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地球：來自中國的智慧
治愈地球：來自中國的智慧
本報記者 李祺瑤 通訊員 鐵錚
遠離市井喧囂，安寧而富有詩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令俞孔堅心嚮往之。在這位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教授的心中，也有一處“桃花源”，那裏溪水環繞，田野豐沃，兩棵大樟樹濃蔭蔽日，一片樹林生機盎然……那裏，是他兒時生長的小村莊，召喚他在生態環境修復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20多年來，他踏訪國內外250座城市，主持建設了600余項工程，致力於將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智慧和先進現代科學結合，開創性地提出構建“生態安全格局”“海綿城市”等理論和方法，為解決城鄉生態與環境問題、改善人居貢獻力量。
今年5月，俞孔堅獲得“柯布共同福祉獎”，這一世界範圍生態哲學和生態文明領域的最高獎項，是對他將中國智慧運用於“治愈地球”的最好褒獎。
從騎牛娃到歸國學者
浙江省金華市，白沙溪和婺江的交匯處，有個叫東俞的小村莊，俞孔堅就出生在這裡。村前的風水林，村口的大樟樹，村裏的水塘……大自然的一切，深深地刻在他腦海裏。
“在田間勞動時，我學著大人們平整田地，挖池塘——調節旱季和雨季的水資源，種植和收穫各種農作物，灌溉稻田的水系中有數不清的青蛙和魚類，我會用田埂上的青草餵養照料水牛、兔子和山羊，和玩伴們在甘蔗林、油菜花田和桑樹下玩捉迷藏的遊戲。”回憶少年時的美好時光，俞孔堅嘴角揚起微笑。從小他就知道，每寸土地和每滴水都非常珍貴，村民們敬拜土地爺、水神以及傳説中“治洪水、理九州”的大禹，也懂得繼承祖先智慧，適應自然、開荒闢地，“面對不可捉摸的天氣，我們必須合理地設計和管理田地，遵循自然的迴圈節律，避免浪費並懂得適應，才能生存下去。”
受“文革”影響，本該讀書的年紀，村裏的孩子們卻無學可上。“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很可能會子承父業，成為一個好農人。”俞孔堅跟著父親學習如何耕種農田、管理水源、規劃土地，但是安逸的生活中，身邊的環境卻在悄然發生變化。上世紀70年代，生産隊裏開始使用農藥和殺蟲劑，“那時我只有十幾歲，跟在大人們身後，往農田裏噴灑農藥。”俞孔堅回憶道，幾乎一夜之間，水塘裏的魚全都翻了白肚，慢慢地，稻田裏的青蛙、泥鰍消失了，村口樹林裏的樹木開始減少，“當時的我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親歷著鄉村的巨大變化，然而這段經歷在日後影響了我的一生。”
恢復高考，俞孔堅迎來人生的重要轉變。1978年的一天，夕陽西下，他騎著水牛回家，一位從部隊轉業到村裏教書的退役軍人叫住了他：“你有機會上學了！”他高興得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爭分奪秒地補上已荒廢的初中課程，勉強考上了高中。
1980年，俞孔堅參加了全國統一高考，成為當地農村中學300多名應屆生中唯一的幸運兒。這一年，他被北京林業大學錄取，成為該校園林專業從全國統一招收的30名學生之一。
大學的招生電話打到了學校，俞孔堅的班主任激動壞了，騎著車趕到家裏報喜：“孩子爭氣！園林專業有前途，咱去首都北京建造花園！”
在大學裏，全國頂尖的園林學教授們為俞孔堅和同學授課，他如饑似渴地學習著園林專業的知識，在專業課之外，還探索起地理學、地質學、地貌學等。
“離開滿是泥土的東俞村，來到繁華的都市建造花園，這對我和父母而言，都是令人憧憬的。”但是，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後，開始雄心勃勃地為城市建造美麗花園時，俞孔堅卻發現，家鄉的“桃花源”已遭破壞：神聖的樹林消失了，香樟樹只剩下樹樁，清澈無比的小溪成了採砂坑，鮮活的魚兒不見了蹤影……
身在都市，他卻時常想起東俞村和白沙溪，想起村裏的父老鄉親。他反問自己：除了在城市建造園林，還應該做些什麼？花園和城市的圍墻以外，那些養育著全國約3/4人口的廣大國土，是否也在期待著自己的呵護？這種責任心和使命感在他內心深處愈來愈強烈。
上世紀90年代，他前往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主攻景觀規劃和城市設計，尋求新的靈感。自那時起，不斷思索的兩個問題，一直驅動著俞孔堅的整個職業生涯，即如何基於空間規劃的協調思想，在土地和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實現生態保護與城市發展的平衡？環境的可持續性與藝術之間存在何種聯繫，如何實現生態與藝術的統一？
