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之死：留守少年的最壞情境

　　年近15歲的王寧攀及其同齡人，正是新一代留守兒童的典型代表。相較于他們之前的留守兒童，這一代人更多地接收外界資訊，通過網際網路對外部世界有著更直接認知。他們受到外面世界更多的物質誘惑，急於走向社會，尋求自由、獨立，這種誘惑很難轉化為向上的決心和行動。因為學歷文憑相對“貶值”，在“讀書無用論”再度上升的現實背景下，輟學外出“淘金”，成為一種更“現實”的選擇。這種傾向在一定程度上證明：當我們用社會整體向前發展的尺子來衡量留守兒童的生存境遇和未來前途時，往往可能是不準確或失真的。這些在課堂上越來越坐不住的鄉村少年和留守兒童，真能比他們的父輩擁有一個更體面的未來嗎？

　　注意到一個細節，在談論童工現象時，雖然當前招聘童工已明確為非法，但一些企業仍鋌而走險。除了用工成本上的誘惑，這次媒體報道中，一企業負責人所透露的資訊或許展現出一種被忽視的視角：“不可否認，暑假期間，小孩子沒地方去，在家裏大人不放心，我們廠的家長帶孩子過來，不好拒絕。”從往日留守家庭孩子與父母的“一年一見”，到現在放假了可與父母以打工的方式團聚，在某種程度上或可以説是一種進步。這些留守孩童雖然有了更多的機會踏入城市，卻仍只能以一個“打工者”的身份來立足，留守與身份隔閡的代際傳遞，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觀。

　　無論是現實上演的悲劇，還是各類調查所呈現出的鄉村底層少年與留守兒童的“原生態”，留守的話題正在被越來越多地提及。從留守兒童自殺到童工之死，這些都可以説留守問題的一種延伸和外溢。而王寧攀死在了遠離故鄉的出租屋床上，更像是一道隱喻：隨著時間的推移，足以説明留守問題所帶來的社會後遺症必然會愈加顯現，並帶來更大的溢出效應。這個群體，留守于鄉村，卻必將流入城市。關鍵是，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是想像中的“鯉魚跳龍門”，還是像浮萍一樣提前“混社會”？王寧攀的遭遇，則表現了一種最壞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