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衝突中漁利的美國，能走多遠

　　【特別關注俄烏局勢學者談】

　　俄烏衝突自2月下旬爆發以來,對相關國家造成的衝擊持續升級。俄烏兩國經濟均遭受重創,數百萬烏克蘭難民流離失所。歐洲各國防務風險驟升,在接收大量烏克蘭難民的同時還不得不以傷害自身經濟為代價對俄羅斯施以多輪制裁,不斷上漲的能源價格侵蝕著民眾的實際購買力。全球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的劇烈動蕩以及全球貿易流向和供應鏈的重構,給在疫情中苦苦尋求經濟復蘇的世界各國雪上加霜。然而,美國作為俄烏衝突的幕後推動者,卻收穫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利益,似乎成為這場衝突的唯一“贏家”。

　　亂中漁利是傳統

　　二戰結束後,美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強國,它接過英國“離岸平衡術”的衣缽,不斷製造地區衝突並從中漁利。

　　中東是二戰後受美國軍事干涉和政治操弄危害最深的地區。美國積極介入中東事務,深度參與歷次中東戰爭,將英法傳統勢力逐步清除,以色列成為其主導中東事務的重要抓手,由此造成的巴以問題則成為中東揮之不去的夢魘。美國深度干涉伊朗內政導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並在隨後的兩伊戰爭中推波助瀾,在伊核問題上不斷施壓、變化無常。“911”事件後,美國和西方盟友先後發動和參與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與敘利亞戰爭以及“阿拉伯之春”等“顏色革命”。幾十年來,美國在中東地區製造的無盡衝突,造成了無數的人道主義災難,削弱了中東各國力量,驅逐了英法蘇等國勢力,美國卻成為最大受益者,不僅確立了其在中東事務中的主導權,還借此控制了石油這一最重要的工業資源,並將石油與美元掛鉤,進一步鞏固了全球美元霸權。同時,沙特、阿聯酋、卡達等國都是美國武器最重要的採購方,美國軍售佔全球比重超85%,其中近一半都流向了中東地區。

　　歐洲和亞太也是美國亂中漁利的重要地區。1999年1月,歐元在11個歐盟成員國正式發行,成為當時公認的有潛力挑戰美元全球地位的超國家貨幣。同年3月,美國主導的北約在未得到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悍然發動對南聯盟的空襲,連續78天的轟炸造成當地近萬人傷亡,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打擊。結果,接收上百萬難民的歐盟各國在付出巨大安置成本的同時還承受著避險資金流出的代價,而被寄予厚望的歐元也因此從未對美元的國際主導貨幣地位産生真正的實質性衝擊。在亞洲地區,美國也通過炒作、渲染、污衊等手段借由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中印邊境問題等,攪局地區國家間的正常合作和一體化進程。俄烏衝突則是美國施展“平衡術”製造地區衝突,從中攫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最新案例。

　　重新主導西方政治

　　早前,美國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戰略收縮,將重點調整到與主要對手的大國競爭上。為此,美國不斷地毀約退群,北約、G7等西方重要軍事和經濟組織的功能不斷被削弱,一度使西方世界仿佛陷入“領導真空”。尤其是在美國國會山事件和阿富汗撤軍後,各國對美國作為西方“民主政治旗手”的質疑達到空前的高度。在這一背景下,激化烏克蘭問題成為美國重塑其西方政治領導者地位的最佳契機。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政府對烏克蘭問題漠不關心的態度,採取進攻性策略,在烏克蘭加入北約問題上持續作出積極表態,同時加大對烏克蘭的實質性軍援以刺激俄羅斯,最終造成了俄烏衝突的爆發。

　　衝突爆發以來的短短兩個月內,“腦死亡”的北約在美國主導下甦醒,採取共同行動向烏克蘭持續提供大量武器和軍用物資,調兵遣將積極佈防東歐沿線,同時繼續推動北約擴容,意圖納入芬蘭和瑞典。美國領導G7與歐盟積極合作對俄羅斯施以多輪極限制裁,並脅迫各國選邊站隊,加入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與封鎖。3月24日,北約峰會、G7峰會和歐盟峰會于同日召開,美國總統拜登在三場峰會中風頭盡顯。俄烏衝突讓美國在政治上收穫滿滿,西方盟友重新唯其馬首是瞻,剛剛抬頭的歐洲戰略自主胎死腹中,主要競爭對手俄羅斯則受到削弱。美國甚至妄圖攜俄烏衝突中重組的盟友體系,向其“首要競爭對手”中國進行政治脅迫和經濟干預,以在其大國競爭戰略中搶佔先機。

