扎菲早一點選擇流亡，應該能找到接受他的地方。這個選項既然被浪費，那麼“凱子”外交唯一的結果就是：一個石油年收入最高時可達500億美元的國家，卻不能使自己600萬國民過上富足生活。
卡扎菲的悲劇在於，有時他又把自己的國家想得太“小”，以為當上校的領導經驗已經足夠治理一個國家。這40多年，利比亞沒有一部憲法，更不要提建立現代化體制，他所有的措施都是在加強自己及其家族的統治。當地方上發生哄搶商品房事件時，卡扎菲採用縣官斷案的方式，在聽了佔房者的傾述後慷慨宣佈：你們是國家的主人，房子歸你們了！
卡扎菲來自利比亞最底層的遊牧部落，貧寒而缺少家庭關愛的少年時代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狂妄、孤怪和虛幻的個性，這也許是他所有人生悲劇的來源。然而對利比亞人民來説，卡扎菲的悲劇也成了他們所有人的悲劇。應該承認，當卡扎菲將利比亞從西方傀儡政府伊德里斯王朝手中解放出來時，他是利比亞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但在這之後，他讓利比亞錯失了40年的發展機遇。（李紹先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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