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國家公園的全新打開方式——來自黃河源生態體驗活動的見聞與思考
青海省果洛州瑪多縣位於黃河源區域，2019年前，這裡是國家級貧困縣，最重要的脫貧方式是旅遊開發。但過去大眾旅遊的模式不可持續，因此被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于2018年叫停。
雲享自然註冊于青海省瑪多縣，被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授權開展國家公園生態産品特許經營，通過“企業+社區+政府”的模式，依託黃河源當地社區開展牧民參與式商業項目，為公眾和國家公園訪客提供生態體驗産品和服務。
2021年5月，記者隨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雲享自然等組織的黃河源生態體驗團隊，深入三江源國家公園黃河源園區腹地，對未來國家公園生態體驗的開展方式進行實地探訪。
1、找到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反應罐”和“催化劑”
自然保護與當地社區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是國家公園建設需要解決的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它不僅關係到如何協調國家公園體制建立中各利益相關方的關係，在共抓大保護的同時形成生命共同體，也決定了國家公園的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更影響著國家公園能否可持續地從保護與發展兩個角度實現建設目標，即“國家所有、全民共用、世代傳承”。在此背景下，“國家公園特許經營”制度創新與探索應運而生。
為了加強國家公園的管理，保護其資源價值，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國家公園管理機構對在國家公園範圍內提供的公共産品或服務引入競爭機制，選擇合適的經營者，明確責權並對其進行監督管理，使國家公園服務效益最大化，這被稱為“國家公園特許經營”——顯然，國家公園特許經營是建立健全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關鍵路徑。
很多人認為，既然國家公園“實行最嚴格的保護”，就應該像自然保護區那樣封閉起來，不應該有生産、生活等人類活動，更不應該開展旅遊開發等經營性項目。但在雲享自然創始人王蕾看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和生態文明背景下的“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理念，其實也可以理解為通過構建人與自然的“利益共同體”從而形成“生命共同體”。
“對三江源而言，讓人民群眾通過保護過上好日子，是激發當地人積極參與的內生動力，是讓他們成為保護主體、實現生態系統和諧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建設中國特色國家公園的最終目標。”王蕾強調，三江源國家公園雖然擁有壯美的山川，卻缺少“反應罐”和“催化劑”。要實現由“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化，只靠生態補償，不僅難以充分體現保護資源的市場價值，更難以反映當地人在保護和共用中的效率差別，而國家公園産品品牌增值體系和特許經營機制就是一種“反應罐”和“催化劑”。
2、讓社區居民直接從特許經營中獲益
生活在瑪多縣扎陵湖鄉擦澤村的牧民曲代是第一批生態體驗特許經營活動的受益者之一。那是2020年6月初，社區工作人員頂著烈日到府找他商量參與特許經營生態旅遊項目的事。“我有輛車，社區就安排我跑運輸，從縣城出發一共有三條線路。我們一個車隊七八輛車，一個月跑兩三趟，一趟就能賺2000多元。”
生態旅遊的路線深入三江源腹地，往返需要兩三天，夜間，曲代會休息線上路上其他牧民的家裏。這種“跑一跑歇一歇”的生活讓曲代感到滿足，不過最讓他滿意的，還是如今已煥然一新的家。在參加特許經營後，他終於攢夠了錢，在縣城買下那臺看中了很久的新電視。一轉眼，又是幾趟運輸跑下來，他不僅將家裏的老舊電器和傢具一件件“翻了新”，餐桌上的蔬菜多了，孩子和妻子的笑臉也多了。
從曲代的生活變化可見三江源國家公園的特許經營已經初見成效。據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相關負責人介紹，黃河源園區的生態體驗特許經營自2020年7月10日開始，截至當年底共接待訪客7批79人次，運作收入累計31萬元。
如果説特許經營探索的是如何明確企業經營的業務範圍、利用強度和類型、時間、空間，那麼國家公園特許經營的目標就是在為公眾提供環境教育服務的同時，讓社區通過參與生態體驗經營活動受益。
然而，國家公園特許經營機制前景美好，但落地困難重重，涉及眾多利益群體且現行法律政策約束較多。目前，三江源國家公園仍處於體制試點階段，因此特許經營機制建設也在摸索前行。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內，包括雲享自然在內的三家特許經營者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讓社區能夠直接從訪客接待與活動組織中獲益，讓居民就近就業並且增加收入，且收入按勞取酬。
從事自然保護研究與實踐多年，王蕾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把“最嚴格的保護”理解和執行為“一刀切”式的禁入。“目前，黃河源園區內的扎陵湖鄉營地只設計了12張客床，由訪客接待帶來的現金收入中，60%至70%當月返回給提供服務的社區合作社和牧民，原住民在獲得生態管護員工資外，還能通過綠色發展分享到保護成果。”據王蕾介紹，雲享自然特許經營方案中，將扣除運營成本費用之後的盈餘，通過社區參股特許經營企業的模式，一半分紅給社區合作社，其他留作企業發展和員工激勵。“我們希望通過在黃河源探索和示範的這一特許經營項目，給當地社區提供就業崗位，帶領牧民參與生態産品生産，並將取得的收益大部分回報給當地。”
