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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篳路藍縷 勾勒文明脈絡——紀念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

2021-10-18 08:43:00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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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7日,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紀念大會在河南省三門峽市召開。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大會致賀信,令考古工作者心潮澎湃。

  100年前,也是在這樣的深秋,位於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遺址迎來科學發掘的第一鏟。優美古樸、圖案絢麗的彩陶破土而出,將一段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燦爛史前文明畫卷逐漸鋪陳在世人面前,中國現代考古學也由此發軔。

  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櫛風沐雨、青燈黃卷,不同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存不斷被發現和發掘。從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到良渚文化、龍山文化,從鞏義雙槐樹、偃師二里頭到安陽殷墟、廣漢三星堆……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不斷被拉長,歷史信度不斷在增強,文明細節不斷被豐富。

  科學的考古發掘,深刻改變了國人對祖先和歷史的認知,也向世界系統、完整地揭示了源遠流長、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走過百年曆程,今天考古愈發吸引社會各界尤其是年輕人的目光,每有重大發現,即成網路熱點,不斷激發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溯洄:找尋失落的文明印跡

  坐落在黃河南岸一塊黃土臺地上的仰韶村,三面環水,抬頭可見蔥蘢的韶山。80歲的村民王二保家的小院裏,還保留著一口老窯洞。100年前,中國政府礦政顧問、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研究員、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考察時就借住在這裡,王二保的父親是安特生的助手之一。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發掘時的留影(資料照片)。新華社發(三門峽市委宣傳部提供)

  1921年10月,秋風微涼。在中國政府的許可下,安特生與袁復禮等中國學者來到仰韶村,進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發掘,共開挖17處發掘點,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還有骨器、蚌器等珍貴遺物。

  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的安特生舊居(10月15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在此之前,安特生已經來過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在村南衝溝的斷崖剖面上,發現了石器和彩陶片共存的地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説,“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平平無奇的豫西村落之下,很可能存在著一處中國遠古時代的重要文化遺存。”

  半年後的發掘,使一種新的史前文化類型被發現並以“仰韶”命名。“仰韶文化”不僅是中國第一個通過考古發現認識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沒有新石器時代的認知空白。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

  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文化博物館(2020年7月15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一塊塊紅褐色陶片上,變幻莫測的紋飾令安特生著迷,但他錯誤地判斷,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可能並非本土起源,而是從中亞地區傳入。

  彼時,新文化運動風起,在提倡民主科學的思想解放潮流的衝擊下,史學界掀起以古史辨派為代表的“疑古思潮”,外國學者普遍認同的“中國文化西來説”,也博得不少本土學者附和。

  中國文化究竟從何而來?“‘中國文化西來説’深深刺痛了當時的很多中國學者,也更激發出他們通過考古資料重建古史的熱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説,“中國上古有什麼樣的人文和政治景觀,中國文化的源頭到底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成為國人熱切期盼解決的問題。”

  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文化博物館展出的陶碗(10月15日攝)。新華社記者 許雅楠 攝

  肩負尋根問祖、證經補史的使命,中國第一代考古人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分赴多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先後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等重要遺存。

  殷墟第一次發掘,董作賓(右)參與測量繪圖(資料照片)。新華社發(安陽市殷墟博物館提供)

  “百年考古,發現了從舊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一系列重要遺址,建立了考古學分期尺規,理清了發展譜係,證明從古至今中國文化的發展是一脈相承、不曾間斷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説,“以考古發現為基礎,通過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中國考古學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據的更為可信的中國上古史基本框架。”

  如今,仰韶村遺址的第四次發掘工作正在有序進行,依託愈來愈豐富的考古材料,遠古先民的社會生活圖景被不斷還原。

  求索:不斷延伸的歷史軸線

  “仰韶村遺址的發現,將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史從文獻記載的夏商時期,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成為研究中國早期文明化進程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支點。”陳星燦説。

  經過百年來的不斷探索,仰韶文化的面貌逐漸清晰。作為中國分佈範圍最廣的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涉及10個省區,延續時間長達兩千餘年。有學者認為,仰韶文化在黃河流域持續穩定發展,並強力向四方施加文化影響,為後來統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修國史,寫續篇”,從李濟、梁思永到夏鼐、蘇秉琦,幾代考古人秉承初心、篳路藍縷,通過對一個個重大文化遺存的發現和發掘,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不斷延伸。

