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中國觀｜幹春松：世界紛亂，中國為什麼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本文轉自【中國新聞網】；

　　(東西問中國觀)幹春松：世界紛亂，中國為什麼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中新社北京10月23日電 題：幹春松：世界紛亂，中國為什麼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中新社記者 張素 張蔚然

　　北京環球影城近期向公眾開放，以好萊塢大片為設計原型的變形金剛基地場面火爆。“變形金剛”故事所展現的問題衝突，被認為是電影對現實世界的投射——各國是選擇做守護公平正義的“擎天柱”還是訴諸霸道暴力的“威震天”？

　　尤其是，隨著中國國力發展和國際地位上升，一些西方人士在看中國時套用西方殖民時期的邏輯認為，一個國家要強大，則必然要通過對外行使霸權獲取超額利益，中國也不會例外。

　　中國為什麼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干春松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以跨越中西的眼光解讀為何“胸懷天下”的中國卻敢言“永不稱霸”，不認同“國強必霸”。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古至今，“胸懷天下”代表了中國人對自身和秩序的理解。中國為何能形成“天下觀”並傳承至今，歷史上中國搞過霸道霸權嗎？

　　幹春松：擁有數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中國一直秉承“協和萬邦”的理念。支撐這種理念的是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天下”一詞在先秦文獻中就被廣泛使用，不僅包括地理和制度上的“天下”，也包括價值意義上的“天下”，依託儒家對和諧秩序的價值體認，認為不同的文明之間可以通過文化傳遞而實現共生共存。這種價值也體現為“王道”對於“霸道”的矯正。

　　“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等觀念是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的。當時的各城邦國家，在逐鹿中原過程中，更注重以更高的文明令人“心悅誠服”地“遠者來，近者悅”，來建立一個共同體，這也是儒家“天下觀”的源頭。

　　不難看出，中華文明的演進方式與西方早期在地中海等地出現的文明不太一樣。從埃及、羅馬到波斯，這些文明很大程度上以“取代性”為特色。儒家則強調“共存”，很多民族在中國的土地上，互相吸收融合，實現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

　　儒家思想摒棄“霸權”“霸道”，主張超越國和家的“天下為公”願景。儒家的天下理想不否定“國家利益”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合理性，但不能將“國家利益”視為終極性的價值，而是追求人類共同利益的“天下”目標。

　　天下秩序從來不基於統治疆域的大小，而是建立在道德示範性的仁政秩序。從歷史的維度看，霸權霸道絕不是中國人所追求的“世界觀”，中國所走的絕不是“國強必霸”之路。

　　中國古人將天下秩序視為處理各民族關係的最高價值，這一方面使後人能基於這樣的文化的根性對現實的不完滿保持批評的態度；另一方面，也賦予文化“自省”的態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賞，這在我們對待外來文明和其他民族的態度上有著充分體現。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中華文明有“自省”的態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賞，從歷史維度看，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如何兼收並蓄並相得益彰？

　　幹春松：中國古代有“存二王之後”的制度安排，意思是王朝更替時要在某一個地方保留舊朝文化，這種制度安排，事實上造就了不同制度和文明形態的融合。更值得肯定的是，這肯定了文明文化之間絕非“消滅”與“被消滅”的關係，而是不斷累積不斷豐富的過程。

　　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兼收並蓄的典型事例是佛教的傳入。東漢末期佛教傳入中國時，古人並未特別大驚小怪，因為對於有“天下觀”的中國人來説，文化“無外”，文化的邊界是無限的。

　　古代中國人發明瞭“格義”的方法去理解佛教，也就是説從本土的道家和其他文化資源去接受佛教。大量的佛教經典翻譯成漢語之後，佛教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在審視、吸收和批判過程中完成了佛教本土化。

　　與佛教類似，基督教、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後，中華文明均對其接納吸收，變外來宗教為中國化宗教。如果説不少西方人認為戰爭是文化理解的一種方式，中國人則認為不同文化應在磨合過程中實現兼收並蓄繁榮發展，健康的融合不是一方把另一方“吃掉”，如果一方未曾從另一方文化中汲取營養，那麼這樣的“融合”並無價值。

