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堂課，習近平説要“善用之”

　　兩會期間，在全國政協醫藥衛生界、教育界聯組會上，有委員提出，要向廣大青年學子講好抗疫這堂生動、深刻的“大思政課”。

　　“你的建議很好，這個‘大思政課’我們要善用之。思政課不僅應該在課堂上講，也應該在社會生活中來講。”習近平總書記點點頭，“拿著一個文件在那兒宣讀，沒有生命、乾巴巴的，誰都不愛聽，我也不愛聽。”

　　今天，小組就和大家聊聊“大思政課”這個話題。

　　一

　　“我為什麼對焦裕祿那麼一往情深，就是因為我在上初中一年級時，當時宣傳焦裕祿的事跡，我的政治課老師在講述焦裕祿的事跡時數度哽咽，一度講不下去了，捂著眼睛抽泣，特別是講到焦裕祿肝癌最嚴重時把藤椅給頂破了，我聽了很受震撼。”

　　2019年3月，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習近平分享了自己青少年時期上思政課的經歷。他説，上中學時，學的政治課本叫《做革命的接班人》，書上講的“熱愛生産勞動，艱苦奮鬥，用自己的雙手建設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立雄心壯志，做革命的接班人”等，影響了他們這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和人生選擇。

　　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節孕穗期”。這一時期，青少年的心智逐漸健全，思維愈加活躍，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作為立德樹人的關鍵課程，思政課肩負著引導學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重要使命。

　　然而，相較于這份重任，當前校園中的一些思政課卻難言合格，有的甚至淪為“點名課”“刷分課”。

　　揚州大學校長焦新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多年來，高校思政課過度偏向理論性和思辨性。在一些學校，理論灌輸的課堂形式仍較普遍，不少教師難以較好地把握課堂效果，學生缺乏興趣，教育難以達到預期。

　　一位高校的思政課教師告訴小組，上思政課最擔心的問題就是理論脫離實際。“理論上分析得頭頭是道，但學生到社會生活中一看，並不完全是這麼回事，就會認為我們在‘唱高調’。久而久之，大家就覺得這門課‘沒用’。”

　　傳統課堂陷入教學窘境，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也在發生變化。生長于“大國時代”的當代青少年，普遍擁有更紮實的知識、更開闊的視野，更加開放自信。習近平説：“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中國的70後、80後、90後、00後走出國門，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

　　由於身邊的發展成就可感可觸，當代青少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有著更旺盛的認知需求。如果思政課不能順應這種思想變化，仍然照本宣科、應付差事，講些沒有溫度、沒有觸感的“死理論”，那麼“到課率”“抬頭率”勢必大打折扣。

　　二

　　要講好思政課，現實永遠是最好的題材。

　　上個世紀，有位工人問王進喜，什麼是馬列主義？王進喜告訴他：你看我們冬天打井，零下30多度，鬍子凍成了冰葫蘆，頂著刀子一樣的西北風，推著幾百斤重的大鉗，使出渾身的勁，“咔嚓”一聲就打進去了，這裡就有馬列主義。不幹，半點馬列主義也沒有。

　　王進喜目睹並實踐著“井是打出來的”“事業是幹出來的”這一鐵律，在頭腦中形成了“不幹，半點馬列主義也沒有”的認識，又以樸素話語講出了馬列主義的精髓。這不正是用現實故事給身邊人上的一堂“大思政課”嗎？

　　眼下，抗疫就是一堂生動的“大思政課”。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率先控制住疫情。習近平説：“我們成功戰勝了疫情，又率先使經濟由負轉正，經受了嚴峻的考驗。這不是一時之運，有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其實，值得解讀和闡發的現實素材還有很多。比如，上海的每人平均醫療費用不到紐約的1/10，為何在每人平均預期壽命上卻比後者高2歲？面對貧困這一人類社會的頑疾，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為什麼能取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

　　一個故事勝過一打道理。中國取得一系列發展成就，為思政課建設提供了豐沛的源頭活水。諸多事例，信手拈來，學生既能學習理論，又有現實中的事與之呼應，自然就愛聽，自然就會懂，自然就肯信。在這樣的氛圍中講思政課，何愁講不好呢？

　　三

　　當下，許多地方都在積極探索“大思政課”的實踐路徑，不斷突破只在課堂講、只靠書本講、只靠老師講的傳統模式。

　　比如，山東濟南建立了100個實踐教學基地，其中既有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也有社區和農村。在一次次實踐中，學生們見識到了脫貧攻堅帶來的鄉村巨變，在課堂外的“大天地”感受到了國家發展脈動。

　　又如，2020年暑假，北京科技大學舉行以“講述抗疫故事，樹立制度自信”為主題的社會實踐活動。該校馬克思主義學院組織學生建立24支小隊奔赴全國各地，收集整理疫情防控期間的先進事跡和典型人物，並形成實踐報告、學術論文、微電影等系列成果，學生們深受震撼和感動。

　　青少年探索實踐的過程，也是理解中國的過程。他們面臨的問題和困惑，往往能在現實素材、親身實踐中找到索引，進而追溯到國家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等層面，對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等根本性問題也就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所以説，上思政課不能把“硬梆梆”的理論直接“扔”給學生，而應將思政小課堂與社會大課堂結合起來，真正上好“大思政課”。