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上海這樣“靠大家”！

　　6月29日午後，一場暴雨突襲上海，可這並未影響82歲老人夏雲龍出門的心情。

　　當記者趕至古北市民中心時，夏雲龍老伯已在會議室等候。“不妨事，不妨事。身體好，心情好，我每天都要走一兩萬步呢！”面對記者的歉意，夏老伯爽朗地笑了。

　　自從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來過這裡，古北市民中心所在的虹橋街道基層立法點聲名遠播，作為最早一批立法資訊員，“退而不休”的夏老伯，更閒不住了。

　　與夏老伯聊完，風急雨驟初歇，雲霞爛漫間，上海天邊出現了“雙彩虹”。

　　聽最接地氣的聲音，反映最原汁原味的建議

　　2019年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位於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的古北市民中心，當時，一場別開生面的法律草案意見建議徵詢會正在進行。習近平同參加徵詢會的中外居民親切交談，詳細詢問法律草案的意見徵集工作情況。

　　習近平強調，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産生的。希望你們再接再厲，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繼續作貢獻。

　　“總書記説‘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這話説到我們心裏了！”夏老伯感慨道，“不買油鹽醬醋，怎麼了解‘開門七件事’的繁瑣？不爬爬樓梯，怎麼知道‘老破小’加裝電梯的迫切？所以，把立法點深入到最基層，深入到居民區裏，就是要聽最接地氣的聲音，把老百姓的建議原汁原味反映上去。”

　　夏老伯是長寧區長虹社區居民，從事教育工作50餘年的他，2014年退休後回到居住地虹橋街道養老。“本想著年紀大了，在家看看書、外出觀觀景，享受天倫之樂度晚年。然而，在居民區黨總支的召喚鼓勵下，我開始積極參加各項社區活動。”2016年，夏老伯成為虹橋街道立法聯繫點的一名資訊員。

　　2017年9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了新的《國歌法》，將第五條修改為：“國家倡導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感。”消息傳到夏老伯的耳朵裏，他激動得熱淚盈眶。“這條修改建議，就是我和同事們在修改《國歌法》的座談會上提出來的呀！”

　　“很有成就感！”這是夏老伯做立法聯繫點資訊員以來最直接的感受。“因為他們（立法機關）真的會認真聽，認真採納。”

　　夏老伯説，成就感催生出信任感，“這樣一來，老百姓就信任我，知道我提的建議管用，他們就願意跟我講，而我也更信任立法點，這是互相之間的信任。”

　　2020年5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法律編纂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

　　“如此重要的《民法典》，與我們虹橋也有著不解的淵源。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繫點先後聽取了180余人的意見建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上報意見建議91條，有10余條被不同程度採納。”對於夏老伯們來説，最自豪的事兒，莫過於提出的意見被採納了。

　　眾人事眾人商，立法工作“融入尋常百姓家”

　　基層群眾意見直通最高國家立法機關，對於虹橋街道幹部和群眾而言，不是新鮮事。

　　作為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同時也是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繫點的資訊員，朱國萍見證了虹橋基層立法聯繫點從無到有的飛躍，實現了讓立法工作“融入尋常百姓家”。“當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同志找我談起在上海設立基層立法聯繫點的考慮，後來全國人大在上海選點時，我就傾力推薦，爭取立法聯繫點落戶虹橋，這裡在居民構成上很有優勢，既有古北涉外居民區，又有傳統居民區，有助於聽到方方面面的居民意見。”

　　2015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將虹橋街道確定為基層立法聯繫點，在全國人大和基層社區間架起了一道“彩虹橋”。虹橋街道也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首個設在街道的基層立法聯繫點。

　　“過去，我們感覺立法工作的層次比較高，法律的制定有些高深莫測，設在家門口的基層立法聯繫點打破了這種神秘感。”朱國萍説，立法如此接地氣，讓基層聲音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這也是我國立法工作邁出的一大步。

　　2021年2月，長寧區虹橋街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過程民主基層實踐基地”在古北市民中心正式揭牌，意在形成有事好商量、“眾人事眾人商”的社情民意溝通氛圍。

　　“總書記囑咐我們，一定要把老百姓大大小小的事情辦好，要把他們的操心事、煩心事一件一件地加以解決。”虹橋街道榮華居民區黨總支第一書記、古北市民中心主任盛弘回憶起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的情景仍很激動。