畢業後，俞孔堅被美國SWA城市設計與景觀設計公司錄用。筆下是豪華地産設計，腦子裏是新城市的宏圖美景，過著自由愜意的生活，他卻感受不到期待中的快樂。他知道，在大洋彼岸，家鄉故土更需要他：城市的老舊建築被推倒，山丘被夷為平地，湖泊和濕地被填塞、污染，河流被渠化硬化，公共廣場和景觀大道建設成為時尚……
俞孔堅選擇直面挑戰。1997年，他飛回祖國，開始踏上用景觀設計修復生態的“治愈之旅”。
從大運河保護到生態安全格局構建
回國後，俞孔堅在北京大學地理系任教授，和摯友李迪華一起開設了景觀設計學課程，從3名學生開始，建立景觀設計學科。
那時，人們仍習慣於把他簡單地看作“造園師”，認為他與城市發展、土地和水資源管理、防洪和生態恢復等關於國土、城市化發展與生態的問題毫不相干。為了恢復被摧毀的“桃花源”，他盡一切努力將景觀設計恢復作為“生存的藝術”，呼籲更多人看到景觀設計學的重要性。
創辦《景觀設計學》期刊，邀請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來中國做講座，連續舉辦15屆景觀設計學相關的國際會議……在他的努力下，北大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創辦起來了，他擔任首任院長。如今該學院已有200名在校生，600多名畢業生在這裡學業有成。
俞孔堅踐行的是生態優先的逆向規劃，致力於推動相關政策的變化。他意識到，扭轉傳統規劃造成損害的唯一方法，是説服決策者改變相關政策。於是，他馬不停蹄為各地市政決策者做了300多場講座；給高層決策者乃至鄉鎮領導寫信、探討，説服他們回歸“桃花源”。
對於京杭大運河的保護，俞孔堅十分關注。“大運河的價值絕對不是單一的運輸或文物價值，大運河連綴了各地城市，伴隨著船運和經濟交流，還有豐富的民俗、飲食等文化的傳播。”為此，俞孔堅帶領團隊對大運河北京通州段進行考察，後來又把考察範圍擴大到蘇州、杭州等地。2004年，關於京杭大運河保護的研究課題由國家文物局立項。他招募了30余名學生，在他和李迪華的帶領下，一路從北京騎行至杭州，歷時一個月，涉及運河沿線北京、天津2個直轄市和河北、山東等省的18個地級市的沿運河區縣，涵蓋了京杭大運河的10個河段。
“我們一路騎行，記錄下沿河的閘、壩、橋、碼頭、渡口以及驛館、寺廟、碑刻等遺産資訊，包括每項遺産的現存地址、時代、目前保存狀況、文物級別等，盡可能獲取全面的第一手資料。”俞孔堅説。然而沿途看到的“風景”，卻令人惋惜：運河樞紐遺址遭到重大破壞，有些已渺無蹤跡，歷史文物保護現狀堪憂。
“這次調研，我們發現了1562個有跡可循的遺産點，有一些很重要的歷史遺跡原貌已遭到破壞，甚至完全消失。”俞孔堅舉例説，比如明朝年間著名的南旺水利樞紐工程，從大汶河引水濟運河，汶河水經南旺分水閘分流，三分往北流、七分往南流，由於黃河改道從山東利津入海，如今這一段運河不再通航，這一工程也被廢棄和遺忘了，附近的龍王廟早已不見蹤跡，剩下的禹王殿、觀音閣等遺跡也殘敗不堪。“類似這樣運河沿線文物及遺産的破壞，多得令人揪心。另外，很多河道成了生活垃圾處理站、排污溝，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師生們共同努力，將大運河沿岸的1562個遺産點進行了GPS定位，建立了京杭大運河遺産地理資訊數據庫，並制定了相關的保護原則。這是目前較為系統研究京杭大運河的一項重要成果。
2006年，俞孔堅給當時的國務院領導寫了一封信，提出三項建議。其中一項就是建議儘快進行大運河的保護，建立大運河國家遺産與生態廊道，而這項建議也推動了京杭大運河申遺的進程。
另兩項建議的提出，則緣于當年中央一號文件發佈的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其中有一些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概念，我擔心少年時在家鄉見到的一幕幕會重演，使幾千年的鄉土生態和文化景觀被快速抹去。”為此，俞孔堅在信中建議構建國家生態安全格局，規劃一個保障國土生態安全的網路體系，他提出的概念，可以幫助識別和保護重要景觀，維護它們的自然、生物、文化和休憩價值與功能，最終保護對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極為重要的生態系統。同時，他還建議要儘快保護鄉土遺産。
國務院領導很快作了批示，並責成有關部門研究辦理。俞孔堅獲得國家環保部資助，進行國土生態安全格局規劃的研究。他帶領團隊首創生態安全格局和逆向規劃方法，用以協調生態保護和城市建設之間的矛盾，“這一成果已成為生態保護紅線劃定的理論支撐。”俞孔堅興奮地説，“構建國家生態安全格局”這一建議被採納並寫入國家有關文件中，研究成果支撐了相關法規的制定，理論方法被廣泛應用於全國生態安全格局規劃及北京、廣州、深圳等大量的城市規劃中。
