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釋典丨郭齊勇：“為政以德”何以成為中國治世智慧？

　　中新社北京2月9日電 題：“為政以德”何以成為中國治世智慧？

　　——專訪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郭齊勇

　　作者 崔白露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涵著豐富的政治智慧。早在春秋時期，孔子便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作為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則和核心理念，“為政以德”深刻影響了歷代執政者的治國理政實踐。

　　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郭齊勇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在治國理政方面，儒家的基本主張是“禮、樂、刑、政”的相互補充和協調，強調“德主刑輔”。他認為，治理的關鍵在人，人的素養和道德水準，對制度和法規的制定、修改、執行至關重要，因此，作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補充，“為政以德”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價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為政以德”被認為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其提出的背景和思想內涵是什麼？

　　郭齊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此句出自《論語為政》，是該篇第一章，意即如果以道德來治理國政，治政者就會像北極星一樣，臣民有如眾星，都會環繞著他。

　　春秋末期，天子大權旁落，諸侯紛爭，亂象叢生。孔子在此背景下呼籲德政，希望治政者無為而天下歸之，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以簡禦繁，使老百姓能生存下去。

　　中新社記者：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對“德、禮、政、刑”等相關概念各有不同側重。儒家作何理解？

　　郭齊勇：在治國理政方面，儒家的基本主張是“禮、樂、刑、政”四者的相互補充和協調。在這裡，禮是社會生活的秩序與規範，樂是與禮相協調的音樂、藝術，刑指刑罰，政指政令。總的説來，禮樂是文化，其內核是倫理道德。當時的刑罰很殘酷，儒家反對唯刑罰是從，批評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長期以來，儒家強調“德主刑輔”。

　　中新社記者：歷經兩千多年曆史，“為政以德”為何能經久不衰，成為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

　　郭齊勇：“為政以德”，實際是對治國理政的人提出道德要求，有益於百姓利益。這屬於民本主義思想傳統。

　　當然，這只是儒家的理想，現實中難以完全做到。古代統治者為政的目的，主要是維護統治集團的利益，其權力與財産的分配與再分配，有他們自己的遊戲規則。百姓權力與財産的求取、獲得，服從於統治秩序的鞏固。儒家這一主張，代表著百姓的需求，即在維護一定時空政治秩序的前提下，使其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和休養生息。

　　儒家懸置這一理想，當然也有批判與指導現實的意義，但力量較弱。其經久不衰，正説明這一理想很難達成，需不斷追索。之所以成為治世之智慧，是因為儒家看到僅靠法律，特別是早期的刑罰，不能成為治世之道，還應啟發人(首先是君臣)內在的良知良能(孟子)，或通過教育與訓導，學習遵守社會規範(荀子)。

　　中新社記者：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孟子》則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德政對執政者的德行提出哪些要求？

　　郭齊勇：“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句，出自《中庸》第二十章，是魯哀公向孔子請教時得到的回答。意即，為政在於得人，即識別與任用賢人；能修養其身的人，上得君之信任，下得臣民擁戴，則政務無不通達。這裡強調君主表率自身修養的重要性，才能識別與任用賢人，道是天下之達道，仁是人內在的道德。

　　孟子所講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出自《孟子公孫醜上》，意指用武力征服不能得人心，要用道德感召，使人心悅誠服。

　　德政對執政者提出的要求，孔子認為是“恭、寬、信、敏、惠”，即嚴肅認真、寬容厚道、言行一致、勤勞敏捷、施惠於人。官員莊敬自重，才有威嚴，不會招致侮辱；寬厚寬容、有大氣度，可以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並得到擁戴；誠信無欺，會得到任用；勤勞敏捷，效率高，會貢獻大；施恩惠於人，才能用人。嚴肅、寬厚、信用、勤敏、施惠，至今仍是為政者之德。

　　孔子還提出順應人民利益的“利民”思想，並進一步對君子、官員提出了德、才、祿、位相統一的要求，均從安民濟眾的根本出發。安定天下，主要是使百姓平安。

　　中新社記者：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亦重視道德對政治和社會治理的作用，強調“賢人政治”和“公民美德”，但其德治思想並沒有避免城邦衰落。西方的德治思想與儒家有何異同？

　　郭齊勇：東西方大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或蘇格拉底、柏拉圖，都不可能只講德治，不講法治。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也不是只強調道德，他們更重知識、理性。柏拉圖對理念世界與感覺世界進行二分的理念論，奠定了西方哲學的基礎。在政治哲學上，他們講得很全面，沒有奢求用德治避免城邦政治的衰亡。

　　東西方政治思想，包括德治思想的比較甚為複雜。就中國德治思想而言，各時代，各思潮、流派、人物的主張豐富多彩，莫衷一是。籠統地講，會以偏概全，但抽象比較而言，西方傳統是法治前提下的德治，中國則是德治前提下的法治。“法治”與“法制”有別，不能狹隘地講“刀制”，而應全面地講“水治”。尤其中國傳統的“禮治”，既非法治，亦非人治。“禮”“禮制”“禮治”“禮教”是富礦，“仁”與“禮”的關係中蘊含豐富的資源。過去人們習慣説“吃人的”禮教、禮制，現在看來也需要重新檢討。

　　中新社記者：儒家德治思想至今影響中國政治發展。當下，“為政以德”有何時代價值和世界意義？

　　郭齊勇：儒家德治思想有優長也有局限。德治雖不等同於人治，但還是接近人治。我雖不是制度萬能主義者，但還是相信制度比人強。因此，我們應理性批導(莊子講“批導”)傳統的德治思想，把它作為現代法治的補充。

　　再好的制度、法則，也要靠人去制定、修改與執行，人(特別是官員)的素養、道德水準，對制度、法規的制定、修改、執行至關重要。

　　今天，“為政以德”作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補充，仍具重要價值，因為這涉及“落地”，即制度如何落實。治理的關鍵在人，即有道德的人，這其實也是人類共同的價值。中國可以把儒家以修身為中心的“修齊治平”之道介紹給世界，並以此為基礎，吸收、消化各地域文明的優長。

　　中新社記者：您曾指出，儒家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不斷中國化的社會文化土壤，也非常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等問題。您如何理解“兩個結合”？

　　郭齊勇：“兩個結合”特別重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歷史的真實，是實在的過程。但由於這一結合是隱性的、“日用而不知”，人們往往將其忽略。當下特別提出，是希望全體人民更有“文化自覺”。

　　傳統文化之中有眾多珍寶。中國的傳統文化，經過現代洗汰留下許多精華，更具有現代意義與時代價值。從方法論上看，需要用現代的、世界的視域來重建中華新文明，不能再重復片面性。“兩點論”“同情的理解”已然不夠，現在是全面、深度的體認、發掘與“創造性轉化”。我們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高層次地面向未來。例如對傳統中的“五倫”進行批評和改造，建構現代新“六倫”，尤其把“君臣”一倫改造為平等的同事關係，並創造性建構“群己”一倫，即父(母)子(女)有仁親、夫妻有愛敬、兄弟(姊妹)有情義、朋友有誠信、同事有禮智、群己有忠恕，將社會關係調治得更健康。(完)

　　受訪者簡介：

　　郭齊勇，湖北武漢人，1947年生，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與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榮譽主任，國學院榮譽院長，湖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主席。2006年被評為國家級教學名師，2017年被評為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2019年被評為儒學大家。曾任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等。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中國儒學之精神》《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討》《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中國哲學的特色》《傳統文化的精華》《中國人的智慧》《中國思想的創造性轉化》《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學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