　　在“走出去”交往方面，中華民族堅持交往合作而非侵略擴張。2000多年前，中國人開通絲綢之路，推動文明平等交流；600多年前，鄭和七下西洋足跡遠達非洲，在這些過程中，中國人並未有殖民之企圖，而是以物質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來融入當地。

　　不同的文化應當通過對話溝通取長補短，而非走向“文明的衝突”。“美美與共”的自覺，不僅是對中華文明自身精神特質的闡發，也可以為處理全球化時代不同文明之間關係提供價值支撐。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西方對“霸道”的認識有何不同？一些西方人為何會産生“國強必霸”這樣的對華誤讀？

　　幹春松：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厘清楚現代民族國家的邏輯原理。17世紀中葉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奠定了以民族國家為基石的現代世界治理體系。它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一起，構成了充滿戰爭和掠奪的“內外有別”的秩序。

　　民族國家體系所內含的本國利益優先的立場使得國家的對外功能完全服務於對內功能，強勢國家得以通過經濟和軍事等手段掠奪其他國家，構建起全球差序格局，這種事實上的霸權體系與中國的天下觀念在價值上迥然不同。

　　為了適應這個新的世界，中國現在也是民族國家的一員，但我們始終站在“和平、包容、開放”中華文明根性的高度，反對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掠奪，也不認同霸權體系。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秉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關心、同情和幫助欠發達國家，不與“霸道”為伍。因為霸淩的世界秩序違背了儒家“天下為公”的精神，也不會是人類理想的秩序。比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處理中東地區危機的時候，不顧當地的文化基礎，強行制度移植，這些實踐的後果都給當地人帶來了巨大的痛苦。

　　追求人類和平是有識之士的共同願望，比如康得就提出過永久和平的願景，哈貝馬斯也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啟發人們以超越民族國家的高度去思考人類的共同利益。在氣候變化、流行傳染病等全球性問題面前，霸權體系不僅無力解決，更暴露出自身的不可持續。

　　一些西方人從“衝突不可避免”的認識出發看待中國，得出中國“國強必霸”的判斷，這是套用自身邏輯來解讀中國，結果是陷入價值觀的誤區，暴露了這部分人既不理解中華文明的根性，也不熟悉中國發展史，此種“傲慢”與“偏見”必須摒棄。中國人對國際合作有自己的價值堅持，各國之間利益的平衡是重要的，但人類應在利益平衡基礎上追求價值的平衡機制，增進文化的相互理解。

　　中新社記者：中國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與傳統的“天下觀”有何關聯？中國人對“共同體”的思考為人類文明互鑒帶來哪些啟示？

　　幹春松：民族國家體系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但這樣的體系會忽視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近代以來的數次戰爭，都是這種體系內在矛盾的體現。近幾十年來出現的國際性組織和地區性的聯合組織都是從“超國家價值”的角度來運作的，這都是試圖構建共同體的嘗試。

　　中國人愛講同呼吸、共命運，中華文明推崇“四海一家”“包容開放”，這為全人類拉緊禍福相依、安危與共的命運紐帶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隨著全球化深入，當前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關係面臨著新的挑戰，如何處理國家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成為國際關係的突出問題。近來發生在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讓許多人感嘆“文明衝突”的預見，然而站在中國文明的角度，並不是要驗證文明衝突預言的準確性，而是要尋求避免衝突。對此，蘊含儒家仁愛觀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呈現出的局部利益和整體關切之間的辯證統一，可以為我們理解人與人、個人與國家、國家與人類、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提供借鑒。

　　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提出是有深厚文化基礎的，是中國人整體思維和天下情懷在處理多元文化關係時的典型體現。

　　如果我們從長時段的眼光來看待人類文明之間的交往，可以發現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都經歷過衝突甚至排斥的過程，正是在碰撞衝突中人類學會了和平相處。因此我們應當努力通過對話與互鑒實現相互了解。在文明的互鑒中，吸收其他文明的經驗，發掘自身文明的生命力，這是各國都需要的“文化自覺”。

　　對中國而言，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世界的潮流進行有機結合，將使中國優秀的傳統價值觀為人類理解自身的可能前景、創造共生的環境提供一種東方智慧。(完)

　　受訪者簡介：

　　幹春松，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儒家哲學、中國政治哲學等。著有《制度儒學》《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王道政治與天下主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