從“大腳革命”到“海綿城市”
俞孔堅在很多報告和演講中，都會提到一個詞“大腳革命”，這是他所有設計理念的核心，也是他多年來一直倡導並踐行的。
“如今的城市，因過度依賴工業技術，而被鋼筋混凝土的灰色基礎設施束縛，喪失自然的、生態的韌性與活力。”俞孔堅打了個比方，就像歷史上年輕姑娘為了所謂的漂亮而被迫纏足，城市也需要自然的“大腳”來解放，“我們對待土地、江河也是如此，用鋼筋水泥構築的防洪堤，把大江大河全部裹上水泥，試圖來防範水患，但事實上，城市內澇問題卻越來越明顯。”
在中國，幾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渠化和硬化，美麗而生態的自然河流已然稀缺。世界上有超過一半的高壩位於中國，但每年因洪水造成的損失仍然十分巨大。受季風氣候影響，中國大部分城市都易發生內澇。為此，俞孔堅倡導汲取古代生態智慧，創造基於自然的生態工程技術，“我們已經通過借鑒梯田臺地、水池坑塘、桑基魚塘、垛田浮島等傳統農業技術，形成一套可複製的生態工程技術模組，以經濟有效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生態修復，以應對氣候變化及相關問題。”
俞孔堅一直將城市水系統作為研究重點，用“海綿”概念來比喻自然系統的洪澇調節能力，提出“河流兩側的自然濕地如同海綿，調節河水之豐儉，緩解旱澇災害”，通過維護和完善城市的河流水系網路和濕地系統，來給城市提供綜合的生態系統服務，包括提供乾淨的水，調節乾旱和雨澇，補充地下水，為多樣化的生物提供棲息地，為城市居民提供休閒和審美啟智的服務。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俞孔堅至今印象深刻，“大雨結束後，我們立刻去全市各區內澇嚴重的地方調查。”俞孔堅説，經過調查發現，引起內澇的原因並不是防洪設施不足，而是自然系統被破壞了，城市失去了自我調節的能力。7月26日，俞孔堅向政府部門遞交了一封信，主題就是“建立‘綠色海綿’系統解決城市內澇問題”，他在信中寫道：雨水不應是災害，而是福音，全國都在面臨水資源短缺問題，我們不應該通過修建“灰色”市政排水工程的方法把珍貴的水資源排走，解決城市雨澇問題，而是要用“綠色海綿”把雨水留住。由此，俞孔堅提出了海綿城市及海綿國土的概念，“將城市裏所有的綠地、公園、街道、河道等都‘海綿化’，吸收雨水，回補地下水。”
海綿城市的概念很快上升至國家戰略。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建設自然存積、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
而俞孔堅也在用大量實踐向世界證明，人和水、人和自然可以和諧共生——
在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園，他設計採用了人工濕地收集雨水和凈化中水的綠地系統，被稱為大地生命的細胞；
在浙江省臺州市永寧江，他將水泥駁岸重新設計為生態堤岸，城市河道成為“雨洪公園”，可以削減至少一半的洪峰流量，並通過創建季節性的自然濕地來維持自然過程；
在河北省秦皇島市的河流整治過程中，他引入了一條“紅飄帶”，將雜亂的自然環境改造成了有序的城市公園；
在瀋陽建築大學的校園景觀設計中，他借助稻田元素定義校園的形態，將雨洪管理與再利用結合在一起，收集校園內的雨水，用於水稻的灌溉；
在位於海南省三亞市的紅樹林公園，他將一片混凝土防洪堤內的荒蕪土地，成功地修復為紅樹林和遊人共同的樂園，重建因城市快速發展而遭到破壞的紅樹林棲息地；
在北京永興河生態廊道，他將季節性的城市排水通道變成了具有彈性的綠色海綿，以保留和凈化城市雨洪；
在俄羅斯喀山市卡班湖群濱水區，他以“彈性帶”作為主要設計概念，沿卡班湖打造了一個連續的景觀網路系統；
馬來西亞新行政首都太子城的搬遷，也引入了他的海綿城市設計……
這些建成項目以生態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享譽國際，獲40余個國際專業領域權威獎項，還曾獲得5次世界建築節全球最佳景觀獎，13個項目獲得美國景觀設計年度獎，3次獲得國際建築獎。2016年，俞孔堅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去年，他獲頒世界景觀學與風景園林終身成就獎——傑裏科爵士獎，今年獲生態文明建設領域最高獎——柯布共同福祉獎。
“這是對中國智慧、中國城鄉生態環境建設成果的肯定。”摘獲全球最高榮譽，俞孔堅很開心，更令他欣喜的是，心中的那片“桃花源”正在修復。他説，他還要在這段“治愈地球”的旅途中繼續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