　　大肆攫取經濟利益

　　攫取經濟利益始終是美國製造地區衝突的重要考量。俄烏衝突對全球經濟金融的負面衝擊巨大而長遠,尤其是對地理上毗鄰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並與三國有著緊密經貿聯繫的國家。反觀美國,其遠離衝突地區,與上述三國的經貿規模十分有限,甚至與俄羅斯在能源和農産品等領域還存在競爭關係,因而在俄烏衝突中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可觀的經濟收益。

　　第一,全球避險資金回流美國,彌補升息縮表的流動性缺口。俄烏衝突點燃全球金融市場的避險情緒,美元作為最重要的避險資産自然成為全球資本的首選。外匯市場上恐慌性地拋售盧布、歐元和英鎊資産,瘋狂買入美元資産,使美元指數從衝突爆發前的96一路上漲至103,創近5年來新高,且在美聯儲加息的加持下會進一步走高。

　　第二,美國軍工複合體訂單大增,對外軍售開啟新空間。受俄烏衝突影響,歐洲各國緊急提升國防預算,德國批准1000億歐元專項國防資金,今後將其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以上,波蘭、芬蘭等也都拋出軍購大單,由此帶來的蝴蝶效應必將加劇全球新一輪軍備競賽,全球國防預算規模將會急劇躍升至新的臺階。在全球軍售市場最強有力競爭對手俄羅斯被極大限制的條件下,美國軍工集團的訂單將會從“老夥伴”和“新夥伴”那裏紛至遝來。

　　第三,美國能源集團迎來新的機遇,在全球市場所佔份額將穩步提高。俄羅斯是國際能源出口大國,其天然氣、石油和煤炭等儲備量在國際市場尤其是歐洲市場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頻頻施壓歐洲和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能源出口步步緊逼,導致國際能源價格一路走高。本來,美國頁巖油和液化天然氣成本和售價較高,在歐洲市場並不具備競爭力,但俄烏衝突下的歐洲及美國其他盟友不得不放棄廉價、便捷的俄羅斯能源,轉而購買美國的高價能源,助力了美國能源在國際市場上的開拓。

　　終將自食其果

　　然而,儘管美國從俄烏衝突中坐收政治與經濟私利,但從長遠看,這些收益並不能解決美國的結構性問題,甚至還侵蝕著美國長期的信用和戰略空間。

　　經濟全球化給美國帶來巨大收益,但因其國內收入分配與調節機制的缺失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經由網際網路社交媒體平臺放大後,政治極化和民粹氾濫已成為當前美國政治的主要挑戰,槍支暴力、種族歧視等則是其具體表現。拜登政府投入巨大資源挑起並推升俄烏衝突,也有著轉移國內政治矛盾的意圖,希望借此助力2022年的中期選舉和2024年的總統大選。但是從種種民調數據來看,效果並不盡如人意。顯然,充當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並無助於解決美國國內政治功能失調的現實問題,也無助於緩解美國不同種族、不同階層、不同派別的割裂與對立。美國製造外部衝突的種種手段很可能會反噬自身,使美國自食其果,在今後國內政治與社會問題的解決中遭遇難解之題。

　　從具有風向標意義的經濟方面來看,美國最新一期的通脹水準已高達8.5%,達到40年來的新高。美國聯邦債務擴張和無底線量化寬鬆的總需求刺激固然是造成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但絕不是唯一原因。發端于2018年的美國對華貿易制裁嚴重扭曲了全球供應鏈,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供給側綜合成本的高企是推高通脹的重要根源。而俄烏衝突帶來的避險資金回流最多只能部分彌補美聯儲升息縮表的流動性不足,但它造成的能源和農産品價格上漲卻會從供給側進一步推高已處高位的通脹水準。美國政府希望通過打“烏克蘭牌”掩蓋其自身經濟政策失敗,從長期看無異於飲鴆止渴。美國聯邦赤字規模已超30萬億美元、聯儲目標利率水準長期處於歷史低位,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空間不斷收縮,在此背景下俄烏衝突的不確定性對美國保持長期經濟增長絕非福音,外部衝突也無助於解決美國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産業空心化嚴重、國民儲蓄率偏低、基礎設施投資效率低下、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等長期結構性問題。

　　從更深層次來看,美國通過俄烏衝突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經濟脅迫、肆意擴大制裁,為此背棄契約精神甚至不惜打破一切商業倫理和道德,無處不在的“雙標”使美西方百年來打造的自由市場經濟規則和所謂自由民主開放“人設”面臨破産。而且,儘管美國因為俄烏衝突而一時得以加強對歐洲的控制力,但其蓄意擴大地緣衝突、罔顧歐洲安全利益的各種伎倆也充分暴露,必會引發其盟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警惕,並終將從根本上動搖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信用基石。

　　(作者:胡藝,係武漢大學美國加拿大經濟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