　　“去年‘七一’，我在天安門廣場聆聽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他再次強調了‘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我在現場聽了很激動，也很感慨。”盛弘説，“作為這一重大理念的首次提出地，我們要牢記總書記囑託，逐步探索如何把全過程人民民主真正實踐好、發揮好。”

　　“總書記要求我們不斷探索和深化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建設，給了我們極大鼓舞和激勵。”長寧區委書記王嵐表示，要切實履行好首提地的職責和擔當，把這一重大理念貫穿到城市發展的全過程和各方面。“我們要全領域搭建線上線下民意直通車，讓更多人民群眾的‘金點子’化作城市治理的‘金鑰匙’，全身心講好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故事，努力當好講述人民當家作主中國故事、上海故事的重要窗口。”

　　據統計，虹橋街道全國基層立法聯繫點成立7年來，共完成67部法律1300余條意見建議的徵集上報，其中101條建議已被全國人大所採納。

　　這些數字被製作成了動態更新的標識，展示在古北市民中心。每一個動態更新的數字，都代表一條新的建議被採納，一部新的法規得到了來自基層的充分討論。

　　人民建議徵集，構築起同心抗疫的強大合力

　　説到“眾人事眾人商”，這一樸素的民主理念在上海早已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

　　23年前，黃浦區五里橋街道首創了“三會”制度——通過聽證會、協調會和評議會，實現“居民的事情，居民説了算”，成為基層黨組織和居委會引導社區自治、解決治理難事的好辦法。

　　歷久彌新的“三會”制度在應對此次疫情中，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覷。哪棟樓有確診？自己的樓棟是否安全？相關人員有沒有轉運？起初，由於資訊不對稱，社區稍有風吹草動，各樓組微信群便可能謠言四起。居委考慮居民隱私問題，對確診資訊是否發佈猶豫不決。當疫情進入暴發期，居民對於確診資訊的獲悉訴求越來越強烈，對日常核酸檢測也産生了一些抵觸情緒。

　　“街道不少居委利用已經建成的樓組微信群，在特殊時期活用‘三會’制度，與居民進行‘雲協商’，一起探討如何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下，給予必要的資訊公開。”五里橋街道辦事處副主任張倩介紹，幾輪協商後，《抗疫日報》在多個居民區應運而生。

　　人民當家作主，具體、現實地體現在社區治理的方方面面。

　　“目前，開展流調工作主要採取以電話方式聯繫流調對象的方法，但存在流調電話因被錯誤標注為騷擾電話、詐騙電話，造成流調對象拒接或接聽後反覆詢問流調工作人員身份，嚴重影響流調工作時效……”今年年初，上海疾控部門工作人員何凡和金凱提交了一條人民建議，這條建議的契機來源於一則“流調留言”。

　　“作為一個普通的疾控人，我真的沒想到面對疫情這麼難，三天熬兩個通宵的大有人在……”這則“上海發佈”公眾號下方的留言戳中了無數市民，這種無奈也是何凡、金凱二人在流調過程中的感同身受。

　　上海市人民建議徵集辦公室收到建議後第一時間予以摘報，及時交由上海市衛健委和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辦理落實。如今，上海市民在接到標注過的流調電話時，手機會同步彈窗，提示“您好！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調人員給您致電……”等字樣，打消其接聽疑慮，提高接聽效率。

　　“關於完善流調工作保障措施的建議”如今讓流調電話有了“電子標簽”，“關於加強應檢未檢人員管理的建議”推進了“賦黃碼”措施出臺，“關於規範《解除醫學隔離證明》的建議”促成統一模板的應用……疫情之下，人民建議構築起同心抗疫的強大合力。

　　聽民聲、聚民智，讓人人都來提建議。2020年7月17日，上海市人民建議徵集辦公室揭牌成立，開啟了人民建議徵集工作新篇章。人民建議徵集辦成立以來，共收到市民意見建議超過16萬條，佔信訪總量的36.6%，報送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建議採納率達98.5%。一條條來自人民群眾的“金點子”，成為城市發展的“金鑰匙”。

　　如今，全過程人民民主，從首提地發軔，到16區“遍地開花”，已經深深根植於人民城市的建設之中，成為上海城市治理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