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病毒溯源問題交給科學

　　每當有重大疫情暴發時，科學家和公眾首先要問的問題之一就是：“這是從哪來的？”

　　從純科學理性和理論上來講，發現病毒的起源，明確它是如何進入人類群體的，並追蹤它是如何擴散開來的，將有助於醫學和公共衛生界更好地了解這種流行病，以及如何防止未來發生類似或更嚴重的疫情。

　　追蹤一種病毒的起源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科學問題，需要大量的實地調查、多學科的實驗檢驗和相當多的運氣。科學家每天都在發現新的病毒和病原體，其中很多會感染野生植物或動物，而不引起任何疾病。人畜共患病，在所謂“零號病人”出現的地方測試生病的動物貌似是一個解決方案，但野生宿主通常不會表現出任何症狀。病毒和它們的宿主會相互適應，直到它們跳到一個新的宿主物種，通常不會引起明顯的疾病症狀。

　　對於導致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科學家迄今發現的最近的親屬是蝙蝠冠狀病毒RaTG13。蝙蝠冠狀病毒RaTG13與新型冠狀病毒的同源性超過96%。這種程度的相似性意味著RaTG13與新型冠狀病毒非常接近，這證實了新型冠狀病毒可能起源於蝙蝠，但距離其成為能夠感染人類的新冠病毒仍然太遠，並非其直接祖先。可能是另一個宿主從蝙蝠那裏感染了病毒，並傳給了人類。要查明新冠病毒的來源，需要收集更多的野生樣本。這是一項困難的任務，採樣蝙蝠是耗時的，並需要嚴格預防意外感染。由於在包括泰國和日本在內的亞洲各地的蝙蝠中都發現了與之相關的冠狀病毒，這項工作相當於在大海裏撈針。

　　許多在人類歷史上流行的病毒都很難溯源。比如，埃博拉病毒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週期性地流行，而科學家們至今仍然不知道埃博拉病毒的起源。艾滋病毒的起源直到在世界各地傳播20年後才相對清楚，關於來自猿類的多重種間傳播也仍有爭論。系統發育學、分子鐘、合併分析、係譜方法也不斷地為艾滋病毒從地方流行轉為流行過程給出新的解釋。搜索“零號病人”或“索引病例”，即首例人類感染者也會帶來巨大的倫理陷阱，比如被妖魔化的艾滋病“零號病人”蓋坦杜加斯。直到2016年，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進化生物學研究通過“RNA jackhammering”重新分析早期病例的血樣才洗脫了杜加斯的罪名，證明在他之前，艾滋病毒早已存在於美國大地。至於艾滋病毒早期的傳播鏈條，科學家仍無定論。

　　除了科學上的困難，我們還應高度謹慎，因為病毒溯源工作極易被政治化，成為政治工具。歷史總是一遍遍告訴我們，即使細菌理論已經出現，人們清楚地知道傳染病的傳播會跨越種族和階級，但我們“永遠叫不醒裝睡的人”。一些政客還總是習慣於將疾病的源頭和某個族群聯繫在一起，即便歷史經驗一次次告訴衛生管理者，政治化對於控制疫情於事無補，甚至會造成阻礙。內奧米羅傑斯在1916年小兒麻痹症流行的歷史研究中指出，進入20世紀後，隨著衛生條件的改善，嬰兒無法得到來自母體的免疫力，導致了小兒麻痹症在美國的流行。儘管中産階級更容易感染這種疾病，但當時的衛生官員拒絕沿著這一線索進行研究，而將來自南歐和東歐的移民家庭當作了疫情的源頭和指責的目標。

　　歷史學家霍華德馬克爾在對1892年紐約市斑疹傷寒流行的研究中注意到，為了把東歐移民污名化，一些美國政客罔顧科學邏輯，公共健康也被全然忽視。此外，沙眼與猶太人，霍亂與愛爾蘭人，以及最近的艾滋病與海地人都曾經被建立起類似的聯繫。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也是如此，1899年夏威夷和1900年舊金山暴發的鼠疫進一步加劇了對華人移民的限制。市政府官員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改善唐人街的社區衛生環境，而是選擇對華人採取強制性的隔離措施。

　　當然，政治常常裹挾科學為其服務，但意識形態和政治私利永遠不能成為掩蓋真相的理由。當前，已有很多學者對新冠病毒有關的科學議題（包括戴口罩、社交距離、疫苗）在美國被高度政治化深表憂慮。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拜登在演講中嚴厲抨擊特朗普政府的疫情政治化操弄，當時他曾説：“它影響著我們所有人，可以奪走任何人的生命。這是一個病毒，不是政治武器！”然而拜登政府上臺後，依然肆意利用病毒政治化手段，對別國進行污名化，轉移國內國際對其疫情防控不力的關注。

　　在此，我們忠告美國政府，新冠病毒還在不斷變異，人類對危害更加巨大的新冠病毒“德爾塔”變種的了解尚處於初級階段，只有把病毒溯源問題交給科學，才有助全世界共同抗擊新冠病毒這個人類公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