在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地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家林草局昆明勘察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姜波看來，相較于國外成熟的生態旅遊特許經營模式，此次黃河源生態體驗活動最大的亮點在於盡最大努力將社會力量與社區參與緊密結合起來，“特別是‘企業+政府+合作社+居民’的現代化生産組織方式和‘土地入股+按勞分配+二次分配’的利益分配模式”。
“所謂‘企業+政府+合作社+居民’，即一頭連著國內外生態旅遊市場，一頭連著社區千家萬戶，把政府、企業、合作社和居民結成命運共同體，克服了過去一家一戶‘農家樂’式旅遊模式存在的抵禦市場風險能力脆弱、産品影響力不大、同質化現象嚴重等弊端。”姜波指出，這種新型生産組織方式有利於充分發揮各方優勢，政府發揮組織協調和監督管理優勢；企業發揮線路設計、人力資源管理配套和市場運作優勢，合作社承擔承上啟下、組織協調作用，帶動社區居民參與經營活動，從而探索出一體化、規模化、專業化的國家公園生態體驗新路子。
而相對於其他特許經營利益分配模式，黃河源生態體驗特許經營的利益分配模式“土地入股+按勞分配+二次分配”更具有社區發展帶動性，可有效解決自然保護與社區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特許經營企業‘反哺’給社區的活動收益中，首先以勞務的方式回報給從事體驗服務的社區居民，再以近乎均分的方式對社區居民進行二次分配，試點期中當地收入佔到生態體驗活動産品産業鏈的70%。據參與活動的當地居民反饋，大家很願意接受這種合作模式。”姜波認為，作為土地入股的一次探索，這種分配方式強調社區居民是特許經營的重要參與者和受益者，並通過利益一次、二次分配尋找平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平衡點，既體現出勞動價值，又減少分配差距，姜波因此建議，在其他國家公園特許經營中可推廣複製這一作法。
3、市場是否認可企業的創新尚需時日觀察
三江源國家公園擁有舉世矚目的自然聖境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但缺乏生態産品的價值轉化機制。2019年，民間環保組織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和漂流中國運動發展有限公司向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申請了特許經營權，以探索社區如何增加收入並可持續發展。目前，這些項目都在試點中。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規劃財務處處長趙海霞坦言：“三江源國家公園作為首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參考國外的經驗和國內其他行業的例子，才有了特許經營制度。”
顯然，國家公園特許經營與社區協調發展的願望很美好，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
“如果特許經營只依靠當地居民，受知識、技能水準和人生閱歷的影響，就會出現同質化、缺乏科學管理、雜亂無章的現象——顯然，這跟國家公園的建設初衷與訴求並不相符；如果只依靠企業，就會出現商業逐利問題，缺乏對周邊社區的帶動作用。因此，需要政府和合作社來平衡關係，實施監督管理，引導企業向國家公園建設的訴求方向發展。”姜波指出。
在他看來，社區居民與國家公園特許經營企業存在著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關係，具體包括地理依存、經濟依存和文化依存：首先，國家公園特許經營範圍與社區居民“三生空間”高度重合，訪客在黃河源生態體驗活動中路過的牧場都是當地牧民賴以生存的重要生産資料；其次，特許經營是安置生態移民和轉産轉業居民的有效方式——相對於“直接輸血”型的生態補償方式，特許經營更能調動社區居民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通過特許經營優先權、免稅權、土地入股、企業分紅、提供就業崗位、技能培訓等“造血型”補償方式，可以更好地帶動社區發展；最後，生態産品的價值不僅體現在自然資源的産品價值上，還應包含傳統文化産品價值，而社區居民是原汁原味的傳統文化繼承者和發揚者，因此國家公園特許經營企業必須跟社區居民合作，讓居民在深度參與中獲益。
站在特許經營企業負責人的角度，王蕾認為，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的重點是建體制、機制，而不是建“公園”。“這是關鍵問題，畢竟國家公園以生態保護為第一要務，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在特許經營上，只能將保護的成果可持續地轉化為收益，而且必須是制度化、系統化的。”
那麼，在特許經營過程中，如何從體制機制上協調自然保護行為與商業經營活動的關係？
據了解，三江源國家公園不僅有試點方案、總體規劃，也有生態保護、生態體驗和環境教育、産業發展和特許經營、社區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專項規劃。其中，《三江源國家公園産業發展和特許經營專項規劃》明確，以進一步減少對自然資源的直接利用、促進民生改善為總目標，制定園區産業發展正面清單及其培育、扶持、鼓勵政策，制定特許經營清單和管理措施。
國家發展改革委2018年1月印發的《三江源國家公園總體規劃》也限定了特許經營範圍，包括生態體驗和環境教育服務業、有機畜産品加工業、民族服飾、餐飲、住宿、旅遊商品及文化産業等，鼓勵開辦牧家樂、民間演藝團體、民族手工藝品、生態體驗等特許經營項目，給予政策扶持。
“這樣規範的制度基礎，可以確保特許經營不走偏，但對於特許經營企業的實際探索和創新實踐，市場是否認可，還需時日觀察。”王蕾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