  我們究竟從何而來?週口店遺址的“北京人”,不僅是有關遠古時期亞洲大陸人類社會的罕見歷史證據,也闡明瞭人類進化的進程。

  黃帝時代的都邑在哪兒?鄭州雙槐樹遺址的發現,使距今約5300年的“河洛古國”掀起蓋頭,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雙槐樹遺址(2019年8月27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夏朝是傳説還是真實存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勾勒出“華夏第一王都”的輝煌氣象,華夏國家在此完成由多元向一體的轉型,“最早的中國”由此啟程。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2019年10月19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漢字的童年是何模樣?安陽殷墟的大量刻辭甲骨,將中國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提前到了3300多年前,商王朝迎來揭秘時刻。

  通過考古發掘,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實證,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貢獻不斷被揭示,豐富和深化著我們對祖先和歷史的認知。

  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2019年10月16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以宏大巍峨的“曲懸”架構、“一鐘雙音”的絕妙構造、豐富生動的錯金銘文,引發今人對先秦時代禮樂文化的遙想。

  陜西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發掘,讓“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的泱泱秦軍重現人間,為研究秦代歷史、軍事制度及文化藝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彰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恢弘氣象。

  位於陜西省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一號坑內出土的陶俑(2007年5月28日攝)。新華社記者 王頌 攝

  長沙馬王堆漢墓中,“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素紗禪衣、T形帛畫、雲紋漆鈁、中醫帛書……全方位呈現2000多年前的西漢“精緻生活”。

  參觀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館內觀看展品(10月15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一壺、一罐、一粧奩、一帛書,只需要一個物件,就可以將史書中密密麻麻的鉛字,化為可感知的存在,述説那些宏大敘事背後的真實細節。

  參觀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館內拍攝浮雕(10月15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發現和構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這是中國考古人的根本任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説,“感受、闡釋和宣傳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既是中國考古人的使命,也是我們的榮幸。”

  進發:風華正茂的中國考古

  半空中,嗡嗡作響的無人機持續盤旋拍攝;地面上,3D鐳射掃描設備的機械臂上下翻飛;探方外,嶄新的考古大棚拔地而起,甚至自帶監控及預警系統;實驗室裏,碳十四測年、DNA分析等技術應用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當年,騎著毛驢、緊握手鏟的考古前輩們或許很難想像,中國田野考古會變得如此充滿科技感。

  工作人員在仰韶村遺址第四次考古發掘現場作業(10月15日攝)。新華社記者 許雅楠 攝

  “雖然早在20世紀60年代,夏鼐先生就已將碳十四技術引入考古文博界,但多學科交叉研究和高科技手段應用成為常態,得益於兩個國家級工程的引領和示範。”李伯謙説。

  遊客在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觀看展出的卜甲(2018年10月12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這是我國第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考古課題的科研項目。五年後,吸納更多學科參與、運用更多現代科學技術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時至今日,科技考古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在高精度測年、人骨研究、材料屬性分析、同位素分析、遙感監測等方面均取得豐碩成果。

  100年來,中國現代考古學懵懂起步,艱辛探索,始終砥礪前行。尤其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歷史文化遺産保護利用工作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國現代考古學迎來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

  工作體系愈發健全、專業隊伍不斷壯大、工作規模不斷擴大,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得以揭示。同時,曾經的冷門學科正在“熱”起來,成為“顯學”,“自帶流量”不斷引發公眾關注:良渚申遺、三星堆上新等話題頻上熱搜,“考古盲盒”等文創産品供不應求,眾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遺址博物館成為網紅打卡地……無聲的歷史文化遺存,正以生動鮮活的方式與公眾跨時空對話。

  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10月15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百年考古取得的豐碩成果,夯實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表示,“細觀中華文明走過的路程,自然而然就有了文化自知、文化自豪、文化自信。”

  面向世界,中國考古人不斷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從游離在國際考古學邊緣,一步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央。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我國派出30多支考古隊赴國外開展合作考古項目,足跡達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並與多家國外科研機構、博物館等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

  遊客在河南安陽殷墟宮殿宗廟遺址內的車馬坑參觀(2018年10月14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考古‘走出去’,促進了我國考古人與各國學者的交流,中國考古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提升,為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做出了中國考古學者的貢獻。”王巍説。

  歷史和文明,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繫、脈之所維。正是考古,在為我們尋回那關乎歷史遺産與文明根脈的一塊塊“拼圖”。

  “面向未來,中國考古人會繼續發揚‘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的學術傳統,以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為己任,推動我國從‘考古大國’向‘考古強國’邁進。”陳星燦説。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